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谢培

　　从2008年10月的“季羡林藏画流失事件”，到2009年7月季羡林追悼会上的“乌龟被抢风波”、“争产内幕”，再到2009年12月的“季羡林故居被盗案”，数年内，围绕着国学大师季羡林那些价值不菲的毕生收藏的一幕幕闹剧依次展开，层出不穷。闹剧中戏剧元素充满张力：“父子反目”、 “秘书霸持”、“破门盗窃” 、“偷天换日”。

　　2010年5月11日上午10时，北京市一中院公开开庭审理 “季羡林故居被盗案” 。庭审过程中，季羡林生前秘书李玉洁的“干女儿”、被告人王如的表现格外抢眼。这场绵延不绝的闹剧因为配角的“出色”表现，再掀小高潮。

　　“北大访问学者”是混混？

　　离原定上午十时的开庭时间已过去了半个小时，王如才以独特身姿现身法庭。白色荷叶领衬衣外罩黑色马甲，黑色长裤，脚踏白色运动鞋，她手捏兰花，昂首阔步地进入被告席。坐定之后，面对询问，时而怒目圆睁，时而耸肩咧嘴，时而扬眉强笑。公诉人忍无可忍：“法官请您提示被告人王如，她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但不要总对我指指点点。”法官一次次落槌警告，却也收效甚微，只能让法警给王如戴上手铐带离法庭。

　　时间倒回到开庭前。在即将步入法庭，法警替王如打开手铐的第一时间，她立刻脱掉了身上的橙色号服甩到门边。半个小时的僵持之后，王如收获了第一个胜利，以便装出现在众人面前。

　　检方宣读：“被告王如(曾用名王茹)，今年48岁，无业，陕西西安人。”这立即引来了王如的第一次“关乎尊严和名声”的怒目： “谁说我是无业的？我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副教授，是北京大学的访问学者，是季羡林基金会的秘书长助理，检察院怎么就得说我是无业人员？”

　　公诉机关拿出了西安交通大学人事部门和北京大学方面的证明。王如原为西安医科大学附属中学（现为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语文老师，后为西安医科大学校报编辑，西安医科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合校后，王如未能聘用上岗，至今无业。所谓北大访问学者只是曾经的临时身份，季羡林基金会秘书长助理的任命更是子虚乌有。

　　王如在法庭上说道：“我的母亲李玉洁是季老38年的秘书，由于这个关系，我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接近季老。我是季老的御用记者，2006年，在我的母亲李玉洁病倒后，我接替母亲的工作，担任季老基金会的秘书长助理，并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消息。”

　　王如口中的“母亲”李玉洁，其实是她的干妈。公诉人询问两人何时确立干母女关系，王如说：“这是个人隐私，你无权过问。”

　　季羡林的儿子季承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她（王如）就是一个混混，除了是李玉洁的干女儿外，她的身份全都是假的。”

　　季承回忆了王如和自己的交往。2008年11月7日，在“分隔”13年后，季承在301医院与父亲季羡林重逢并言归于好。这之后不久，自称是北京大学公共管理中心副主任、教授、记者的王如给季承打来了电话，她批评自己的干妈李玉洁和北大，对季承则褒奖有加。季承对时代周报记者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王如说了很多公道的话。她说季家的财产就应该是季家继承，其他人都无权过问。”王如还带给了季承一个消息，称干妈李玉洁曾经向她许诺，一旦季羡林过世，干母女二人将继续住在季羡林故居中并拥有故居中的一切。

　　“虽然之前李玉洁曾经多次放话让季家后代对季羡林遗产死心，但李玉洁的这种想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在王如表态坚决站在季承一边之后，她开始了在季承、李玉洁和北大领导之间的“传话工作”。2009年7月季羡林去世，在肃穆的追悼会的尾声，王如突然自称自己是季羡林学生，大喊：“钱文忠要偷季老的乌龟。”并随后暗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文忠并非季羡林弟子，还伙同季承一道抢夺遗产，逼死季老。

　　王如一战成名，因为追悼会现场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她姓甚名谁，媒体也只得用“白衣女子”来称呼这位“乌龟门”中的女主角。随后被迫卷入其中的钱文忠发博文澄清事实，“乌龟门”最终被证实是一场无聊的闹剧。

　　平板车来回十数趟

　　2009年12月16日。上午9点左右，季承和几位亲友来到季老位于北大朗润园的两处房屋整理遗物。其中一间安然无恙，另一间却被扫荡一空。近5000册古书、季老塑像和一些雕塑丢失。当日，季承报案，并向北大校方反映情况。在此之前的2009年6月，北京大学已按照季老意愿，在多名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将房屋及屋内所有物品清点并移交季羡林之子季承。

