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子宇 发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真是一个舒适的下午啊。”教授喃喃自语。

　　5月14日下午，上海，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和凉爽的微风，一位银发的外国人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的校园里漫步。因为是周末，学校里人不算多，偶然有人经过，大多看一眼便走过了，也有些人突然发现，这位风度翩翩的长者，就是正在交大安泰管理学院内举办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行活动的最大主角—2010年的获奖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经济系主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教授。

　　许多女性发出这样的称赞：“他长得真帅！”对于一位70岁的老人来说，真是一种特殊的赞美。

　　“其实我两年前也许相貌更好看一点。现在不行了，老了。”当听到这样的赞誉，教授幽默地回答。

　　在会议期间的小歇中，皮萨里德斯教授与本报记者在休息室聊了很久，聊他去过的国家，聊英国，聊中国，聊着聊着，皮萨先生突然起身，走出休息室来到了校园中。他想看看交大。作为一个学者，异国的校园对他有着特殊的吸引力。于是就有了以上这一幕。

　　纯粹的学者

　　“教授真是一个非常儒雅的人。”这是整个中国之行过程中，听到的最多的对于皮萨里德斯教授个人的评价。他所到之处，无数人被其风度和修养所折服。在留下足迹的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所城市。他的一言一行，各种点点滴滴的细节，无不体现出其友善和随和。

　　比如，由于教授的姓氏“皮萨里德斯”在中文里发音比较长。很多人就简称他为皮萨教授或者皮萨。很快教授本人也知道了这个称呼，对于这个发音类似“比萨饼”的昵称，他不仅不介意，而且觉得很有趣，经常拿这个出来开玩笑。不过，实际上教授自己的昵称是克里斯（Chris），这来自他的名字克里斯托弗，他身边的人喜欢这么称呼他。

　　作为一个塞浦路斯人，皮萨里德斯教授并没有浓重的英国口音，更不要说牛津腔或者伦敦腔了。但是他语速适缓，音调平和，讲话中透着典型的知识分子气息。和教授说话让人感到很舒服，因为他温雅的说法方式，那即没有老师教导学生的居高临下感，也没有意见领袖针砭时弊的火爆味道。“他是一个很纯粹的学者。”这是在西方媒体上许多人对于皮萨里德斯的评价。而且，关于他的资料也非常纯粹，很难寻找到一些争议事件或者花边新闻。

　　“其实我的研究主要基于数学，我基本不评论政治。”教授谈起自己的低调。事实上，使得皮萨里德斯教授获得诺贝尔奖的“搜索与匹配”理论已经是他10多年前的研究成果了。这么多年以后，依靠着自己在象牙塔中的钻研，他才获得了很高的学术地位，包括历史悠久，诞生了无数巨匠（如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弗雷德里克·哈耶克）的伦敦政经学院经济系主任这一殊荣，这些都不是诺贝尔奖的产物。事实上，在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教授的用词都是非常中性的，尽量避免犀利的或者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语句。

　　每到一处，皮萨里德斯教授总是要面对大量的签名和合影要求，虽然紧凑的时间安排已经让教授本人感到非常疲惫，甚至有时候他告诉陪同人员自己觉得头晕。但他又总是来者不拒，而且总是最努力地配合对方的请求。当有人递上一个本子的时候，教授往往不会只是简单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而是先和翻译打听：“对方需要我写点什么吗？还是只是签名就可以了。”至于合影，即使合影太多让他的笑容多少已经显得有点僵硬了，但是他依然努力摆出最好的姿态满足别人的要求。

　　“拒绝别人总是不太好的。”当被劝说尽量不要让自己太累的时候，皮萨里德斯教授这样回答。

　　而在中国的几天时间里，皮萨里德斯教授也从不多麻烦随行人员，很少向他们提出要求，尽量配合活动举办方的时间请求。同时，他保持了一份标准的英式优雅和矜持，从来不见他匆忙或者焦急地要做什么事，但是同时也良好、准时地保证了每一个环节按时按质完成。这是让中方陪同人员由衷欣赏的一点。

　　有人称赞皮萨里德斯教授有古风，而在交大校园里的那次“偷偷出溜”中，当他发现了教学楼里有一尊孔子的雕像，他立刻饶有兴趣地请求随行人员帮助他和孔子雕像拍一张合影。作为一个出生在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人，教授对古典时代的东西方学者，自然有着特殊的情缘。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他也热爱着萨摩斯甜葡萄酒。

　　“准中国女婿”

　　皮萨里德斯教授是一位低调的人，直到这次他来到中国，人们才知道，他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准中国女婿，因为他有一位中国未婚妻。英文名叫做Rachel的魏莉华女士出生于成都，但6岁的时候就随父母迁移去了香港，并在那里成长、学习，后来她去了欧美留学，在英国，她和现在的未婚夫皮萨里德斯教授相识并最终相爱。

