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喻盈 发自北京

　　5月16日，以90年前中国共产党建党历史故事为主题的红色献礼电视剧《中国1921》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时段。这部兼打“青春”与“史诗”牌的主旋律大片，正式拉开了为期三个月的荧屏“红色季”—按照月初国家广电总局下发的通知，从5月至7月的“建党90周年宣传展播期”，各电视台都要集中播出几十部相关题材剧目，而此前大热的谍战、涉案、穿越等题材电视剧，均被要求退出这个“红色”档期，延后播出。

　　广电总局提供给各卫视的“推荐播出名单”，使《中国1921》、《开天辟地》、《风华正茂》等题材应景的新拍红剧一时成了最抢手的香饽饽。然而同时，在微博(http://weibo.com)这样新兴的媒体平台上，却爆发了一场围绕《中国1921》欠薪、侵权的口水战，制片方与编剧之间的纠纷不断升级。

　　微博口水战

　　2011年5月10日，电视剧《中国1921》的三位编剧—喜多瑞公司董事长汪海林、总经理刘毅、合伙人阎刚，先后发微博称该剧制片方浙江影视集团拖欠七成稿酬，存在恶意欺骗行为，并指其因害怕编剧砸场子取消了原定当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浙江影视集团则通过律师发表声明称已经支付全部稿酬，并在微博上连续晒出三张汇款凭证，驳斥喜多瑞恶意诽谤。但其中最大一笔汇款的农行凭证，签章日期是2011年5月9日，已远远超出双方合同上约定结清稿费的时间2010年10月。

　　5月11日，喜多瑞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递交了诉讼书。13日汪海林在微博贴出致浙江影视集团的律师函，函件中称：浙江影视集团在尚有138万元稿酬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的情况下，使用喜多瑞公司剧本拍摄了电视剧《中国1921》并开始安排发行事宜，已经构成对喜多瑞公司剧本著作权的侵权。

　　5月16日，喜多瑞总经理、编剧刘毅再次通过微博公布事件最新进展：“今天下午，在我们提起诉讼和大家帮忙维权之下，浙江影视拖欠我们的稿费终于收到了大部分（还差4集稿费）。微博维权获得第一步胜利，谢谢大家。但这仅仅是开始，诉讼还将进行，因为我们诉讼的不是拖欠，而是侵权，必须要对方承认侵权：你不能拖一年之后给钱就了啦。”

　　另一方面，此前通过官方微博积极与编剧论战的《中国1921》制片方，却在5月11日之后忽然变得沉默。他们在官方微博上关于此事的最后回应是，贴出了一份未签署的协议，并称喜多瑞公司在开播之即“突然提出挂名联合拍摄单位、署名艺术总监等不合理、不符合实际的要求，意图获取超出合法、理性范围的利益和声誉”。

　　5月15日召开的《中国1921》首播新闻发布会上，编剧没有被邀请出席。

　　甜蜜的开端

　　汪海林和刘毅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拖欠稿酬、片酬已是电视剧行业的积习。但为什么这一次喜多瑞要将《中国1921》欠薪事件上升到“侵权”的层面，诉诸公堂，更多是因为他们感觉受到了制片方的“欺骗”。

　　在喜多瑞方面的叙述里，他们与浙江影视集团的合作始于2009年10月。在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主办的第一届塘溪雅集编剧论坛上，浙江影视集团负责人主动找参加论坛的刘毅谈合作，“他们说希望和编剧一起开发好的项目，除了编剧费从优外，还可以在总收益里分配20%的利润由编剧获得。我觉得这个条件不错，回到北京后就跟汪海林商量。”随即喜多瑞与浙江影视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后所有的项目都按照这个约定条件，在我们不出钱的情况下拿20%的利润；如果我们参与投资，再根据双方投资比例来进行利润分配。稿酬另算。所有项目由甲乙双方出钱多的一方做申报方，出钱少的做联合出品方。”

　　协议一经签署，双方就进入具体项目洽谈中。

　　当时，正是电影《建国大业》热映，这部主旋律献礼电影的票房飘红和“全明星”制作方式，在整个影视剧行业引发热议。大家自然而然地想到2011年的建党90周年，必然还会有一波献礼片的热潮。加之共产党是在浙江嘉兴成立的，国有控股的浙江影视集团很想拍一部这样的片子。当时立项的定位就是：电视剧版的《建党伟业》。

　　但即便是两年前的2009年，关于建党90周年电视剧的题材争夺也已经非常激烈。“红色剧本身就分级别，比如《洪湖赤卫队》、《江姐》是经典重拍，级别相对比较低；《亮剑》是改编、重塑；《建党伟业》、《建国大业》这种，级别就更高，属于重大题材、原创的、而且完全应景的，争抢得很厉害。”汪海林介绍。“建党90周年，当然就是写1921年的事儿最重要。当时一共有二十几家制片公司向广电总局申报，想要拍有关这段历史的电视剧，批给谁呢？总局让大家报故事大纲、创作方向，最后决定，1921年这段就允许我们写。我们通过故事打动他们了。”

