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彼岸的经验观照，公众慈善意识濡染于宗教信仰，且人们财富创造的起点乃是自愿协商下的公平竞争，从体制空间和舆论环境，到社会荣誉与价值认同，一同构成了对慈善的良性

　　文  |  吴金豪

　　有外媒称，刚刚过去的四月，是中国慈善界的“危机公关月”。

　　此言不虚。

　　别的不消说，一场关于前“首善”的巨大风波骤然而起，至今未平，“挺”与“倒”两派忙得不亦乐乎，胜负孰料——当然，胜负本身并不要紧。对此本刊的观点是：作为一柄“双刃剑”，他在作为一个旧慈善系统的批判者而赢得广泛底层民意的同时，也以一个新慈善系统的破坏者之姿，有可能斩断慈善长效机制及其价值链的建设之路。

　　慈善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爆舆论狂欢，成为今日国人茶余饭后的话题，应当说是前所未有之局。在群魔乱舞般的喧闹之中，理性思考更为难能可贵。

　　必须看到，近年来的几次大灾凸显出的捐赠机制问题。越位干预、相关税收制度滞后甚至不合理，以及缺乏透明运行机制，这些才是目前掣肘中国慈善健康发展的主因。在不完善的监督机制下，捐款屡屡被滥用，无疑挫伤了社会爱心和慈善热情。不论是救灾中的物资捐助、信息管理，还是事后的责任追究和制度改革，皆不尽如人意。

　　显然，仅靠慈善热情和年复一年的运动式逼捐，不足以支撑慈善业的发展。真正能弥补公共服务之缺、纠正慈善机制之失的，是有公信力和专业经验的非营利组织。慈善作为社会财富分配的第三种路径，对于1%的家庭已掌握了41.4%的社会财富、基尼系数超过4%的警戒线的中国，理应有其生存诉求与发展空间。

　　以彼岸的经验观照，公众慈善意识濡染于宗教信仰，且人们财富创造的起点乃是自愿协商下的公平竞争，从体制空间和舆论环境，到社会荣誉与价值认同，一同构成了对慈善的良性公共认知。也惟有在这种氛围中，慈善主体方可获得真正的自我实现感，由此形成公众对慈善的主人翁精神。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慈善业甫起步不久，鲜见现代意义上的慈善家也就不足为奇。中国公众眼中的“善者”，依然是那些乡土色彩极浓的道德模范形象，但凡想拿这道传统的道德枷锁作为个人攫取名利的金字招牌者，亦必会自取其耻——果真以此“行善”，

　　不仅与基于规范有序的社会文明与启蒙洗礼的现代慈善大为迥异，简直与之背道而驰。

　　没有人是天生的慈善家，对慈善家的理性诉求也绝不会从天而降。因此，尽管自2008年以来中国公益事业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但至今，无论是捐款总额还是公益组织数量，皆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某些方面还不如其它发展中国家，倘若就此归咎于中国富豪们天性悭吝、一毛不拔，则冤之枉矣。

　　慈善真正的现代性方案，不外乎长效机制的建设。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曾说：捐款的真正目的，还是希望借此建立一种慈善新模式，促进更多当代企业家参与慈善，并希望人人参与慈善，缓解贫富分化矛盾。

　　成功企业家的最终归宿，必然是慈善家。尽管中国第一代富豪也富足不过20余年，而且目前中国也无遗产税这一合法“逼捐政策”，但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行走在正确的散财之路上，我们理应为这种财富观喝彩。

　　当科学的财富观、有效的慈善制度体系、良好的舆论环境实现“三位一体”时，中国慈善家群体就能健康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