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一样的女子、地产巾帼

　　登山家、探险家……

　　她的身上被公众贴上了一众标签

　　行走在山之巅海之涯

　　王秋杨所执着的

　　只是在回应灵魂深处连绵不绝的呼唤

　　像许多人一样，王秋杨做慈善始于心灵的触动

　　但与众不同的是，她的一念之善

　　生根发芽，成长为今天面向藏区规模最大的基金会

　　她没有过多地去探讨理论和模式

　　却自觉地做到了制度化与可持续

 

　　行者王秋杨

　　策划  |  本刊编辑部   统筹  |  朱敏  采访  |  朱敏 

　　熊静如 执笔  |  熊静如 　简漠 摄影  |  赵钢

　　传说，佛祖坐在菩提树下闭目沉思，手中的经卷被一阵大风卷走，吹散成千千万万的碎片，散落到了苦难的众生手中，为他们带去了吉祥安康。藏民为了感谢佛祖的恩赐，便用印着经文的彩布制成升起在神山圣湖之间的旗帜，以消灾祈福，感恩上苍。

　　这是在藏区口口相传千年的古老故事。人们相信，为人间带来幸福的经文碎片——风马旗，能让凡尘俗世之中的沉重灵魂得以触摸天际的神灵，它代表着爱与信仰

　　行走中的“阿佳”

　　文  |  本刊记者 　熊静如

　　“我前世可能是个西藏人吧，很多藏族人见到我会直接跟我说藏语，叫我‘阿佳’(藏语：姐姐)，”在名为“柿子林卡”的家中，盘膝坐在落地窗旁的王秋杨对西藏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那真的是一块非常神奇的土地。”

　　这个看起来纤细温婉的女子，是走南闯北、服役八年的老兵，是征服了“7+2”(7+2探险：成功登顶七大洲最高峰，徒步到达南北两极极点的探险活动)的国家级运动健将，也是今典集团联席董事长、叱咤地产界的成功商人。但除此之外，她还是另一个“苹果”——致力于“关注普通人的幸福”的北京苹果慈善基金会(下文简称苹果基金会)的缔造者。而事实上，这只远离商业利益的“苹果”的孕育，就缘于王秋杨的一次西藏之行。自成立以来，苹果基金会一直将主要精力置于促进藏族地区的发展事业上，目前已成为面向藏区的规模最大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

　　现在，如果在西藏迷路了，只要说自己是苹果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藏民们就会非常热情无私地给予帮助。苹果基金会，在藏区甚至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种信任和温暖的象征。

　　拓荒者

　　2003年，王秋杨给自己印完一摞“西藏教育原生态考察员”的名片，便揣着它们风风火火地独自由青藏线开车进入到海拔最高、环境最为恶劣的西藏阿里地区。此行的目的是了解当地的教育情况，一路上，只要远远看到挂有红旗的学校，她开车过去，会见那里的校长、村长以及乡长。这一方式十分有效，所到学校的大小官员，都认真地接待了她，为她介绍情况，有的甚至拿出了向上级汇报工作的架势和口吻。

　　阿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是名副其实的高寒雪域，也是佛教传说中大千世界的中心。神山岗仁布钦和圣湖玛旁雍错就坐落在这片空旷辽远的圣洁之地，是佛教教众和和探险家心中的圣土。然而，这里也是一个终年寒冷、植被脆弱、物资匮乏，原始而落后的地方。当地的一个孩子曾问王秋杨：“树是什么样子的？”可见那里的蛮荒与封闭。

　　这次西藏之行结束后，王秋杨决定做一个基金会来帮助藏区的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2003年10月，她向西藏阿里地区捐款1000万元，修建了四所“苹果学校”，成立“苹果慈善基金会”，并制定了每年投入500万元的长期计划。2004年中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一公布，苹果基金会就成为了首批注册的慈善基金会之一。