　　除了是诺贝尔奖得主的未婚妻以外，Rachel有着属于自己的学术事业。她是伦敦政经学院的一名讲师。1996年她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本科，最终在2001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发表了差不多30篇论文，主要关注的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以及增长与发展理论。而最近她对房地产产业有着特别的研究兴趣。作为一名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学者，显然她和皮萨里德斯教授在爱情之外，又有着其他的共同语言。即使在中国之行的过程当中，Rachel和教授有时候也会在休息的时候讨论一些经济学问题和目睹的经济现象。

　　在上海参观的时候，来到以前是法租界的衡山路。教授和他的未婚妻被这里浓郁的欧陆风情所吸引，尤其是路边整排的法国梧桐树。当未婚妻对这些树木发出由衷的称赞时，皮萨里德斯教授不禁“抱怨”，“在我们LSEDE的附近也有许多这样的树，难道你没有见过吗？”

　　Rachel巧妙地回答：“我确实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一直在注意着你。”这番甜蜜让这对爱侣会心一笑。

　　在未婚妻面前，皮萨里德斯教授经常展现出不同的形象。有时候，他喜欢和未婚妻开玩笑，甚至表现出一种近似孩童的天真。在一次午饭的时候，教授点了一碟广东常见的炒河粉，他被这种食物吸引，以至于不断地用筷子去夹，于是Rachel忍不住“抱怨”道：“你啊，就不能一次性多夹一点吗？这样不是比每次夹一点要好。”

　　结果，换来的是，教授开始每次只夹一条，还刻意展示了这个动作，以示对未婚妻的“答复”。

　　而在另一方面，教授常常时不时表露出他对未婚妻的浓浓爱意。他时常在不经意间，慢慢地握着未婚妻的手，然后长久地默默地握着。同时也不时这样告诉别人：“你们知道的，中国妻子对丈夫特别好。”

　　作为常年生活工作在英国的人，教授身上有着一种英国人常见的不紧不慢的气度。而未婚妻Rachel则更带着中国人的性急。每天早上出发的时候，总是Rachel一个人先下来，然后过一会儿，教授本人才到。

　　这个时候，Rachel就要开始批评未婚夫的慢性子，诸如“行李收拾得太慢了”之类。这个时候，皮萨里德斯教授总是微笑着，面对着未婚妻的不满。然后自己一个人提起两个大行李箱—让人微微吃惊于他的体力。是的，Rachel透露，来自岛国塞浦路斯的教授极爱在海里游泳，游得特别好。“就好像一条大鱼一样。”

　　在皮萨里德斯的中国之行中，还有非正式的一站，那就是Rachel的故乡成都，她有许多亲戚至今还生活在那里。在来中国的飞机上，Rachel做了一个梦，梦到了自己的外婆。于是教授体贴地表示，既然你梦到了自己的外婆，那就去成都看看自己的外婆吧。于是教授的行程临时得到了修改，临时决定在完成了诺奖得主中国之行后，去成都“娘家”走一趟。不过，这不是皮萨里德斯教授第一次去成都，因为未婚妻的缘故，他以前就去过成都，并对那里悠闲的生活氛围有着深刻的印象。不过这次的成都之行，想必对于他来说，有着另一番的意味了。

　　喜爱中餐的美食家

　　“我对中餐还是很了解的，最喜欢粤菜和川菜。”当许多人从皮萨里德斯教授口中听到这番话，都感到很吃惊。教授能够接受并喜爱中餐，这也让接待工作轻松了很多。

　　实际上，在整个中国之行的过程中，每一次私人用餐时间，教授都选择了中餐，“既然来到了中国，当然希望尽量享受地道的中国美食。”他告诉大家。

　　实际上在过去的采访中，皮萨里德斯教授就告诉记者他是一名美食家，而且由于来自岛国塞浦路斯的缘故，他特别喜欢吃海鲜。甚至可以娴熟地从虾蟹的壳中取出肉来。而到真的需要用手代劳的时候，教授也会放下他惯常的矜持，用手来吃。这让用餐的气氛也变得轻松起来。

　　因为有一位中国未婚妻，皮萨里德斯教授对中餐丝毫不陌生，在吃中餐的时候，教授可以娴熟地使用筷子而不需要刀叉。Rachel在做饭时经常给食物中加入东方元素或者干脆做中餐。有时候，教授会发现晚餐中出现了大量的辣椒，这让他对川菜有了深刻的印象。“我发现那些菜上面都是辣椒，一开始我惊呆了，后来我也能尝试一下，慢慢的，觉得还不错了。”教授说道。

