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人爱说“羊煤土气”，这是让鄂城扬名天下的四种本地资源，同音的成语恰是鄂城人翻身感的巧妙写照。造化免去了艰辛的奋斗，让失地农民一步踏入富人阶层。生活依旧单调原始，乏善可陈。但无人在意这些，人们说这是鄂尔多斯最好的时代。

　　盖房

　　上湾人拿到巨款后的第一反应是——盖房子。每个人动辄盖上十间二十间平房底商，然后全部出租。一拨拨外来的淘金者承租了这些房屋。一间只有20平方米的出租房，一年租金是三到五万块钱。而当时盖房子的成本才几千元。王沂在1996年给自家亲戚算过，光一年房租就能收9万多。“那时候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巨额的财产，特别划算。”

　　三十年以前，俞明义与所有农民一样。他所有的资产均由那100万的占地补偿款，一路翻转，变成如今的三千万。但他远不是上湾最富的人，按他自己的话说，“只能是中等水平”。有经营得更好的，已经家产过亿。

　　方圆不到5平方公里的上湾，清晰保留着三个时代的分布格局。俞明义住的宿舍楼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在上湾地区这差不多已算是最好的房子。这里保持着1990年代的风貌；宿舍小区外的街道，还有农民们当初拿到补偿款后盖的平房，是上湾的1980年代；再往外走一点，山头，荒漠，那就是1980年前农业时代的上湾了。

　　钱买成底商继续生钱，放高利贷继续生钱，所有的钱都让它流动起来。俞明义手里真正可支配的，大约只有一二十万。但放出去的钱却一直在挣钱。

　　在上湾，即便是熟人，也不会像温州人一样，组团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炒房，炒热后集体出手。他们只会在东胜和康巴什炒房。信息沟通的方式是——一个人对另一人说：今天我在哪哪买了个便宜房子，你明天也去买吧。

　　上湾人没有“团购”，他们忌讳让别人知道自己到底多有钱。即便在家族聚会场合，人们也不会谈论自己的投资详情。他们会说起哪儿有房子卖，会说我在那里买了房子。但是买了一套，还是一层，还是一栋楼，无人知晓。

　　放贷

　　与爱做实业的温州人相比，鄂尔多斯人似乎对繁复的制造工序缺乏兴趣，他们更喜欢古老而简单的放贷游戏。在这里，几乎人人都放高利贷，因为它来钱快。以100万为例，一年利息三分利一年就是36万的利息，利息又可以放出去做本，滚起来大约两年半就回本了。就算本金回不来，利息能付清也可以了。很多人手头上一两万也会放出去，导致家里并没有存下多少钱。“如果钱没生钱，他会坐立不安的。”

　　鄂尔多斯的高利贷有两种途径，一种职业的典当行，现在已经有很多变身为贸易公司或商贸公司，王沂介绍，挂着这样招牌，里面又没什么人上班的，肯定是放高利贷的。典当行赚差价，2分进来，2.5分放出去。更多的是通过亲戚朋友，利息比典当行价格高一些。多数的钱到了房产开发商、建筑商、工程承包商等人手上。这是大兴土木的鄂尔多斯最活跃、也是最急需资金的行业。

　　这些时时刻刻流动的资金大多在鄂尔多斯范围内，甚至不会出上湾。钱只在熟人之间流转。上湾人的高利贷只放给最信任的人——家族内的亲戚、同学、朋友。这是个处处依赖关系的世界，借贷的风险因基于血缘关系的信用而大大降低。无论是那种放贷方式，几乎都没有什么保障，不会拿房产证做抵押，所有人都靠信誉生存。 虽然2009年出过石小红案，但鄂尔多斯人仍然对信贷市场充满乐观，他们相信亲戚同学朋友不会骗他们。

　　麻将

　　这里到处闪耀着财富的光芒，道上奔波的质感厚重的名车，林立于路边装饰一新的高楼，鄂尔多斯人最引以为豪的是这个城市的治安。

　　但人们亦承认这个城市的硬伤：服务行业的粗糙，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走在最繁华的街道上，也极难找到书报亭和书店。尽管这里的生活成本，已达到国内一线城市的水平。

　　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西南角杨家渠有个新园小区，这个占地66公顷、建筑面积约50万平方米的大型住宅小区里，住有几千名回迁的拆迁户。

　　四月的一个礼拜五上午，小区里阳光和煦，几个中年人凑在一块聊天。他们的衣着并不讲究，或者说有些邋遢，神情轻松而慵懒。一辆闪着贼光的奔驰从他们身旁快速驶过，掀起一阵尘土。人们侧目望去，车尾上的标语颇为张扬：走牛逼的路，让傻逼们说去吧！

　　他们没有工作。在2006年拆迁住进小区以前，他们是祖祖辈辈劳作于此的农民。完成拆迁后，每户至少获得一套住房，以及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的补偿款。