　　但很快，王秋杨就认识到这里匮乏的不仅仅是教育。2005年，王秋杨又一次来到西藏，本来是想寻找一处象雄古文化的遗址，但误走入到了尼玛县一个叫做文部乡的地方。在和屋檐下晒太阳的乡民聊天过程中，王秋杨了解到他们中的许多人长期头痛却没有药吃，当即打开随身带的药箱。这一举动使村民将她当成了被派来的医生，很快，他们就排成很有秩序的长队，逐个走到王秋杨面前让她“诊断开药”，最终，凭着一些医学常识，王秋杨把整整一个药箱的药几乎全发完了，只剩下了开塞露、安眠药和一支体温表。其中，中药性质的牛黄解毒丸是王秋扬“医治”百病的最佳药方，她当安慰剂发给了大家。“他们觉得只要拿到一片药就很高兴。好多人口里叫着我‘阿佳’，井然有序地排队来取药，一点都没有哄抢和混乱。”

　　王秋杨知道藏民曾有一个传统：不让妇女在自己家生育，于是，很多妇女就拎着羊皮褥子，拿着剪刀，去远处搭一个帐篷自行生产。如果成功，就抱着孩子回来；而失败了，代价就是生命。这个故事反映了藏区落后的医疗观念和条件，也让王秋杨决定尽一己之力，帮助发展藏区的医疗卫生事业。

　　就这样，王秋杨也由此确定了苹果基金会的两大慈善体系——“苹果教育工程”和“苹果赤脚医生工程”。

　　慈善登山队

　　成立苹果基金会后，王秋杨得到了不少人的帮助。她的妈妈和一些街道办事处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们，每天都会不停地织毛活，然后塞给她一大箱子毛衣围巾，嘱咐她带到山上去发放给那些孩子们。王秋杨会让那些孩子穿戴好后，给他们拍张照片带回来给老人们看，这个时候，老太太们会异常高兴。

　　虽然热心人不少，但真正建学校、做项目，就需要处理各种大大小小的事务，而地方政府最初也没有办法完全信任她这个外来人。仅凭个人的一腔热血，让王秋杨渐渐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于是，她开始从今典集团内部“抓人”去做苹果基金会的工作。不过，苹果基金会位于西藏高原，严苛的高原环境对人体力的挑战是巨大的，招募来的许多志愿者和工作人员都无法长期坚持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而缺乏稳定的执行团队，也使项目的持续性难以保证。

　　这时，王秋杨的登山爱好者身份帮了她一个大忙。她找到了最适合在高原做慈善的人——那些常年的登山活动中认识结交的朋友们。他们热爱户外热爱西藏，并且能够完全适应高海拔工作的挑战，其中就包括现任苹果基金会的秘书长周行康。周行康是户外圈的名人，2005年加入苹果基金会后，就一直工作到现在。对于登山者和NGO工作者这两种身份，他有着独特的体会：“如果说登山的历程让我完成了小我，那么NGO的经历则使我实现了从‘小我’到‘大我’的转变，并更加深入地了解这片土地、了解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思考人的共性与本质、思考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登山所经历的极度生存考验，也让这些行者们对于生命的意义有更多的感悟，他们将慈善事业看作是一种乐趣，甚至是一种生活态度。王秋杨笑称：“我这支队伍的特点就是随时能出发，让谁去西藏都很高兴，还不用发高原补贴。”

　　从苹果基金会公布的财务数据来看，管理费用仅占其总投入的6.5%，这样的比例放在阿里地区那样一个交通不便、物资缺乏、运输和材料成本极高的工作环境中来看，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就这样，王秋杨建起了一支登山健将组成的能征善战的慈善军团。相比其他的社会团体，这支队伍长期活跃在工作的第一线，更加能适应高原环境，虽带有更多的理想主义，但也更加热爱西藏。可以说，他们正是苹果基金会这样一个平台最需要的一群人。