　　另一方面，由于香港曾是前英国殖民地的缘故，或多或少让伦敦也成为了欧洲最好的粤菜餐馆聚集地。在位于莱切斯特广场的唐人街，人们可以吃到不亚于广东的地道粤菜。有着一个来自香港的未婚妻的皮萨里德斯教授，也自然成为这里的常客，让他熟悉各种粤菜的菜式。他在点菜的时候能够娴熟地选出虾饺、炒河粉，比如西芹炒百合这道菜，教授很容易就辨认出其中白色的花瓣是“lily”（百合）。另外，教授还很喜欢喝中国的绿茶，比如龙井之类。

　　但是中餐中也有不符合他口味的，就是中式炖汤。习惯了西式浓汤的皮萨里德斯教授始终觉得中式炖汤味道太淡。Rachel还尝试炖鸡汤之类中国人比较喜欢的食物给教授，不过教授还是不能接受这些“大补的食物”。

　　不过在正餐以外，皮萨里德斯就有着很多标准的西式饮食习惯了。比如和很多西方人一样，皮萨里德斯教授不能离开咖啡。如果他有工作的话，一定需要喝一杯特浓的意大利式咖啡，而且不能是即溶咖啡，在中国近一周的活动里，这个习惯一直被保持。此外，坚持在餐后吃甜点也是教授的重要习惯，所以在喝广式早茶的时候，他是不会先吃那些甜的点心的。

　　除了美食以外，皮萨里德斯对葡萄酒的热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晚间的正餐中，葡萄酒是他不可缺少的佐餐美饮。而且只需要闻一闻，他就能分辨出酒的产地和品质。这份好酒的情怀，让他和时代传媒下属的《葡萄酒》杂志主编林放先生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而教授的酒量也很好，在多次的晚宴时，有人提醒教授，不需要在敬酒的时候将杯中的葡萄酒一饮而尽。但是他总是摆摆手道：“没关系，我喜欢喝这些酒。”

　　现场互动

　　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行活动中，每一场活动，主办方都安排了现场互动环节，我们实录下皮萨里德斯教授和嘉宾与现场观众的精彩问答。

　　深圳：

　　观众：现在有报道称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在2016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对此你怎样看？

　　皮萨里德斯：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我觉得没有理由要怀疑，一个经济总体规模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人口因素，一个是人均产出因素。中国的总体产出在不断迅速增长，主要是因为本身的人口比美国要多得多。但是我们还是要看生活水平，过去可能太多地关注于整体经济和整体规模，我们其实更应该从人均收入这个角度进行比较，这就要看看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是比较慢的。如果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在中国生活，人均GDP能够比美国或者其他国家上升更快的话，这一点会更加让我感到自豪，而不是纯粹从经济总量上让我感到自豪。

　　观众： 我想请教一下黄俊灿先生，皮萨里德斯教授认为深圳很难和上海竞争，成为一个金融中心。但是深圳距离香港很近，深圳的长期发展有赖于金融地缘和经济地缘，是否在金融方面可以构成一个新的互补局面，包括金融创新方面深圳想要在政策与制度环境和产品方面有所突破，现实真的像皮萨里德斯教授说的那样悲观？

　　黄俊灿（金地集团总裁）：的确，深圳和香港有天然的地缘优势，香港在亚太地区金融中心的地位也非常突出。香港资本市场的开放造就了它非常自由、非常有凝聚力的金融中心地位。我相信深圳可以凭借这种地缘优势，在金融分工上做出一些互补，比如金融企业可以把数据后台、中台放在深圳。另外，我们可以借鉴香港的经验，在金融产品创新方面做出更多尝试。同时香港作为亚洲金融地区的平台，很多亚洲公司想到中国大陆发展，都要先到香港做一个前瞻，看清楚再进来，这其实也给了深圳很好的机会。

　　金融行业是一个管制和政策相对比较强的行业，深圳之前有这样的发展是因为深圳作为特区政策上有一定的独立性，很多方面做了一个创新，所谓制度红利，使得深圳有了很大的发展。我想在金融方面这些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金融创新和金融作用更多还是要看我们国家在城市定位中对你的定位，地缘优势也好、人才优势也好，这些都是市场因素。市场也有失效的时候，它的边界在哪里，我理解为就是我们的政策。如果深圳将来在金融创新上有发展的话，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广州：

　　观众： 皮萨里德斯教授，全球经济，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是偶然发生的吗？它的影响到现在还没完全消除，全球经济接下来是怎么样走的？经济格局会不会有新变化？

