记者 李岚

　　近日，一连串与民间借贷相关的负面新闻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先是4月7日本色集团吴英案二审在浙江金华开庭。此前，吴英因“集资诈骗”数亿元一审被判死刑，但舆论却以民间金融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倾向于希望留吴英一条生路。

　　紧接着，4月13日包头亿万富豪金利斌不堪高利贷压力自焚身亡，却又为民间借贷的未来命运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一夜暴富、一朝解体———正如本色集团一样，这是许多靠民间借贷发展的民营企业的真实写照；像吴英、金利斌这样的“祭旗者”也为数不少。但这些事件在暴露出民营资本活跃地区金融管理存在漏洞的同时，民间金融愈演愈烈现象的本身也恰恰说明了，它是市场不可遏制的内在需求，而目前对于民间金融的限制已经远远滞后于现实经济的发展。

　　利率市场化的内生需求

　　一方面是民间借贷纠纷不断、犯罪率上升，另一方面却是民间借贷日趋繁荣，特别是近期利率一再飙升。数据显示，4月份，具有风向标意义的温州地区民间借贷年化利率已经高达180%，远超当前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6.4%。

　　据高和投资联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鄂尔多斯民间资本投资趋势报告》保守估算，鄂尔多斯汇集在民间金融系统的资金量至少在2000亿元以上，当地民间金融系统规模则已远远超过当地银行存款存量规模。值得关注的是，目前鄂尔多斯、神木等地民间资本已形成一套相当完整和初具规模的民间借贷体系，甚至于可以与当地银行体系分庭抗礼。

　　“如果结合山西、陕北同一类型的能源型区域特点，估计民间资本总量肯定超过上万亿元规模。”哈尔滨银行投资银行部首席研究员王亚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草根金融的民间资本正在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一股正在崛起的新力量，并对部分地区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以温州为例，由于民间资本的自由流动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资本的收益率，已经成为推动温州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据记者了解，目前由民间资本发展而来的民营经济在温州地区经济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实现生产总值和应交增值税均占到全市的90%以上，吸纳了大约75%的就业人口。而温州民间资本所带来的“鲶鱼效应”，还有效地激活了一些地方的经济内生动力。

　　不过，根据目前我国对于民间借贷的限定：一是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批，不能够设立类似银行的融资性中介机构，自筹资金或者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形式来发放贷款，如地下钱庄。二是直接的民间借贷，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借贷的利息不能超过国家规定的银行利率的4倍。

　　那么，民间借贷近年来屡破监管禁区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原因？

　　从表面看，直接的诱因莫过于宏观调控的由“宽”入“紧”。进入2011年以来，在以稳物价为首要政策目标的背景下，随着央行5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2次上调基准利率，整个金融体系内的流动性明显趋紧，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市场融资需求未见降温。官方融资渠道的继续收窄，逼迫大量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为渡过难关转向民间借贷，从而导致银行贷款规模缩小，民间借贷规模扩大、利率上升。

　　“但从深层次原因说，民间借贷之所以能够长足发展，实质上是顺应了利率市场化的需求。”王亚玲分析说，首先，银行业的资产增值能力不及民间资本。在利率管制条件下，大部分资金在银行体系内的收益率较低，甚至处于负利率状态，而民间借贷高达180%的收益率必然吸引资金流向民间借贷市场。其次，中小企业资金需求旺盛，在我国现行制度下，各家银行依然比较偏爱大型优质客户，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当前国家收紧信贷趋势下，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加突出，这些企业就成为民间借贷的主力军。

　　不难看出，在上述两项原因背后隐藏着一个规律，即：资金的价格、供应量应由市场供需双方自由决定。换句话说，民间借贷较好地顺应了利率市场化的需求。

　　民间借贷何以规避风险

　　以前，一提到民间借贷，人们往往首先想到高风险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但现在，这种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一些业界专家研究发现，民间借贷有着独特的风控体系。一些民间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水平远低于国有银行体系，有的甚至至今保持着不良贷款的零纪录，这些民间资本展现了较高的风险控制水平。