　　NGO、企业与政府

　　全心投入慈善事业的王秋杨，事业主轴应当是作为今典集团的联席董事长处理公司事务。但在苹果基金会成立之初，她就把这两重身份联系到了一起。

　　兴建苹果学校和苹果基金会运行的资金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今典集团。2003年投入2000万，此后每一年今典集团都会为苹果基金会的公益慈善事业注入500万至700万元人民币，甚至连苹果基金会在北京的办公地点也位于今典集团的大厦内。不仅如此，以房地产开发为主的今典集团在苹果基金会各项目的施工建设方面都给予支持。可以说，今典集团是苹果基金会背后的“大树”。

　　作为非公募的基金会，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无疑是其持续运行的最大法宝，而对苹果基金会项目的参与和支持，赋予了今典集团这样一家民营企业集团独特的人文关怀与更加丰富的文化底蕴，成为一个现代的社会企业。这种企业搭台，NGO唱戏的联动模式，带来的是二者双赢的成效。

　　王秋杨丈夫、今典集团掌门人张宝全对于她慈善梦想的全力支持，也让这一模式运转的十分顺畅。2003年阿里之行中，王秋杨犹疑着跟丈夫讨论建校资金，原计划200万元，张宝全却直接将资金数目提升到了1000万，并仅仅简单地说了一句话：“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吧。”随着苹果基金会的发展，项目资金来源开始变得多样化：其与工商银行合作了流动体检车项目，与当当网合作了图书室项目，同时还接受一些对西藏发展感兴趣的私人捐赠。

　　根据今典集团提供的数据，该集团自1996年起至今，慈善捐赠总额约为1.58亿元，其中通过苹果基金会捐出的数额超过一亿元。

　　今典集团与苹果基金会的联动，其实是现代社会企业运作的典型模式之一，它有效地保障了慈善事业项目的可持续性。但与许多企业基金会不同，“苹果”是一个更加独立、开放的平台。今典集团即使在苹果基金会成立后，依然保持着多样化的捐资渠道。这种联动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松散联合，完全不同于绑定式的慈善基金会。

　　许多在偏远闭塞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NGO们，面临的共同问题往往是政府的不支持和物资运输的艰难。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本就在政治上高度敏感，管理相对严格，再加上居民居住分散，交通不畅，难以聚集，在这样的条件下，以个人身份建立的非公募慈善基金，要取得项目成果，面临着太多的困难和阻力。这些问题具体投射到王秋杨的苹果基金会中，难度和成本可想而知。

　　但事实上，苹果基金会项目进展速度惊人。2003年起，苹果基金会仅用两年时间就兴建了塔尔钦、楚鲁松杰、达巴三所苹果学校，援建普兰中学；于普兰、札达、改则等县开设了11个图书馆；与当当网合作建立“当当·苹果阅读基地”，为54所中小学建立图书室；为8万多农牧民送去免费药品和免费体检；冈底斯医学院的建立……

　　王秋杨从小在部队里长大，一直以来对军人有着天然的信任和依赖。在做苹果基金会的过程中，她成功地探索出“军地民三方共建”的合作模式。王秋杨认为，花钱和赚钱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而个别地方官员想从项目中获取利益、政府办事效率不高，让她一度很头疼，于是，她便与军队签协议，建立共管账户，理清了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资金关系，在军队与政府的制衡关系中寻求更加透明合理的发展。

　　在几何机构上，三角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通过军队、地方政府、民间的三方协作，使得权力互相制衡，资金运转更加透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政府—慈善组织”这种传统二元结构中的你进我退的正面冲突出现。

　　而军人家庭的出身，也让王秋杨更容易得到军队的信任和帮助。苹果基金会与当当网合作图书室而受捐的12万册图书，就是靠驻军的帮助才得以翻山越岭到达散布在高原的五十多所学校图书室。难怪王秋杨常半开玩笑地称“军队是我们的铁杆共建伙伴。”

　　随着时间的推移，项目的顺利开展，王秋杨获得了地方政府越来越多的信任和帮助。“日久见人心，你要让当地人接纳你也是需要过程的，这也是自己一点点做出来的”。谈起之前在项目实施中刁难过自己的一位前任地方官员，她一脸笑容地表示：“我们现在关系特好。”