　　拆迁评估是个巨大的黑洞。按照没有公示的标准，各户经评估得出的补偿金额相差悬殊。当地人说起高家坡，以前是每天晚上要看着电表点灯的穷地方。在征地时，很多人家紧急装修房屋，连猪圈都用瓷砖贴出来。

　　居民杨虎城告诉南都周刊记者，这里的住户里，八成人不再工作。他们每天的活动是：吃饭，睡觉以及打麻将。

　　麻将馆多开在居民楼里，门上并不挂牌，但居民们都知道位置。一位来自准格尔旗的中年女人挑了间位于一楼的两居室，自己住一间，另一间作麻将室。麻将室不大，只能坐下两桌人，来的都是常客，且多是固定的四人组合。她说，像这样的麻将馆，小区里有几十家。

　　下午三点，快活的喧闹声传到门外。一个桌上汇集着80后、70后、60后以及50后的老中青三代，他们粗暴地将麻将牌推进麻将机中间的黑洞。另一桌上坐着几位上了年纪的女人，一位手上戴了两颗金戒指，另一位脖子上挂粗粗的金项链，显得皮肤晦暗无光。

　　杨虎城指着一位观战的平头中年对记者说：“他放高利贷，一年利息就能收70万。你说他还出去工作干吗？”

　　差距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靠放贷度日。鄂尔多斯人爱把“羊煤土气”四个字挂在嘴边，那是他们引以为豪的四种资源，谐音的成语颇能概括他们的感受。说起“人均GDP超过香港”的典故时，他们会露出中奖后的表情——不是我嚣张，撞大运没办法。

　　他们坦诚这辈人赶上了好时候，承认本地人的懒散以及与外地人在勤奋和精明上的差距。前农民们曾经凑在一起，认真分析过前途问题：做生意，脑子不如外地人精明；当出租车司机，没文化考不到上岗证； 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复存在，而进城打工又嫌累且挣钱不多。一位曾经的打工者说，他想继续回工地工作，但工地招人时都喜欢找河南、陕西等地的民工团队，却不愿招单个的个体。“外地人能吃苦，把我们本地的都排挤掉了。”

　　也有人做过其他尝试。拆迁之后，生于1973年的吕建明与妻子在东胜城里开了家服装店。“只卖几十块一件的衣服，再高档的咱也不懂。”生意一直不温不火，两口子强撑了三年。最后算了下账，发现赔进去五六万，沮丧关张。“进货渠道不行，一换季衣服就烂箱底了。咱是农民还是不太懂这些。”

　　河南人任孝景已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十七年。“这边缺技术，这种需要动脑子的事情很多都是外地人在做。”他在城东开了一家电器修理店，相比周围几家理发店、糖烟酒店走马灯般更换租户，他很自豪一技之长让自己在这个城市里生存下来。

　　亦有拆迁后少数继续打工的人。一对年轻的夫妇告诉记者，他们的存款在二十年内是够花的。但是他们儿子以后要结婚，要给他盖房子(或买房子)，所以还得每天开着车上离家20公里的建筑工地做瓦工，挣150元一天的工资。他们的儿子今年才四岁。

　　跳出了农门，当上了业主，户口本上却还是农村户口。你到底是农民还是城里人？“我不知道。两个都不是，我也说不清我到底是啥。”吕建明说。

　　“我认为生活方式上没什么区别。”吕建明半躺在自家巨大的沙发上，以一种自嘲和无所谓的口气说，“除了冬天不用烧煤取暖，吃水不用从井里手提之外。”

　　他曾经也是工地上的一个电焊工，如今已然失业三年。现在每天的工作，便是开车送女儿上下学。

　　虚荣

　　外面传说鄂尔多斯“人傻钱多速来”，王沂觉得这样说的人“完全不了解鄂尔多斯”。“真正的鄂尔多斯人除非应酬，不会花太多钱在吃上，他们会在家里做饭。”

　　但鄂尔多斯人又极好面子。今年3月，王沂有个本家爷爷过世，家族里的“阔佬们”都回来了，开着各种豪车，“穿得却和农民没任何区别，真的是非常之土。你别说LV，就是杰克琼斯、森马，他都不知道。顶多就认识一个雅戈尔之类，因为电视上有。”

　　王沂有个表弟，在新疆开了一家炼油厂。来北京出差还会坐地铁，住地下室。“但他在鄂尔多斯一定要开陆虎，他不算有钱的，但一定要看起来特别有钱。这些都是装出门面，在鄂尔多斯就是这样：你也许就是住一个车库，但是你必须开一个好车。不然没人跟你谈生意。”

　　王沂现在在北京工作，有个同学来北京玩。两人去崇文新世界逛商场，那位同学要买个包给老公。王沂领她看了很多国际的牌子，从LV到登喜路，同学一直摇头。最后，她挑了一个金利来，非常满意。“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买别的牌子大家会说那是假货，因为鄂尔多斯不卖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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