　　据观察，面对同样的信用环境、同处一个跌宕起伏的市场，依照商业银行现行的审核标准，一些项目往往被拒之门外，但民间资本往往能通过设计新的融资方案，顺利规避风险。那么，这些民间机构是怎么做到的呢？

　　应该说，一方面，由于民间资本对市场嗅觉灵敏，反应迅速，极易发现和投资高收益高回报的行业，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金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民间资本独特的投资理念和成功的投资操作，已经成为民间投资的风向标，不管是在上行周期还是在下行周期，温州民间资本始终保持着灵活性，规避风险能力逐步提高。这些都为民间借贷的安全提供了保证。

　　而分析民间资本风控的独特表现可见，一方面，民间借贷体系核心是熟人体系下的信任关系，风险大但较银行更高效率、更灵活。借贷双方熟悉且互相相信，流动性比较差。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有非正规的制裁机制发生作用，即所谓的社会排斥。为此，借款者往往要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还款以维持信用。另一方面，民间借贷的规模和范围相对较小。民间金融的安全性依赖于地域的相对封闭，如果业务范围特别广阔，容易导致信息不对称，产生各种金融危险。

　　另外，为保证借贷资金安全，高利贷放款人除了在事前精心设计外，当借款人无法偿还借款时，依然可以到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律来保护其并不合法的利益。因为，即便法官明知道是高利贷借款，但苦于被告无法提供相应证据而无法采信。比如，大多数借条上只有借款金额，并无利息；很多都约定了高昂的赔偿金额。

　　“说到底，由于民间机构真正在按照市场规则行事，而银行则很有可能在按照官场等规则行事，所以，他们的表现有很大区别：前者灵活，后者僵化，而这也正是民间资本能够长期存在并不断繁荣发展的根本原因。”王亚玲说。

　　鼓励创新填补资金“断层”

　　当然，民间资本潜藏的风险不容否认。

　　由于信用体系薄弱，民间借贷基本上无抵押、无担保，也没有央行这样的强力后盾，一旦发生大的信用崩溃风险后果严重。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就曾表示，如果民间借贷利率过高，偏离市场平均投资收益水平，隐藏的金融风险会随之而来。一旦地下金融组织发生资金链断裂，出现经营者携款出逃现象，受影响的都是普通投资者和外来打工者的利益，容易导致社会生活和秩序的不稳定。

　　而由于民间借贷的繁荣和衰退与经济周期走势密切相关，因此，近期民间借贷风险暴露趋势有所抬头。数据显示，2011年一季度GDP为96311亿元，同比增长9.7%，较去年同期增速下降了2.2个百分点。随着我国经济一季度放缓，有关温州企业“逃跑”的传言也重新蔓延开来。对此，温州工商联秘书长赵文冕表示：“2011年下半年会有一些企业顶不住。”

　　民间资本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符合了利率市场化，利率的走势实质上是资金供需双方博弈的结果。业内专家认为，银行业要欢迎利率市场化的到来，理顺资金价格机制，凭借已有的客户资源、服务能力，提供更多的服务方案、产品，帮助客户实现资产的最大化增值，民间资本自然会再次流入银行体系内。

　　从民间资本的发展趋势来看，近年的民间资本正以担保公司、典当行、投资公司等形式出现，绕过银行体系及监管体系，使得资金借贷趋于表面上的合法化。为此，王亚玲建议，监管层应疏堵并举，一方面加强监管，防范民间资本的流动造成地区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促使放贷具有法律依据，并逐步将其纳入监管体系内；同时，降低民间资本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入股村镇银行的门槛，真正促使民间资本成为银行体系、资本市场等金融主体外的重要补充，各种金融主题相得益彰，共同促进经济发展。

　　此外，从实际情况看，资金借贷市场中，由于正规的银行借贷和民间资金需求之间存在着断层，银行借贷无法满足村镇级的全部合理资金需求，这也是民间借贷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原因。而基于成本的考量和市场化的决策，正规银行借贷也不可能覆盖全部城市乡村。业内专家据此认为，当前，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鼓励金融创新，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填补这个断层，使民间借贷阳光化，从源头防范非法集资风险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