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者而由投行，再到学者，许小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非标准经历，从某个侧面画出转型中国的标准像

　　文│特约记者 虞立琪

　　2011年3月6日，上海。许小年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课堂上为100多位EMBA学生讲授宏观经济。他这样描述宏观调控：政府的宏观调控如果不能对经济作出正确预测，最好的方法是“不折腾”。而某些现状则是，“在‘不’后面加了一个逗号，”许小年说，“不，折腾！”

　　台下轰然大笑。

　　58岁的许小年很可能是国内目前对宏观经济政策持批判意见最为坚决的一位。他明确反对凯恩斯主义，声称该方法会害了中国。他的一位学生解释说，许是“体制之外的人”，这让他能够扩大自己说话的“尺度”。许小年身材高挑消瘦，戴着金边眼镜，衣着得体，言谈中常夹杂着英语语气助词，词锋犀利。作为一位经济学教授，他对数字和逻辑的热爱，与他对所有“不理性”的厌恶一样多，而这两者都常常表现在他的脸上。一次，他在课堂上直接打断学生的提问：“你和我讨论的不在同一个(经济学)层面。”即便如此，中欧学生们还是堂堂课为他打出高分，并认为他是“最受欢迎的教授”。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坐落在上海浦东的一个国际化社区内。这所商学院约46万元的EMBA学费对当下的中国商业精英来说，并不是一个很高的货币门槛，他们迫切渴望在这里更新自己的知识系统，更重要的是开拓商务社交网络。从许小年来这做全职教授的2004年到现在，每届学生由当时的近500位，上升为现在的700多位。商学院的黄金年代，正是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间，也是被吴敬琏称为“权贵资本主义”现象愈演愈烈，“经济改革迟滞”、“各级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等市场化改革倒退的情况发生的时间。

　　许小年与吴敬琏一道，皆属对此强烈批判的经济学者行列。如果许的批判仅局限在课堂，我们或许并不会起意探访他。事实上，他在课堂外频频制造影响。记者仍然记得，在2010年12月初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午餐会上，当许小年用他一贯铿锵有力的声音作完题为“强势政府导致企业家精神衰落”的演讲，满场一两百位企业家在主持人提议下全体起立向他鼓掌致意的场景。

　　而许小年从未从体制或政府那里得到这样的认可。在教学之外，许主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他发表了几十篇文章，都指向一个方向：中国应该如何发展市场经济。为此，他在文章里指责国资委前主任李荣融“愚忠”，在微博(http://weibo.com)里讥讽政府的房屋限购政策“滑稽”。

　　“我(的文章)有时候有一点过分，但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技巧，是为了有冲击力。人们过去的思维像是一层硬壳，”许小年说，“我要冲击这层硬壳，敲碎它！”

　　许的论调以及特立独行的方式让他拥有名声以及反对者，他的反对者们在网络上斥责他“重理论，不考虑中国实际情况”、“食洋不化”。许称他有时会对成百上千条评论“扫一眼”，但很少被批评所激怒。事实上，微博或博客于他是一个出口甚于入口，他很少看别人写了什么，99万人在关注他，而他的关注者目前为止只有22个。他不觉得微博是个什么好东西(“如果谁在微博里寻找答案，简直是找错了地方”)，他更不会去和他的反对派交流，“歌功颂德的人，我们把他叫做‘歌德派’，”许小年说，“你跟‘歌德派’没法交流。”

　　多年以后，许小年仍能清晰地回忆起自己16岁看到过的一幅场景。那是1969年，他从北京来到延安，两天后他带着在这里染上的虱子以及吃惊的心情，向母亲写信详细描绘这里的情况：“人们衣衫褴褛，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文盲，像我们在电影上看的解放前一样。”这次遭遇或许是他的第一堂经济学启蒙“课程”，他本能地问道：这么穷是为什么？得到的第一个答案是：“陕北农民太懒了，没有像大寨农民那么勤奋。毛主席让你们修梯田，你们不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做，所以你们这么穷。”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呼啸而至的中国农业农村改革，才给许小年们上了生动的经济学第一课。那时许小年已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学系就读研究生(1978级)。在农业改革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票、证都取消了，生产力和经济效益立刻释放出来。这些变化给许小年“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日后许小年描述他当时的震惊时说：“过去我们一直思考(像延安这样的贫穷)出路到底在什么地方，就是想不通。原来这是思考解决不了的问题。”答案指向：市场化。

　　1978年社会、经济思想的解放，以及随之出现的农村经济改革，给那一代的在场者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同年，比周小10岁的张维迎进入西北大学经济系本科。现在的周其仁、张维迎、许小年等都是国内著名的市场派代表人物。“我经历过那个(计划)时代，也看到过市场带来的改变，再也不想回到(计划)那里。”许日后说。

　　启蒙并没有结束。研究生毕业后，1981年，许小年来到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这个机构专门负责对国家重大的项目进行论证。在这里，许小年参与了三峡工程、山西煤炭能源基地建设的论证。那时候该中心有一个项目组，任务是预测“2000年的中国”，许小年也在其中。多年后，2007年，许小年和当年的同事又聚到一块，大家回头看当年预测，发现除了人口组的预测较准，剩下的全不准。

