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沸扬扬的义乌大塘下股份经济合作社改制事件又起波澜。继合作社董事长朱有云被曝贷款贿选、一房多报、违规卖地中饱私囊等违法行为后，在朱有云及幕后力量操纵下，一场疑窦丛生、涉标上亿的投标拍卖如何再次成为相关人的敛财捷径

　　文  本刊记者  王磊磊

　　暴力镇压了一次又一次的举报，不怕省委书记的批示，顶住了众多媒体的轮番报道，浙江义乌大塘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长朱有云依旧坚挺，这位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最牛董事长”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除了贷款贿选、一房多报、违规卖地，如今朱有云又向世人展示了他的一样新本领，那就是操纵拍卖师的拍卖槌——在5月13日、16日和18日的三场大塘下村旧村改造村民安置招标会上，朱有云和其他几个村干部的竞标牌成为了拍卖师和驻场保安的指挥棒，牌举锤落，朱有云干净利落的把9个店面房，一套别墅以起拍价“拍”入囊中。

　　据知情人举报反映，算上朱有云已经拿到手的6套高层住房，在旧村改造过程中，朱有云已经到手了共计580平米、成交价格三千多万价值的房屋。“大塘下村旧村改造和股份经济合作社改革问题多多，黑幕重重！”义乌当地一位举报人如此向《法人》记者反映。

　　合作社改制如何肥了村干部

　　2011年4月，本刊曾以《义乌股份经济合作社之弊》为题，对义乌大塘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改革中出现的村治腐败、村民权益被侵害、集体土地遭私卖等问题进行了揭露报道，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和关注。

　　时至5月，大塘下村村民又向本刊举报，2011年5月13日、16日、18日大塘下村旧城改造的三场村民安置投标会中，大塘下村村干部暗箱操作，非法投标串标，借投标会大肆敛财。《法人》记者第一时间赶赴义乌进行调查。

　　事情源于在义乌如火如荼进行的旧城改造和股份经济合作社改革，作为改革主体之一，2001年，大塘下村取消了“村”的称号，成立了大塘下股份经济合作社，村委会变成了接受社区及街道管理的微型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成为了新的载体，合作社董事长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原来的“村长”，其他村干部也一转身变为合作社的董事、监事，村民则持有合作社的股权。

　　现任董事长朱有云于2009年4月当选，其后的旧村改造工作由朱有云主导的董事会主持，合作社的经济大权由董事长朱有云为主的董事会掌控、分配，旧村改造上报审批一切事务工作全由董事长签字办理。正是从此时开始，部分村民对于朱有云的贷款贿选、虚假报批、违规卖地等问题开始关注并不断举报。

　　最初村民举报的问题是朱有云用同一块土地，以其祖父、父亲的名义重复造假申报。举报人提供的几份《土地确权公告》显示，朱有田(朱有云哥哥)、朱桂行(朱有云父亲)、朱大四(朱有云祖父)等人分别对面积为40多平方米不等的土地进行了申报，而村民则反映这几块土地其实是同一块土地。义乌市稠城街道办和义乌市国土资源局对该问题曾做了调查并出具文件证明“为同一地块”，并在随后撤销了包括朱大四在内的几起违规报批的土地。

　　随后，村民又就朱有云在旧村改造中违规出让集体土地的问题进行举报，村民反映只要和朱有云有关系的或向其行贿的村民，就可以多获取补偿面积，朱有云甚至把集体土地以高价卖给前来投资的外地人。

　　在村民举报的问题还未得到解决之时，朱有云对举报群众就采取了暴力镇压，其中举报人朱跃贤从今年3月份开始，前后遭到了朱有云和其他村干部的三次毒打，最近的一次就在5月，几位村干部甚至对前来劝阻的朱跃贤妻子和儿子也拳脚相加，造成三人不同程度的伤害。

　　在这一过程中，朱有云还带领护村队对前来大塘下村执行公务的稠北行政大队执法人员进行殴打，甚至有一次在追打举报群众的时候，几位村干部带领的不明身份人员直追到人民检察院院内，直到院领导出面阻止才肯罢手。

　　招投标怎样成了黑幕交易

　　“没有街道办领导，没有国土局和建设局行政人员，也没有公证员，整个投标会场只有拍卖公司的人和包括村干部在内的竞标村民。”几位曾在现场参与投标的大塘下村村民向《法人》记者如此描述投标现场。

　　5月13日、16日、18日，在义乌市位于城北路的建材技工学校的一间礼堂内，分三次举行了大塘下村村民安置投标会，分别对旧城改造后的店面房、住宅和连栋别墅进行了招标。让村民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参加的是一场村干部早已编排好剧本的“闹剧”。

　　据村民反映，凡是举报过朱有云的村民，一律不准参加投标，而国土局明明已经发文撤销资格的几个人却可以照常参加，且现场没有任何政府的工作人员和执法人员，“完全由村干部说了算”。

