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程瑞华

　　2011年5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其中引人注目的社会融资规模作为“宏观监测”重要指标之一被首次引入报告。并且在央行报告中指出“加强对社会融资总量的监测与调节，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和节奏”。这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思路，反映了央行货币政策怎样一个监管理念？对社会融资发展又有何指导意义？就此类问题，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晓欣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报告》为什么用“社会融资规模”代替之前一直使用的“新增人民币贷款”或“新增银行贷款”指标？

　　刘晓欣：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其最重要的背景是社会融资来源多样化。随着我国金融结构多元化趋势明显，金融市场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股票、债券、基金等多种新型融资工具不断出现，直接融资比例明显提高,同时，商业银行表外业务也对贷款表现出较大的替代作用。

　　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在2002年，人民币新增贷款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比重达到92%，而在随后的年份中逐步降低，2010年人民币新增贷款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比重仅为55.6%，8年间下降了近37个百分点；而企业债和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规模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比重则由2002年的4.6%，上升至2010年的12.5%，增长了近三倍。2011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贷款融资规模的增长势头放缓，增长率为16.6%，但其他方式融资的规模却增长了近10%。

　　记者：迅速增长的社会融资规模，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在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大部分金融机构在监管层面并没有发生重大的问题，甚至看似很健康，雷曼兄弟破产的前五天，其资本充足率仍高达11%，为最低监管要求的三倍。但就是这些看似健康的金融机构，却共同上演了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刘晓欣：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具有讽刺性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忽视了各类虚拟资产已经积累的规模，造成了各类虚拟资产的过度发行和膨胀，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实际资产出现了严重的非对称性所致。统计资料显示：20世纪50~80年代以前，美国的宏观资本化杠杆率（新增虚拟资产与GDP之比）在5倍以下。80年代证券化之后开始攀升，90年代加速，从1990年的6倍增到2000年的9倍多，2000年后这个趋势还在继续，2007年最高，达到了近11倍的水平。宏观资本化杠杆率的上升趋势与美国经济虚拟化加速发展完全同步，它见证了美国资产膨胀的历程，也证实了系统性风险在经济中的膨胀过程，2007年也正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前夜——11倍的宏观资本化杠杆率反映出虚拟资产与实际资产的比例严重失调。

　　记者：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将“社会融资规模”纳入宏观监测指标，不仅对实体经济获取资金以及虚拟资产的发行等进行更全面的描述，并为货币政策制定以及政策效果的观测提供了依据，同时也是金融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下系统性风险监测和防范的需要？

　　刘晓欣：是的。虚拟经济理论认为，资金的运动和联系，使国民经济中的各个部门和资产也不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对社会融资活动的监测也不应仅局限于银行体系，而是应将银行、股市、债市、基金市场等看作一个整体。

　　我国传统的人民币贷款和银行体系流动性等指标已经无法完整地概括和显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情况以及虚拟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情况，以控制新增贷款规模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其作用和效果也会受到较大影响，需要引入“社会融资规模”以更加全面地反映整个实体经济的融资情况，为相应的政策制定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股票、债券等虚拟资产发行和积累规模以及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状况。所以，引入“社会融资规模”，考虑股票、债券等虚拟资产的发行和积累，而不再将视野局限于银行贷款，有助于对系统性风险进行监测，对维护虚拟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记者：“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指标的引入，还需要哪些配套措施？

　　刘晓欣：“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指标的引入，对我国的货币金融统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的货币金融统计，尤其是人民银行公布的统计数据，仍是以银行信贷为核心，对其他融资活动和相关资产的涉及十分有限。同时，以资产发行为代表的融资活动并不是资金运动的全部，以各种虚拟资产交易为载体的资金运动更是影响金融、虚拟经济乃至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力量。在对社会融资规模进行监测的基础上，对由资产交易而形成的部门间和资产间的资金运动进行监测，以防范风险积聚，也是十分必要的。这些都需要对我国现行的货币金融统计进行发展和变革，尤其是需要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部门的相互协作和资源共享，将股票、债券、基金、期货、房地产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品等都逐步纳入，逐渐形成一套口径统一、可得、可测、可比的货币金融统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