　　曾被季承解雇却一直不肯离去的“看门人” 方咸如和他的随身物品也不见了。 季承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为季老看门10多年的方咸如是季老前秘书李玉洁雇佣的，一直住在遭窃房间的隔壁。在北大宣布季承拥有朗润园13号公寓处置权后，方咸如不肯交出钥匙。2009年5月，季承征求父亲意见解雇了方咸如。在季承更换门锁另雇看门人后，方咸如还曾多次卸下会客室窗户的玻璃进入房间居住，直至案发前一个月季承用玻璃胶水封住玻璃才停止。

　　“我猜到了是谁干的，并且告知了警方，后来公安部门的侦破结果证明了我的判断。”季承说。

　　虽然海淀警方在五天之后便已通报嫌疑人方咸如、王如已被刑事拘留，但庭审还是在一年半后才得以开始。公诉方在庭审现场还原了被盗现场，”2009年12月15日晚，方咸如在王如电话指挥下，戴着手套敲破朗润园13号公寓的玻璃进入房内。 “满屋狼藉，你让我拿的东西都不在！”方咸如在电话中对王如说，随后在两名北大工作人员的协助下用一辆平板车拉走了季老房内的所有物品，来回十七八趟，一直忙到了凌晨六点。王如说，搬完物品后她找人包装、清点并登记造册，然后又联系了中央党校等多个部门进行暂存。

　　在法庭上，方咸如称王如为领导，“她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事后经过专家鉴定，平板车拉走的古书文物价值人民币333万元。觉得自己的行为“正大光明”的王如惊讶于季承的报案，她觉得“季承偷走了1亿的东西，我只拿走了200万，他还敢贼喊捉贼吗？”

　　季承对此感到无奈和好笑，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搬动季家的东西，和她破门偷窃，能是一样的吗？”

　　对于“破窗”行为，王如在法庭上的辩解：“季老是个与众不同的大师，他的许多行为是常人难以揣测的。”王如说，季羡林生前也曾破窗入门，其家中每个月都要换次门窗，破窗而入是学季老。季承说：“这不是瞎扯吗？我们家什么时候换门窗了？”

　　未了苏轼《御书颂》

　　季承对时代周报记者证实，此次价值333万元的被盗物品均已归还，但除此之外季羡林毕生收藏的价值上亿的古字画、古书至今并未回到季承手中。

　　2009年1月，北大两位书记来到季羡林病房，达成了八项协议。在季承所著《我和父亲季羡林》中对此有着详细记载，协议的最后两条分别是：“7.×××幅藏画捐赠与否由季先生决定；8.季羡林的图书在图书馆单独编目，供读者阅览。”

　　季承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了在书中打上×××藏画的具体数目：“北大清点后告诉我一共有577幅字画，其中207幅是古字画，还有其他的一些文物。但是具体的清单北大并未给我，这些东西至今还在北大手中。”

　　207幅古字画其中最珍贵、最引人注目的是苏轼的《御书颂》。钱文忠在博客中谈过这件藏品的故事：“这是一件久已闻名收藏界的剧迹，过去价格高昂，一直深藏不露，有幸一亲芳泽者，自然极少。解放初期，掀起过一场‘说老实话’运动，工商业，特别是文物古玩行业，尤受席卷。《御书颂》的主人就站出来‘自动坦白’，这幅作品是钩填的赝品。于是，这位原藏者就成了‘说真话’的‘模范标兵’。这样一来，这幅作品就乏人过问了。季羡林先生仔细研究了曾经入藏清宫、乾隆也为之题跋的《御书颂》，发觉在‘真话’背后有太多的疑点，于是，出了在当时的情况下算得上是巨价的500元，将之买下。”

　　季羡林在晚年将这幅《御书颂》连同其他藏品捐给了北大图书馆。季老在301医院休养期间，曾从图书馆的善本库借出《御书颂》观看，等到要归还时却遍寻不着，几天后发现《御书颂》被粘在了病房书桌底下。2009年3月，在对季羡林位于蓝旗营的居所的清点过程里，又在季老秘书李玉洁隐匿的橱柜里发现了大量珍藏文物，其中便有在301医院“失而复得”的《御书颂》。

　　“两年间，我不断找北大交涉，几乎每周都去，不下上百次。写了无数的信件与报告，温总理、高教部都收到了我的信，也都转给了北大。北大表示要认真处理这件事，‘要按照原来北大的意思来办’。原来的意见指的就是八项协议中的第七项，尊重季先生的愿望，季先生说捐就捐，说不捐就不捐。当时季先生就说我不捐了，我就是要让你们保存。但是呢，北大一直到现在没有处理，没有归还。我不知道这里头有什么问题，不清楚。”

　　从2006年开始，季承便给北大写信，提出季羡林的捐赠有不合法的地方，没有回音。而至今的无数信件与报告也未得到回复。76岁的季承至今还在为《御书颂》和其他的季老遗产奔波不止。

　　对于季老遗产的最后归还，季承表示乐观，因为“理和法都在我们这边”，但他也坦承过程会非常曲折。“我尽量不会采取起诉的方法，我的要求是，季羡林至今留在北大的物品必须全部归还，捐赠与否就是之后的事情了。”

　　（实习生王姝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