　　慈善空隙

　　基金会的同事说：“王总对基金会的工作是有‘天赋’的。”的确，王秋杨从无到有地建立起这样一个稳定专业的慈善基金会，她所具备的能量必然是强大的。今典集团拥有地产业务的优势，资金、建筑材料和人力方面的充足资源自不必说；父亲身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再加上王秋杨自己的当兵经历，自然能与军队建立良好关系。然而除却这些外在的优势，王秋杨的“天赋”体现在不仅能把一件事情做好、更重要的是她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而如此敏锐的“慈善嗅觉”仿佛来自于她的本能。

　　西藏的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工作在“九五”期间就已经开始，到2005年底，西藏先后已经有38个县完成了“普九”任务，并且“普九”的力度还在不断加大。但这却使苹果基金会遭遇了NGO和政府工作关系中的一个典型问题——工作重合。苹果基金会的两大项目体系之一就是面向小学生的基础教育，而面对政府工作力度的加大，这部分的项目的存在意义受到了挑战。王秋杨敏锐地看到了这一潜在问题，跑到第一线做了许多项目调研，然后决定将教育体系的工作重心逐渐向职业教育转移，开始和学校合作培训班，培养藏区发展旅游业所急需的高山向导和背夫。

　　在政府开始加强乡一级合作医疗的工作之际，王秋杨也准确地抓住了政府工作所难以触及的村组医疗。她亲自做了许多调研，走访分散而又小规模的村寨，给阿里地区所有行政村和自然村配备了至少一名赤脚医生和接生员。藏区有历史悠久的藏医和藏药，苹果基金会也依据此建立了冈底斯藏医学院。这个藏医学院最初由阿里本地藏医大师丹增旺扎于1990年代中期创办，因资金问题一度陷入困境，苹果基金会在2010年12月投资两千万，与阿里行署合作重启了这一海拔最高的藏医学院。

　　由于近几年来阿里地区公路建设越来越好，来旅游、“转山”的人数猛增，加之冈仁波齐峰是四大宗教的圣地，背负盛名的神山，在旅游业大发展形势下承受着巨大的环境压力，垃圾、污水成灾，而许多藏民和游客并没有掌握足够的环保知识。王秋杨开始针对这些问题做宣传海报、办培训班、开夜校，告诉他们一个电池扔在山上的危害有多大。苹果基金会通过“一毛钱奖励”的方式鼓励学生拣旧电池交给在塔尔青苹果小学设置的回收点。最初，那里每天都能收到些学生捡回来的电池，而现在这个回收点收回的电池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更多人认识到“旧电池”这玩意儿原来不能随便乱扔。环保教育项目出乎意料地受欢迎，办了几期之后，很多村民农闲的时候都会自发地要求学校再组织类似的培训。

　　“现在，我觉得我在公益方面投入的精力比在今典集团还要多。”王秋杨说。她将地产商本能的商业嗅觉移植到公益项目中，其本人以及苹果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所做的长期的观察和大量的实地调研使得基金会保持着对地区需求的敏锐把握和项目设计上的对症下药。

　　跟着军人东颠西跑的“野丫头”、今典集团女掌门、一往无前的女登山家、只身流浪的行者，这些身份共同汇聚成了今天缔造出苹果基金会的女慈善家王秋杨，回顾她做慈善的历程，每一个身份都给了苹果基金会必不可少的前进助力，少了哪一样，似乎苹果基金会都不会像今天发展得这样顺利。

　　到目前为止，苹果基金会的公益总投入达到了1.5亿元，其中历年来向西藏捐赠的款额有8703万元，苹果教育工程与赤脚医生工程的投入加起来占到了总投入的90%以上。

　　在多重身份下，不管是经商还是做慈善，王秋杨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如今，王秋杨的身上依然处处体现着难得的本真和随性——她不喜欢化妆、厌倦矫饰、热爱自然。她一面大大咧咧地说着“来藏医学院看病的牧民爱给多少钱就给多少，意思一下就行了，孩子们从图书室借去的书最好不要还，这样说明他们喜欢我们送去的书，而且村民们都可以看，循环利用嘛”，一面精打细算地“抠着”每一笔款项恰当地用到项目中去；一面说“开始的时候好多人不理解不支持”，话锋一转又急忙说“做慈善的人不应该抱怨，热爱公益的人，性格都会很阳光。”

