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欢 实习生 钟嘉榆 发自广州

　　大卫·M·斯莫林，美国桑福德大学法学院教授，国际收养问题的专家，他常年关注儿童国际收养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

　　1998年，斯莫林夫妇通过美国国内的领养机构，收养了两名来自印度的12岁女孩—Manjula 和 Bhagya。

　　斯莫林教授表示，领养机构一开始信誓旦旦地和他们说，这两个无家可归的印度女孩，常渴望一个温暖的家，然而，孩子实际上是被拐卖过来的。在这以后，斯莫林教授和妻子花了整整6年的时间，才帮助养女找回生身父母。

　　作为法学方面的学者，斯莫林教授自身的这段经历，促使他开始思考这些孩子们的命运，并着手研究与跨国领养有关的问题。

　　“我读了很多关于印度的杀婴的报道。”他说，“突然开始考虑，那些所谓的被杀孩子们会不会其实被外国的机构通过非法手段收养了呢？”

　　时代周报记者就跨国收养相关问题，对斯莫林教授进行了一次专访。

　　时代周报：目前，在国际范围内适用的与领养方面有关的协定是1993年签订的《海牙国际领养公约》，你觉得公约是否起到了如其初衷的作用？公约本身是否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呢？

　　斯莫林：我觉得，《海牙国际领养公约》并没有达到它最初所希望的目标。当然，公约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在我看来，公约本身没错，主要问题还是在于，那些加入公约的国家并没有严格按照条例所规定的执行。比如美国，在我看来就并没有很好地执行。美国直到2008年4月才开始执行整个公约，但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对这些领养资金来源的控制方面，美国做得不到位。其他亚洲国家也是，尼泊尔、柬埔寨、印度，资金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的控制的话，很难去解决非法儿童收养问题，即便你有很好的法律条例。

　　时代周报：美国方面的问题主要在哪里？

　　斯莫林：我觉得美国政府做得最不到位的地方是，他们在领养儿童方面无意中制造了这样一个环境，让大量的非法的钱财进入这个领域，也使得国际领养成为了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而当这些非法儿童交易问题存在时，政府也没有采取太多实际的行动去阻止它们发生。

　　有一个问题，在美国，尽管有专门负责领养程序的政府部门，但是所有的领养机构都是私营的。现在全美就有200多家私营领养机构，这些机构有些很小，为了生存，它们不得不互相竞争，而盈利的最关键点在于是否有更多的可供收养的儿童。

　　这些机构来到其他国家，看到一些非法儿童交易行为的时候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它们看来，这种交易对当地的孩子们来说，甚至是一项拯救事业。比如说，它们会去一些比较穷的国家，比如尼泊尔、柬埔寨，通过从美国父母那边收取大量的钱财来购买这边的婴儿，完全不管来源和行为是否合法。它们的行为，让这个国际收养流程变得更加糟糕。

　　我并不反对这些机构，我反对的是，它们为了盈利而不择手段。

　　时代周报：那么在你看来，中国在国际收养方面目前存在哪些问题呢？

　　斯莫林：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就亚洲国家而言，缅甸、越南、印度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则可能更加复杂一些。在国际收养儿童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接收国家，中国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输送国家。自1990年开始，1991-1992年，中国开始敞开国际收养的大门，允许外国家庭收养中国的孤儿们。我觉得，1992-2000年期间，中国在这方面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个时期，中央政府在收养体制方面管理非常严格。然而，当中国开始鼓励外国收养人向这些社会福利机构捐赠的时候，这项事业就完全变味了。（1999年5月25日，民政部发布施行《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该办法规定，为抚养在社会福利机构生活的弃婴和儿童，国家鼓励外国收养人、外国收养组织向社会福利机构捐赠。受赠的社会福利机构必须将捐赠财物全部用于改善所抚养的弃婴和儿童的养育条件，不得挪作他用。）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国内可以领养的健康弃婴数量开始锐减，局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没有那么多的弃婴，为了得到更多健康的婴儿，我相信一些孤儿院很有可能存在一些非法的地下交易，甚至拐卖儿童也是有可能的。

　　按照目前的惯例，在中国，如果孤儿院能获得一个可领养的健康婴儿，就能从美国捐赠人那边得到2500-3000美元，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笔生意了。现在，很难说清，那些进入领养渠道的婴儿，哪些是真正的孤儿和弃婴，哪些是通过非法渠道得来的。

　　时代周报：那么，你觉得如何改善这些问题呢？

　　斯莫林：在我看来，只有政府真正采取行动，才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政府必须创造一个严格的援赠体系，防止那些非法资金注入，所有捐赠的钱都必须确保合法性和透明性；其次，那些接受国，特别是美国，不能总是想当然地把所有收养的任务推给那些输送国，它们也必须严格调查收养儿童的来源。不仅仅美国和中国，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必须行动起来，才能确保国际收养的公开化和透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