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德清

　　最近，国际组织全球基金冻结上亿美元对华抗艾援助的消息引起关注。全球基金新闻官赫斯特透露，冻结援助是因为中国没有遵守之前与他们达成的协议，没有将援助资金中20%的金额分配给社区性的社会组织。而卫生部疾控局副局长郝阳则回应称，分歧主要是对“社会组织”的定义不同，中方对“社会组织”的认定是遵照民政部的相关标准执行的。

　　最新的消息是，双方已经达成协议，我国被冻结的这笔抗艾基金或将解冻。

　　正如很多专家所指出的，这场抗艾援助被冻结风波关键问题在于，草根组织如何参与到疾病的防治之中。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卫生部门没有把活动经费充分下沉到草根组织，更有草根组织自身发展的问题，以及地方政府与草根组织之间互信缺乏、对立增加的问题。这一风波之所以发生，根本原因还是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滞后所带来的。

　　现在，全球基金与我国卫生疾控部门达成了新的协议，可以确定的是，这份协议会给解决上述问题带来转机，但是，靠一份协议解决所有的问题并不现实。而这更有赖于，当下社会组织整体的生存环境和政策环境，得到本质性的改善。

　　从风波中，我们可以看到，卫生部门对社会组织的认定是遵照民政部的相关标准执行的。从保障资金使用安全等角度考虑，这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执行，中国绝大多数的草根社会组织又都不达标，这不可能不会造成抗艾援助等项目活动经费无法有效下沉。

　　而全球基金作为一个国际性的NGO，不可能容忍其项目资金无法得到有效执行。事实上，其本身也因为项目执行的问题，而面临被暂停捐款的巨大压力。据新华社报道，比利时日前表示今年承诺的2100万欧元捐款能否在年底前兑现，取决于该基金的审计结果。如果审计证实贪腐丑闻，捐款将用于资助其他国际组织。

　　所以说，在这个事情上，全球基金冻结中国抗艾援助，虽然遭遇了一些人士的指责，但是，这也是其作为一家NGO不得不做的事情。

　　因此，这场风波其实也提供了一个让国内的社会组织与国际社会组织工作机制对接的一个契机。有关方面或许不应该将这场风波视为一场麻烦，而应当作创新国内社会管理的一个机会。

　　现在，民政部门已经先后在深圳、北京等地放开了社会组织的管理，降低了社会组织的政策门槛，正在从登记向备案方向转向。去年年底李连杰壹基金在深圳注册成功，而今年春天瓷娃娃等十几家公益组织也在北京成功注册。

　　不过，相对于现实的需要，局限于北京、深圳等大城市的社会组织管理改革意义毕竟有限。这些改革需要进一步推进。

　　实际上，政策环境的逼仄也导致了社会组织发育的良莠不齐。很多社会组织没有合法的身份，因而，地方政府对其缺乏信任，这无疑会加大两者之间的对立和对抗，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处于灰色地带，也让很多草根组织处于不透明的运作、管理之下，弊病丛生。然而，这一切问题的根源，还是在政府层面，不信任社会，不放开，对自己办不了的事，还紧抓不放。

　　最近一系列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政策强调，要鼓励社会参与，要共同治理。抗艾等项目单纯靠政府是做不来的，也是那些现有注册社会组织做不来的，必须要草根组织的参与。在这个事情上，卫生部门完全可以先行一步，抛开那些所谓的条条框框，真正按照公益项目的方式运作这笔援助基金。对申请项目草根组织的审核，可以通过考察其项目执行能力和内部管理，看其项目资金是否透明、是否执行到位。如果，能够真正按照NGO的方式在国内花抗艾援助的钱，那么，又怎么会花不好呢？

　　另一方面，不能不说的是，这场风波之所以在国内震动如此之大，也说明，我们在抗艾等项目上的财政投入也太少了。有数据显示，中央财政对艾滋病防控经费的投入从2001年的1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20亿元。而此次冻结的抗艾援助资金或许就在上亿美元左右，相当于我们中央财政年投入的1/3。这岂能不令国人汗颜？

　　而此次暂停风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强大了。虽然，我们很多地方仍然很贫困，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有每年8万亿的财政收入，有如此多的“三公”消费，这每年20亿元艾滋病防控经费实在不多。而中国向全球基金的捐款少也就罢了，我们给自己国人的投入也这么吝啬，恐怕就实在说不过去了。

　　实际上，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都应该加大投入，向社会购买相关的服务，鼓励和支持草根组织参与抗癌等项目。

　　抗艾援助暂停风波之后，政府部门无论是政策放开，还是加大投入，都应该有实质性的动作。

　　作者系新京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