　　西藏是最接近天空的土壤，王秋杨建立在神山圣湖之间的这一份慈善事业，少了几许喧嚣，也因其艰难而显得更加的纯净。一直以来，她是一个一上路就兴奋的人，总是停不下来，但在西藏她却几次萌生了要留下来的念头。扎着藏式麻花辫、晒得皮肤黑红的王秋杨行走在藏区的土地上，总是感到发自灵魂深处的踏实与安宁，也许就像王秋杨所著珠峰日记的书名所言，她的慈善事业“只为与你相遇”。

　　对话 | 王秋杨

　　“我希望这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只是一个发起者，将来是一个什么样子，我真的不知道”

　　“只要坚持，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文  |  本刊记者 　熊静如

　　“日久见人心”

　　《中国慈善家》：第一次做慈善大概是什么时候？

　　王秋杨：没有做基金会之前，就像大部分普通人一样，看报纸上要为某个小孩捐款就找到那个地方去捐，这种事情做得多了。不过正式开始做是从2003年，就是从西藏开始的。那次我自驾车去西藏看学校，一路上就觉得很受感动。之后就决定做这个基金会，做的时候发现挺不顺的，处处都很不容易。

　　《中国慈善家》：遇到了什么困难吗？

　　王秋杨：和地方政府打交道过程中，地方政府不理解你的想法。因为那个时候做公益、做慈善还是个挺新鲜的事。阿里比较偏僻，你把钱投给政府做什么事情，当地就会觉得很困惑。后来做到今天，上上下下都很顺了。老百姓很欢迎我们，地方政府也很支持我们，都走得很顺。

　　《中国慈善家》：这种不理解对基金会的工作有多大影响？

　　王秋杨：其实花钱和赚钱的道理是一样的，你一样会遇到很多困难。其实我鼓励大家去做公益，我并不愿意太多去讲困难。做公益的人不应该抱怨。我觉得日久见人心，你要让当地人接纳你也是需要过程的。头两年也是我自己这样瞎折腾，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自己很投入并且是很享受这种很投入的感觉。

　　《中国慈善家》：你是怎样将感动转化成专业的现代慈善基金会的呢？

　　王秋杨：公益这件事你要做得很正规化、专业化，就应该有专门的一帮人来做，这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不是说你把钱一捐走人就可以的。实际做起来各方面问题很多，你就会觉得需要一个团队。那这个时候当然就会觉得应该成立一个基金会，既然已经开始做了，就应该善始善终把它做下去，就不能虎头蛇尾。我觉得，像做这类事情，你只要坚持，做上个十年，一定会有好的结果。我们前期也没有做什么宣传，别人的活动我们也不怎么参加，就自己埋头做。这么多年过去了，确实感觉到一天一天越来越好，关注我们的人也越来越多，就这么简单。

　　“不担心苹果基金会半途夭折”

　　《中国慈善家》：苹果基金会如何维持一个项目的持续和稳定？

　　王秋杨：我们采取项目专员和志愿者相结合的方式。每个项目都有相应的项目负责人——有负责医疗的，有负责教育的。比如，最近我们和搜狐在玉树建了一个急救中心，就会派人专项负责。还有一部分就是志愿者。很多人很热心于这项事业，愿意把爱释放出来。有人需要，我觉得帮他们把这些事情衔接好了，这本身也是一个平台。我觉得通过这个平台能做事情的人挺多的。