　　在研究中心工作期间，许小年有机会接触到来自各国的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许做翻译。当许发现，外国专家谈的东西他能懂的只有一点、很难与人家对话时，受到极大刺激。

　　1985年，许小年抱着“看世界”的想法，来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就读经济学博士。美国颠覆了他，无论是经济学体系，还是文化社会差异，均令他如饥似渴，其状态跟那个年代的留美学子一般无异。由于过于刻苦，他在美第一年就得了胃溃疡。

　　留美经历对许小年的学术路径、乃至思维方式影响巨大。手执美国这面镜子，他对中国的教育与市场经济环境开始了最初的批判。他说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是“糟糕透了，误人子弟”；而对中国人生活习性的审视，许也有了外部视角。90年代初，他有次回国，朋友开车来接，高速路上，朋友喝完矿泉水顺手开窗扔出空瓶。许马上批评朋友：这么高的速度，这瓶子要砸到后车的挡风玻璃上，跟炸弹一样的，你怎么能这样呢？朋友回应：你真是从美国回来的。这样的评价，许小年将会在他后来回国后的工作生活中多次听到，已是后话。

　　在许小年离开中国的80年代后期，国内经济体制与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1985年，国内经济学领域召集中外专家召开了被称为“中国进行市场经济的思想启蒙”的“巴山轮会议”，在此背景下，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发展思路。“计划”色彩淡化，“市场”得到重视。在这种氛围下，和许小年同一年进入人民大学学习经济学的周其仁，一直在国内积极地参与中国农村改革研究，很早就将经济学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进行调研。研究如何运用经济学的手段，理解中国现状并进行改善成为周大量工作的出发点。

　　许小年走的是和周其仁不同的路，他在美国埋头苦读，进入系统的、技术性的研究道路。1991年许小年博士毕业后，走进了象牙塔，留在美国马萨诸塞州Amherst学院担任助理教授，天天和模型以及经济理论打交道。数理模型、逻辑推导，成为许小年日后多年分析与看待问题的主要工具。

　　许小年离开象牙塔，参与到现实经济中，与一位长者有关，那就是吴敬琏。90年代中期，许小年参与了世界银行一个研究项目，后来将项目内容写成一篇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研究的论文发表在吴敬琏担任主编的《改革》杂志上。“吴敬琏很喜欢，便推荐给孙冶方奖评奖委员。”许回忆说。之后，这篇论文，也是许小年在国内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便获得了当年的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此后许开始对中国经济问题越发产生更大兴趣。

　　这样的肯定与激励在“孙冶方奖”后不久又出现了。在某次国际性论坛上，许小年作了一个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演讲。结束后，有个香港人上前问他：你愿意到投资银行来做研究吗？许小年问去投行有什么好处啊？

　　钱多。

　　多多少？

　　你现在挣多少？

　　许小年说了一个数字后，那人毫不犹豫地说：Double。

　　许随即向美国的大学请假一年，来到美林证券香港研究部工作。

　　当许小年向我们回忆这段细节时，他毫不避讳“薪资”是他投身投行的主要动因。作为一个经济学者，他的论点是“没有财务自由，没有思想自由”。由此，他获得对国内很多趋附权贵的学者的双重俯视：财务上的、思想上的，他将这种俯视称为“同情”。

　　我们谈到这的时候，许顺口引用了《史记》里李斯跟老师荀子告别，要去辅佐秦王时说的一段话：“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鹜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

　　李斯这段话的重点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是，“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最大悲哀莫过于贫穷。长期处于卑贱的地位和贫困的环境之中，却还要非难社会、厌恶功名利禄，标榜自己与世无争，这不是士子的本愿。”

　　李斯身后两千年的许小年呼应：“这讲得太好了！中国知识分子千年心态全在这话里。”

　　事实证明，美林只是许小年投行史中一个波澜不惊的开篇，1999年开始的中金经历(许为中金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为其投行生涯打上了叹号与句号。5年后，许小年回到校园，时隔8年后再度成为一位教授，即所谓的“知识分子”。那是2004年，许小年刚过50岁。五十知天命。

　　但与他当年在美国任教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教授的学生，不再是刚入大学的“白纸”，而是一群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中坚分子，他们有企业家，也有政府官员。其中不乏很多优秀的上市企业高管，也有潜在的“鲨鱼苗”创业者。

　　为了直观观察教授许小年，征得中欧同意，记者3月在上海旁听了他一次EMBA课，全程四天。

　　同学们一开始对许的授课方式有些惊讶：在这门课的一开始，许小年不满地指责现有的经济学教材都不适合教学需要：它们都太关注短期。他勉强选择了曼昆的《宏观经济学》作为给同学们讲授的教材。因为其中“总算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可看”。

　　但接下来他们大多数在课堂上听得津津有味，“很少有教授敢如此说话，”一家私营企业的主管(他同时是一位化学专业博士)对记者说，“他告诉我们真话，并且将市场理论说得富有逻辑又清楚。”