　　汪海林依此强调，喜多瑞和编剧在《中国1921》整个项目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也正是在审批阶段剧本、创意竞争的残酷，使浙江影视集团当时主动选择找他们合作，答应给喜多瑞20%利润分配的优厚条件。

　　“当时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上影集团。上影拍过电影《开天辟地》，占有这个项目的优势，这次剧本筹备动手又比较早。浙江方面就希望通过喜多瑞的创作力和团队聚合能力，能在PK中取得时间、质量的先机。”汪海林说。他认为喜多瑞最终达到了这个要求：“我们在动手晚的情况下比对方先完成了剧本，通过了重大题材办的审查。那边审查上连续出现两次问题，而我们是一次性过审，中间没什么波折。”

　　名誉与利益的争夺

　　反倒是喜多瑞与浙江影视集团之间的合作出现一波三折的局面。

　　汪海林认为，最初的不和谐声音，是浙江影视集团在喜多瑞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拉入了联合出品方，由原来的两方合作出品变为了三方合作出品；接着《中国1921》在拍摄过程中严重超出预算，编剧稿酬迟迟无法到位。“他们对我们说，既然你们是联合出品方，反正要再投钱的，不如先不拿稿费，把稿费直接折算为投资，以后再分红。”刘毅回忆。汪海林则说：“一般情况下我们不接受稿费折算的方式，知道这样容易引起纠纷。但是考虑到当时他们资金困难，就同意了。”两人都表示，此后喜多瑞一直希望能签署新的三方合作协议，确定各自投资比例和日后利润分配，却一直被以各种理由拖延下来。

　　汪海林和刘毅说，直到2011年4月28日，他们才被告知：《中国1921》很快要在央视一套开播；而浙江影视集团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方面，并不希望在片头字幕的联合出品方一栏出现喜多瑞的名字。“他们的负责人来跟我们说：‘我们两家都是大的国营单位，你们一家民营公司跟我们摆在一起不合适，这么大一个项目，你们作为民营公司，想当联合出品方，很难办到。’可我们又不是今天才变成民营公司的，当初不是你们主动来邀请我们民营公司合作的吗？”刘毅不解。

　　浙江影视集团希望喜多瑞放弃“联合出品方”的署名，改为署名“联合摄制方”。而喜多瑞则提出：要求浙江影视集团作相应的经济赔偿。

　　因为这个看似简单的署名改变，背后其实牵扯诸多利益。“联合出品方”拥有作品版权，而“联合摄制方”没有。更重要的根源还是“建党题材”的重大、抢手。譬如喜多瑞公司注册地的政府管理部门、深圳市委宣传部就曾承诺，只要《中国1921》能登陆央视一套、而喜多瑞公司又参与出品，他们就会给予公司400万元的奖金。放弃联合出品方的名头，就等于放弃这笔奖励。同样的，如果片子能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等官方重要奖项的肯定，联合出品单位的领导还可能获得各种名誉与物质的附加奖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喜多瑞再次起草了一份合作协议，发给浙江影视集团。最终这份协议被拒签。浙江影视方面只同意支付剩余的稿费，将喜多瑞要求的赔偿和20%利润分红等视作“无理”与“捣乱”。这也成为这次编剧维权事件的导火索。

　　在汪海林看来，浙江影视集团的突然“变脸”，是为了“独享荣誉”。“很明显所有人都很看好这个片子会获得很大荣誉，不希望别人分走这个荣誉的光环。”

　　而《中国1921》制片人、浙江影视集团发行总监杜闻伟则对时代周报记者回应：“到现在为止我们跟喜多瑞只签过两个合同，一个是我们公司跟喜多瑞的战略合作合同—战略合作是个框架协议，并不针对具体项目，也没有针对《中国1921》；第二个是和喜多瑞签的《中国1921》创作编剧合同，当初议定的报酬，已经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对编剧价值的尊重。只有这两个法律文本，其他没有留下任何文本或者录音资料。我们一切都会按规矩来。在所有的法律上，我们都是站得住脚的。”

　　在杜闻伟看来，公司确实在支付编剧稿酬上有延后，但编剧“交稿也有非常大的拖延”。他批评喜多瑞不愿承担风险，只想分享成果，起初一直在观望，准备参与投资，却并不坚定，“如果当初你坚持做投资方，要求以剧本稿费来投资，不签订投资协议剧本就不往下写了，那我肯定也没办法，肯定就把协议签了。但你又怕不保险，怕这个项目风险大，到时候可能连稿费都没有了，所以才拖下去。到了开播前，一切形势明朗，再来要求做出品方，那就是来抢钱嘛。2009年投入这个剧的人是厉害的，在2010年继续跟进投资的人是看得清形势的，在2011年再来投资的人那就是投机了。”

　　在双方各执一词的阐述里，唯一清晰的共识是：在广电总局“红色荧屏”政策的护航下，《中国1921》已注定名利双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