　　皮萨里德斯：首先，您说到金融危机是偶然发生的吗？事后诸葛亮，谁都会做。如果回到那个时候，我们说它不是意外，它是必然发生的，因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这个市场扩张太快，金融市场在全球金融当中扩张速度也太快，金融机构从中承担了过多的风险。一旦市场走下坡路，他们就无能为力了。现在我们说它仍然不是一个偶然，也许这个世界经济从此还没有完全地恢复，我觉得全球经济以前也经历过很多危机，过去历史上的每一次危机都能够走出来，当然它也会发生变化。今后的三四十年，印度将会是一个重要的崛起点，还有阿拉伯的中东国家也会崛起，非洲可能也有机会。我也希望自己有一个大大的水晶球，能够窥见未来的世界格局。特别是美国和欧洲，他们特别关心以后的发展方向，实际上没有人有一个答案，你问的这个问题是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在问的问题，我们只能一步一步来，不能一下子设立一个30年后宏伟目标，我们只能慢慢来。

　　观众：我做了十几年的IT行业，这个市场充满竞争，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原来1000块钱大学生就很高兴了，现在3000块钱他都不满足。我感觉是，从一个智力密集型产业成为了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我想请教一下我是否应该退出这个行业？

　　皮萨里德斯：我觉得应该给他们多付一点工资，这样的话他来做软件，增加你的产品价格。如果你没有市场的话，那只能够关门，转行了。

　　北京：

　　观众：你提到了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话题，你对于中国“十二五”计划有什么建议？我们“十二五”主要是关注结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如何匹配经济的变化？

　　皮萨里德斯：我觉得自由市场是很关键的，就是市场能够提供激励的因素可以促进工资的平衡，工资的不平等，是由于很多经济的不同方面造成的，政府政策也会有一些影响，我不清楚中国准备怎么做，但是从成熟的工业化国家经验而言。政府是可以提供一些政策上激励因素来解决让劳动力市场反应更快一些。我觉得政府的政策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提供一些指导信号，当这些求职者向市场上寻找职位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政府引导的信号去寻找一些就业机会的线索。还有失业保险，可以提供短期的，6个月的失业保险，如果6个月他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要找出问题，比如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他失业，然后再解决。

　　观众：劳动力市场似乎有很强的错配现象，高等教育培训往往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不相匹配，当前中国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就是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请问是否只要提高劳动力素质，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了？

　　皮萨里德斯：这种情况英国也有，一般而言我们会让毕业生在金融以及管理行业获得更多的毕业证书，以便更容易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当然对比中国劳动力市场而言，英国就是一个小国，市场缺陷比较好调整。政府的教育政策会造成这种市场的扭曲，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但是劳动力就业匹配困难这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大学生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找到匹配的工作，这就需要政府在公共政策上做出调整减少就业市场的摩擦。

　　上海：

　　观众：你刚才讲到了政府的一些政策选择，如何减轻劳动力市场的摩擦，那么哪个类型的政府可以在解决市场摩擦方面做得更好，是中国类型的政府，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还是其他类型的政府呢？

　　皮萨里德斯：提到这个问题就谈到政府的公共角色，以及政府的效率。

　　世界上有如此多不同类型的政府，很难讲什么类型的政府是有效率的政府，因为政府与私营部门的运作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私营部门需要股东权利最大化，需要给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这是真正达成效率的方式，政府也要采取相应的方式。

　　政府的大小应该如何呢？如果你看到我之前关于摩擦的研究，那么就会知道，我认为北欧政府是表现最好的政府。他们的社会保障，他们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干预，他们对于整个劳动力市场摩擦的减轻这些努力，都做得非常好，非常有效率。

　　观众： 我想请教一下王均豪先生，当前民营企业所面对的压力有哪些？政府应该怎么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不是正如外界所说的那样，实体经济不好搞，企业都转移资金搞资本运作？

　　王均豪（均瑶集团副总裁）：中国要发展，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肯定是一个趋势，因为民营经济所占的市场份额以及解决的劳动力就业越来越多。

　　中国要从三个层次上保护民营经济的发展，从创业者到中小企业或者说到中大型企业，三者形成一个系统的建设，对不同的创业者给予不同的对待。

　　中国现在连创业者协会都没有，要鼓励创业者，给他一点资金，给他渔网去捕鱼，之后才能形成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也有中小企业的梯队，应该形成一个体系。包括现在中国民营经济也碰到第二代的传承问题，传承不下去，这个企业也就垮下去了。

　　从目前的宏观经济角度，今年我们银根收紧，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贷款体系总额，民营经济占多少份额，这些现在也没有细分，打的是统账。

　　为什么说政策一感冒，民营企业就要吃药，民营经济要担负过多无法担负的责任，这些都需要从政策方面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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