　　资金方面我规定每年投入不低于500万元。2003年投入的是2000万，这次藏医学院投入也是2000万。这笔资金我就根据盈利企业的状况来分摊，如果做的项目大的话，就从盈利多的企业里抽。其实并不需要给企业贴上公益的标签，重要的是要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把事情做了。(今典)集团现在也做到这个规模，这个企业会一直发展，我也就不担心苹果基金会半途夭折。

　　《中国慈善家》：还有其它资金来源吗？

　　王秋杨：逐渐会有人参与到这件事情里，也不完全是我的钱了。资金这一点是需要有保障的，我要它持续长久的发展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参与。现在我们的流动体检车项目是和工商银行做的，图书室项目是和当当网联合出版社一起做的，我想以后这种情况应该会越来越多。

　　还有一些私人捐款，有的人直接联系给我们送现金过来，连名字都不留。这种事情我们很感动。感动的一方面是这份爱心，另外一方面是他们对我们的信任。这些事情也说明我们现在做的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中国慈善家》：怎么会想出军地民三方合作的慈善模式的？

　　王秋杨：我们最初是与当地的教育局联合，主要还是依靠当地的教育系统。通过军、地、民三方合作的模式才可能有效的在当地推动很多事情，在阿里当地很多事情确实离不开军队。藏民中还有很多过着游牧的生活、居住也很分散，地广人稀，而部队和连队基本上分布在各个点，比较便利。我们和政府合作，同时也可以让团长、连长等兼任校外辅导员、名誉校长等，这个对这个学校也会很有帮助。

　　《中国慈善家》：目前在中国做慈善有时要面对质疑与压力，您遇到过吗？

　　王秋杨：这很正常，就像开始在阿里做事情的时候，别人也怀疑我，但日久见人心。只要有人想做，想参与，不论什么方式都是件好事情。我是持一种肯定积极欢迎的态度的。NGO在中国的历史不长，这么短的发展时间，困难总是会有的，我觉得没关系。我觉得逐渐会越来越好，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组织都是越来越成熟，而且成熟得很快。国外有那么多好的组织让你借鉴，中国这几年经济发展又那么迅速，又出现了那么多有钱人，我觉得会有大批的慈善家出现，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中国慈善家》：地产商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并不太好。其实每年的慈善榜里不少地产商还比较靠前，但即便这样，老百姓依然不是太买账。你怎么看？

　　王秋杨：这个很正常，民众还是会有仇富心理，地产商给人暴发户的感觉。在中国这几年的发展中，房地产起着很大的作用。地产商不论是在政府还是在民间都是倍受瞩目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造就了这么一批人，这也是中国特色。我觉得如果地产商赚了很多钱，拿出一部分回馈社会，这是当然的，应该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时代很快就过去了，地产商最出风头的时代将要过去了。

　　“我只是一个发起者”

　　《中国慈善家》：您2009年获得过民政部授予的慈善家的称号，这一身份是否给您带来满足感？

　　王秋杨：虚荣心告诉我会的。不管怎么说是对我的一种肯定，对我这么多年做这种事情的一种认可，相当于有人给你发了一个奖状。谁被表扬一下都是很高兴的，这也是大家的鼓励。

　　《中国慈善家》：像您一样，现在有很多女慈善家。有很多女明星、女富豪在做慈善事业。您觉得女性做慈善有哪些优势？

　　王秋杨：中国对男人的要求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还挺高的，他们也很累。当企业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做公益似乎已经变成一种理所当然，这时候往往女性的形象就会蹦出来。不管怎么说，只要去做就好，其实女性做慈善并不一定会有性别上的优势。我觉得做好一件事情跟性别没有很大关系，不论是做公益、做慈善还是做企业。另外，这些女性大多事业成功，她们有做慈善的基础，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人际关系上的，她们占有优势。

　　《中国慈善家》：打算将苹果基金会发展为家族基金会吗？

　　王秋杨：我希望这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只是一个发起者，将来是一个什么样子，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不需要做成一个家族的事业，如果孩子们喜欢做这个事情，他们可以投入，好好的做下去。小孩子，我觉得要让他们受这方面的教育。公益，要从娃娃抓起。今年八月份我会带两个儿子去冈仁波齐，参加那里的环保项目。