　　为学生讲解GDP概念时，许小年拿出了几张数据统计图表，其中一张显示，在2010年中国各省区市的GDP中，29个省市的GDP高于全国平均，只有两个地方低于全国平均。他问学生们：“猜猜哪两个？”然后他回答：“一个是上海，一个是北京，这两个还很接近全国平均。”许小年继续提问：“那请问这个平均值是如何算出来的？”全场皆笑。

　　更多时候，“很多话你不能说，因为可能说出来就会触及到谁的底线了。”许小年在事后接受我们采访时说。“你看秦晓说了一句话，给他那么大的压力，这不对呀。”他说的是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秦晓发表的文章《去意识形态化回归普世价值》的论调引发了来自高层的不满。至于他自己，“我已经自律了，很多想法没有发表。”

　　许小年尖锐犀利的言论风格，自中金时期就闻名于资本市场。“千点论”是其代表作。2001年9月，他执笔中金公司一篇题为《终场拉开序幕——调整中的A股市场》的研究报告。文章中说：“当指数跌到较干净的程度——或许是1000点，政府再引入做空机制等一系列的重建手段，再塑一个健康、完美的市场。”这个著名的“推倒重来论”和“千点论”，一时引起四面讨伐。此后经过4年震荡下跌，A股果然洞穿1000点至998点，“千点论”成为现实。

　　但许小年现在很厌烦别人把“千点论”当成许氏一个摘之不去的标签去跟他讨论，那是“我说过的最烂的一句话，狗屁不通、一钱不值”。他恼怒他于中金的真正价值——把美林的价值分析方法引进本土投行——却不被重视。

　　无论如何，许小年因为千点论在中金内部受到可以想见的压力，平时他也偶尔会因言论问题受到经纪部门提点，以至于他不得不收敛几分。他承认投行内部研究部门与经纪部门始终存在利益冲突，而对中金这么一个年轻的投行来说，冲突更甚。许小年之性格与观念，决定了他无法再呆在背景、体系变得越发深重复杂的中金。

　　对许小年这样的现状批评者、转型推动者来说，一个吊诡或尴尬之处在于，他们自认为是为了民众福利、引领人们的观念与思想向更有价值的前方，但却时常招致部分民众的责骂。

　　“近年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有‘三不合理’……一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伦理，二不符合法治国家的法理，三不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许小年的这篇博客，招来十万点击、无数责骂。网上有人评价许小年对于房屋限购一事的绝对态度是“书呆子、洋理论、不是迂腐就是别有用心”。

　　在课堂上，许谴责说人们对他的误解是因为，“中国人不习惯形而上学地思考问题”，而“形而上学的发展对于学术研究极其重要”，“你不到‘彼岸’的话，‘此岸’的事情你看不清楚。”许小年强调说。他所说的此岸是指社会现象，而“彼岸”，则是从这些现象中抽离出的逻辑。“从‘此岸’到‘彼岸’，再从‘彼岸’回头来解决‘此岸’的问题，才能得到长期可持续的好的方法。”这也是他解释自己为何态度激烈，但反对所谓“革命”、支持渐进的原因。

　　“对我来说，两岸之间的往还几乎是每天、不间断的。当你从彼岸过来，你会对此岸不理解你的人感到悲哀。”

　　尼采的一句话，许小年曾反复对记者说过，“我活在死后。”

　　另外一个活在死后的人是孔子。这是许小年以前忽略的人物。“我忽然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他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生前很惨，‘惶惶如丧家之犬，逃难于陈蔡之间’。”他说，“突然之间我就觉得我怎么能这么理解孔子啊，在这个时候我就有一点感觉到了‘彼岸’的意思了。”

　　“此岸”的改革，没有许小年这样的批评者太多的现实操作空间。尽管他直接表示，“体制外”并非他作选择的前提，如果国家成立脱离了部门利益的、独立的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他愿意第一个报名，为改革尽力，但，“(独立的体改委)这事可能吗？”

　　他在此岸以别的方式生存。“他是参加学生会活动最多的教授之一。”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课程部副主任赖卫东说，许小年经常去学生的企业参观，甚至成为其中一些企业的顾问。这位当初希望了解农民“为什么穷”的人，在中欧极其活跃地去了解学生们的企业“为什么富”。“在中欧，我的学生使我意识到，有史以来最伟大经济学家除了亚当·斯密和哈耶克，还有一位叫熊彼特。”许说。熊彼特是经济学家中“企业家精神”的代言人。市场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企业家，既符合许小年对市场经济的信仰，也符合他对中国改革需要渐进创新的设想。

　　在研究现实的路径上，他与曾经大异其趣的周其仁，有了部分的合流。而极爱古典音乐、尤其是贝多芬的许小年，在经济学外独有的视野是历史与宗教。他最近正在做的一个研究是，研究西方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包括历史、宗教对经济的影响等，希望从中发现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有所借鉴的东西。

　　写过《吴敬琏传》的吴晓波曾说，“你不能指望一位经济学家‘永远正确’，也不能苛求他穷尽当代所有的困惑，然而，你却可以期望他始终保持清醒、自由思考的姿态，这是时代进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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