　　几位村民向《法人》记者细致描述了投标现场。13日那天拍卖的是店面房，第一幕富有戏剧性的场景在投标会开始不久上演，按照顺序，拍卖师从一号地块的几间店面开始拍卖，前几个店面拍完，到一号地块第10到18号店面几间位置最好的店面时，坐在第一排靠边位置的朱有云把手中的竞价牌高举了起来，这时候，站在两条通道上的几十个保安人员(其实是护村队)有秩序的向两边分开，把刚要举牌或已经举牌的村民纷纷制止住，而此时，原本不急不慌的拍卖师突然加快了速度，以极快的语速问道，“一次有没有，两次有没有，三次有没有？”，随后，在大家还没来得及反应时，就听到“砰”的一声——“成交！”。朱有云即以起拍价格拿到了地段最好的9间店面，“他随后走到台上的另一侧，当场在协议上签字、盖章，并在挂在台上的大图纸上标注、签字、按手印，这几间店面就是他的了。”一位村民说。

　　接下来，发生在朱有云身上的情景又多次上演，每当几个关键的村干部举牌时，保安和拍卖师的默契便会再次上演，“到后来，拍卖师问都懒得问，一、二、三，就直接落锤了。几位村干部身上都带着工作人员的牌子，竞标牌的编号也是特殊的，他们都是以最低价拿到地段最好的店面。等到普通村民叫价的时候，拍卖师的频率又变得很慢。”一位村民愤愤不平的插话。

　　随后，几个村民向《法人》记者提供了一段投标会的现场录像，根据录像显示，现场情况和村民所言基本一致。在当天结束的招标会上，几位村干部每个人都以最低价拿到了5到9间不等，其中，朱有云和朱荣尧拿到了最多且地段最好的9间，而正常参加投标的村民，都以倍于村干部的价格成交，最高的成交价格高达一百多万。

　　5月18日的别墅投标更是神神秘秘。18日当天，投标会堂大门紧锁，普通村民全部禁止入内，只有包括村干部以及村干部亲友在内的24人入场。当天共拍卖10套连栋别墅，两间别墅连为一间共同投标。村民向《法人》记者提供了成交后的公示图，在10套别墅的图标上，写着朱有云、朱荣尧、朱文卫、朱建文等村干部的名字，据村民指认，其中有7套被村干部投标到。

　　说是“投标到”，不如说是直接“拿到”，据当时在场的一位保安介绍，前7套别墅的投标过程和第一天如出一辙，村干部只是象征性的举下牌，一整套别墅便归其名下，直到7套别墅“拍”光，下面才是真正的投标，而剩下的三套则是由和村干部关系不“硬”的人争抢。

　　“因为别墅要两间一起拍，所以每个村干部都带上一个人一起投，这些人都是村干部的亲属或好友，拍到后再分出其中一间。剩下的三个指标再由其他人投。”该保安告诉《法人》记者，当天村干部每套的成交价格是起拍价60多万不等，而剩下三套其中的两套最终成交价格在600万元左右，最后一套的一户成交价格便高达502万元，相差了十倍甚至十几倍。

　　“朱有云旧改面积已经没有任何指标了，但事实就是他拿到了9间店面、6间高层套房和一套别墅，需要580平米的指标，仅仅按照他的成交价格和土地指标价格来算，金额已经高达三千多万元，他是怎么拿到这些指标和这么多现金的？”举报村民认为，这其中有太多的“猫腻”。

　　尽管《法人》记者多次拨打朱有云的电话，但始终无人接听。

　　义乌禁声 浙江省委开始介入调查

　　贷款贿选、一房三报、违规卖地，如今又多了一条操纵投标，掩盖在大塘下村旧城改造和股份经济合作社改革之中的黑幕究竟还有多少，监管部门该如何发力整治，有关问题是否已经查处，就受众关注的一些问题，《法人》记者再次采访了义乌的有关部门。

　　义乌国土资源局的工作人员表示，从上月起，义乌市国土资源局针对大塘下村的土地审批以及群众举报的违规卖地问题已经关注，现在正在调查阶段，以前负责大塘下村土地问题的责任者刚刚调离，不方便透露具体细节。

　　稠城街道办党政办公室黄主任表示，由于目前有关大塘下村的相关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市领导要求不再接受采访。对于媒体的采访，由义乌市委宣传部整理统一的回复意见，希望记者到市委宣传部直接联系，了解事情进展。

　　随后，记者又赶到了义乌市委宣传部了解情况，宣传部办公室陈主任告诉《法人》记者，目前省委和市委都对大塘下村和村干部的有关问题十分关注，已经从各有关部门抽调人员，组织了专项调查小组，近些天一直在进行调查和整理材料，不久便会有正式的报告。

　　在结束采访的当天晚上，举报村民给《法人》记者打来电话表示，省委有关部门组成的调查小组当天上午就来到了大塘下村，并和举报村民进行了谈话，了解情况。据说，调查小组也和朱有云及其他一些村干部进行了约谈。“政府和调查小组总会给大塘下村所有村民一个说法。”举报人对省里来的调查小组显然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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