　　专访手记

　　在中国慈善界，不乏有头脑者。但真正亲力亲为，且不将公司业务和慈善搭上干系的行动者，还是太少了

　　简单执着的力量

　　文  |  简漠

　　北京四月末，春光明媚，空气中飘着花香。王秋杨的家，坐落在京郊，小山环绕，碧水繁花，来到这里仿佛脱离了都市的喧嚣。她给自己的家取名“柿子林卡”，名字里透着浓浓的藏地风情。

　　尽管有着众多头衔和标签，生活中的王秋杨却非常简单自然，远离脂粉铅华、艳服锦裘。聊起慈善的话题，她总喜欢在一段话的末尾加上一句“就是那样简单，”或是“我没觉得有多难。”聊起遇到过的困难，她总是手舞足蹈地模仿当时的情景，让人忍俊不禁。靠近她，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她所散发出来的幸福感。她很随性，但并不散漫，恰恰相反，她强调“做人做事要关注结果，我是个很注重结果的人”、“在方方面面的领域都要让自己成功”。

　　真正接触王秋杨之前常常会好奇，她怎么会在这么多领域获得耀眼的成功，同样的生命长度下她却比常人多出几倍的人生体验。而现在，她让我们看到了简单与执着结合在一个人性格中时所激发出的强大力量。

　　没错，汶川地震、巴比慈善晚宴、陈光标裸捐……一系列的事件让中国的慈善事业看起来那么的热火朝天，中国富豪们捐出资金的数目也在强势上扬，“首善”这把椅子下面，是摞得越来越高的人民币。但其中有多少人在真正思考如何去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有多少人知道自己捐出的钱花在了哪里？有多少人能够坚持多年披荆斩棘一手做起一个现代慈善基金会？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有多少人能在做着一切时发自内心别无所求？这个女人体现出了她的不寻常——她有草根NGO的满腔热血和顽强拼搏，又有做专业慈善基金会的理性和来自自家企业的资金支持。她没有跟着学者们整日研究如何实现公益事业的专业化，却一步步走出了企业与NGO之间的联动、军地民三方共建的独特模式，没有四处宣传募款，却创造了多样化的资源渠道……当别人还在思考方向的时候，王秋杨，这个简单执着的女人，已经在路上走得风尘仆仆。

　　通常情况下，GO-NGO(政府管辖的非政府组织)们难以做到简单——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庞杂的项目、巨额的公募资金，还有那频见端倪的官僚作派，凡此种种，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正如做事情有时人多反而手杂，项目的规模够大，难免出现尾大不掉的弊端。公募款项的去向，至今仍是许多GO-NGO说不清楚的糊涂账。做起事情来，放眼望去，发钱发物，建房修路，与政府的影子别无二致。

　　而个人做慈善又难以做到执着——资金来源不稳定，生存艰难、难以得到政府支持、项目可持续性差，多的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要么就是有足够多的钱漫天一撒，不管不问到底怎么用的，不去思考能不能用得更有效。

　　企业做慈善，听上去很美，但难以做到简单——混杂了那么多商业营销和危机公关，我们该买谁的帐？论执着——农夫山泉“一瓶水一分钱”的捐赠广告我们看了那么多年，但人家只捐了七个月。

　　做慈善是件好事，只要去做，就值得喝彩。但是若要做得更好，实现效益最大化，就不那么简单，组建专业的团队、大量调研设计科学合理的项目、拓展丰富稳定的资金来源是建立现代慈善的题中之义。更高的慈善目标如何实现，采取什么样的途径、从哪里启程？王秋杨没有给我们一篇高瞻远瞩条分缕析的论文，她用双脚踩出了一条路。可以说，在中国慈善界，不乏有头脑者，但如此真正亲力亲为、且不将公司业务和慈善搭上干系的行动者，还是太少了。

　　行者，永远在路上，简单而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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