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5月26日 06:57 来源:时代周报
本报记者 吴娟
蔡测海写有关“三川半”这个小地方的小说,写了将近20年,中间断断续续,直到不久前,第二部《家园万岁》才见诸《十月》。他说,写第一部《非常良民陈次包》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每当坐在自家房子里写作,偶尔从窗口望出去,尽是密密匝匝的楼房,正对着视线的是某户人家的阳台,一对新婚夫妇,孩子嗷嗷待哺,只见年轻的母亲忙进忙出,洗衣物、晒尿片。直到开始写第二部《家园万岁》时,嗷嗷待哺的孩子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和她母亲一样,也经常在阳台上忙进忙出。“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我是一面镜子”。
他说三川半是一个地名,他要写作的是那个地方的故事。写作姿态“就像上帝在俯瞰人间”,他要表现的是世俗生活中,草民们的喜怒哀乐,当然还有被碾落成泥也依然生机勃勃的“幽默感”。
有文学评论者认为,《非常良民陈次包》也有魔幻的寓意。他采用“零度结尾”,拒绝解释和判断,把读者茫茫然地悬在半空。蔡测海不避魔幻,在收笔前写道:“陈乡长觉得三川半的河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流进海里,它一定在什么地方坠落,变成一条地下河。三川半的河半截是亮的,半截是黑的。”几句话给小说涂抹了浓重的海市蜃楼般的魔幻色彩。
关注人性中的善与恶
《非常良民陈次包》写的是“草民生活中的恶”,而第二部《家园万岁》则关注了人性的善。将要写作的第三部作品,是关于“饥饿”,讲述物质的贫乏和精神的荒蛮。
这个系列作品中的主角陈次包,来源于蔡测海小时候赶集经常遇到的一个人,此人多年后依然栩栩如生地印在他的记忆中,遂将其创作成作品中的人物。
“这是草民中幽默诙谐,活得很阳光很乐观的好兵帅克式的人物”,在蔡测海笔下,陈次包用自己的独特喜感来嘲弄乡间横行的恶霸。陈次包每天要干的就是捡牛粪,但他一脸阳光,见到人就热情地打招呼。他也是远近闻名的赌徒,不输个一干二净绝不罢休,最后把老婆用一根绳子拴在桌角上,也输给别人了。乡里的恶霸逮着了他,美其名曰扰乱社会治安,要他交罚款。他想来想去,把一分钱硬币用好几层布包了再扎上绳子,就好像提着一大包钱去了。等接受罚款的人一层层打开,原来是一分钱,气极发问,只见陈次包不急不慢地说:我有多少钱全都交来了,都在这儿。
蔡测海说曹雪芹在写作时,就是一个极低的姿态,即我就是芸芸众生的一个,而在蔡的作品中,也遵循这样一条路线,尽力去表达小人物的生活和悲喜。
上世纪80年代,蔡测海在北大作家班就读,认识了大名鼎鼎的沈从文先生。尽管早已读过《湘行散记》,并为其中的优美打动,他还是想不到沈从文如此朴实和善。在北大时,他常常和研究沈从文的凌宇一同去拜访沈老。在谈到写小说时,沈从文只是很朴实地告诉蔡测海,“写小说就像小孩翻跟斗,只要会翻一个,之后就都会翻。”他专门为蔡测海当时的小说集《今天的太阳》题了毛笔字。
不久,沈从文逝世。为纪念他,教授严家炎专门在作家班上讲了一堂中国乡土文学课。课毕,他叫住蔡测海,要蔡代表本班写一篇纪念沈老的文章发表。蔡测海写了一篇《太阳底下静悄悄》,他说这是为了和黄永玉写沈从文的文章《太阳下的风景》相呼应。
蔡测海说自己是个热衷于世俗生活的人,在采访中,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直到烟灰缸上挤着密密麻麻的烟头。语速极快,谈笑间也有大碗喝酒大碗吃肉的豪迈。他常常待在长沙的家中,作为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他并不爱和人谈文学。至今他写作也不用电脑,还是用方格稿纸写。平时写作的时间并不占用太多,但至今也有五六百万字的作品问世。1983年的作品《远处的伐木声》和铁凝、张炜同时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在武陵山区参加扶贫调研等各种社会活动,也为创作积累了不少素材。目前正在写作《语言生活》的随笔集。语言是蔡测海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最关注的一项。“怎样为汉语语言提供新的元素;怎样在语言上下工夫,使书面语言民间化,民间语言书面化,但不觉得别扭”是他关注的问题。
正是因为在深究语言问题,《家国万岁》被他视为自我精神的修复,要讲究精神积淀,建立自己的“语言品牌”,而不是超市里的萝卜白菜。
民间就是一种真实存在
时代周报:你的作品中不断反映“民间”,你也多次说到“真正好的东西,还是在民间”,你能具体说说你眼里的“民间”吗?
蔡测海:民间就是一种真实存在,不虚饰,是自然的。世间万事万物存在于此,个中奥妙玄机非一般人能看透,而好的东西就恰好藏在中间。
时代周报:作为一个土家族作家,这个民间也是和你生长的地方和写作都有关系吧?
蔡测海:人的出生地对写作是有影响的。我的家乡恩施是一个很有名的风景区,没有怎么开发的,也希望它永远不要开发。到那里没有铁路。那里居住的人很少,也很分散,不像中原,人们一般都有个很大的家族。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人很孤独,有想象力,能体现人的本色。因为在自然环境中长大,人的本性更接近自然本性,这对作家与艺术家而言很有好处。
时代周报:你非常在意文学的语言,你认为你的语言特色是什么?
蔡测海:幽默、风趣、狠、准。我觉得自己从开始写作以来,受翻译语言影响小,在乡下长大,使用民族语言。比如沈从文啊,他的语言很朴实,这是一种语言环境。语言状态很纯粹,很少受政治影响,受外国语言影响很小。语言需要千锤百炼。
现在的情况是,可以专门开辟一个废话写作专栏了。干脆把废话都说完,然后在其他地方说有用的话。
很多经典著作,都是在若干废话中提炼出来的。现在在一大堆废话中,肯定有经典意义的东西,这是毫无疑问的。所谓沙里淘金。
现在的信息交流方便,交通工作也很方便,活动空间很小,但文化空间很大,比如历史文化。比如美国,美国人的价值体系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多样文化状态,有多种宗教,有犹太人、东方人等,即使是这样的国家文化状态也多样化。但其他比如伊拉克的文化还是他自身的文化,中国更是如此。中国的文化传统观念很早就形成了。中国文化观念丰富,语言优秀,比如唐诗宋词。五四运动最大的好处是给中国语言来了次大解放,最大坏处是使文化传统发生断裂,比如当儒家文化成为政治制度时是吃人的,但当作为一种文化时,它又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一直到今天,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都有破坏。现在的作家写作,语言使用翻译语,不会用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写作。我认为近五十年来用有生气有活力的语言写作的只有两个作家。一个是赵树理,一个是阿城。赵树理的文字有一种政治化意图。阿城是用西南语言写作,是自觉的文化意图。类似的作家还有于坚和海子,海子写了《麦子》、《姐姐》等诗,语言很朴实,很平民化,自然本色的语言状态变成了文人的语言,这是一种自觉。
分享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