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小和

　　苏小和 著名诗人、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独立阅读报告》发起人之一，出版《过坎》、《局限》、《自由引导奥康》、《逼着富人讲真话》、《启蒙时代》等著作，2种新书《仓惶人物志》《我们怎样阅读中国》即将出版。部分商业案例收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案例库。

　　过去的一段时光，我几乎用了我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游走在一批有代表性的私人企业之中。现实告诉我，作为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中影响力越来越强大的经济载体，私人企业的发生、发展传递着这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信息。

　　我承认，我生存在一个财富急遽膨胀的时代，翻开历史，打量现在，几乎没有一个时代能够如同今天这样，财富正以私有化的方式快速累进。可是我要提出问题，这些与日俱增的资本究竟能积累到什么规模？有没有一个让人担心的最高限额？一旦抵达限额，历史是不是又一次惊人的相似，这些财富是不是将又一次消失？

　　到目前为止，中国私人企业仍然没有建立起一套具有法律意义、数目字意义的制度。如果私人企业在未来一个时期以内，仍然没有一套合理的制度出现，毫无疑问将抵达最高“限额”，然后开始坍塌。

　　私人企业与“政府关系”

　　中国私人企业发展到今天，一些短期的、条件反射性质的非制度性方法悉数上场，这些方法来自传统的农业文明积淀，来自于道德和伦理，来自于中国几千年的官僚文化，而具有法制性、数目性、规范性的现代企业制度仍然在迷茫状态。

　　有意思的是，我接触的诸多私人企业家，他们给我讲得最多的问题是官商纽带。我以为，这是中国私人企业的第一个关键词。与这个关键词同质的词汇是企业与政府，企业与政治。私人企业家们总是不断告诉我，这些年他们最大的进步乃是终于领悟到什么叫政治经济学，“所谓政治经济学，就是先有政治，然后才有经济”，“必须像搞政治一样搞企业”，“在中国，如果不了解政治，企业无论如何是做不起来的。”

　　这种官商纽带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手段，它是典型的权力寻租，灰色游戏，暗箱操作和不透明交换，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系所不容。危机由此产生，一个逐步走向规范的社会体系是不允许这种黑色游戏存在的，我们的大制度正朝着规范的方向走动，可以想象，这种官商勾结的方法，以及由此方法构筑起来的财富，都将被遗弃在路边，他们不过是一堆堆垃圾，是我们的社会在前进过程中必要的实验品。与官商纽带同质的另一个关键词是“关系”。

　　在诸多私人企业家中，有一类被学者称为“关系资本家”。在人们的眼里，这类以关系见长的企业家通常有一张庞大的关系网络，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民间，无论是国内，还是在国外，这些企业家都能找到自己的资源和兴奋点。

　　熟悉中国文化的人肯定知道，“关系”可能表示不期而然的影响，表示无规则的联系。是一种看来好象合法而实际上非法的交往，比如企业希望做成一件事情，免不了要走后门，找关系，相比之下，规则反而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摆设。但在一个逐步走向规范的经济体系中，这样半公半私，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方法，毫无疑问是需要我们纠正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农业社会中，这种非法关系所带来的损伤可能仅仅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地域，但在一个信息发达的商业氛围中，这种公私不分的灰色关系将直接危害他人，危害经济体系本身，最终导致经济体系的凋敝。

　　非民主化管理

　　历史的积淀真是无所不在！五千年的官僚道德文化延续到今天，我们的私人企业也不约而同地继承了道德立场，反映在企业管理上，就是弱化法制化、数目字管理，一味采用模糊的道德精神。我们今日检讨传统经济之成败，特别是检讨私有财富之兴衰，一个最大的发现，乃是道德伦理几乎主宰着经济的演进，而严密的数字管理一直没有出现。很多企业都在用大一统的道德精神来促成企业文化，而通常强调得最多的精神范式是奉献、忠诚、敬业、努力之类大而化之的道德观，很少有企业要求自己的员工必须建立起企业的技术标准。

　　在空泛的道德立场引导下，私人企业出现非民主化管理就成为必然。这种非民主化管理的第一特征是企业管理的独裁，是企业家永远的“一个人说了算”。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私人企业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专制化管理来源于历史，他们通常坚持认为，私人企业的产权决定了自己必须一个人说了算；第二特征则是企业的封闭和不透明。他们坚持认为企业的所有行为只是自己的行为，甚至是“家务事”，私人企业没有义务让社会了解到必要的信息；而与以上两点有必然联系的另一种现象，则是私人企业内部的个人崇拜。可以肯定地得出结论，今日100%的私人企业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王国，而企业家则是王国里至高无上的“神”。

　　我在调查过程中，几乎每天都在与这样的“神”不期而遇。

　　我们看到，在创业早期时，企业家往往天不怕地不怕，高呼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冲破一切规则、打破一切神像、用尽一切办法，去取得自己的位置。当终于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时，便开始不把自己当人看，他逐步让自己变成了神！于是，在自己的鼓动或默许下，躁动的幕僚、无耻的媒体、盲从的员工，开始一场企业内部造神运动，包括幻化自己的生平，升华自己的不同，神话自己的命定，把偶然总结成必然，把冒险演绎成胆识，把偶有灵验的平常人吹捧成无所不能的“上帝”。

　　一种科学的管理方法的丢失，对于一家企业和一名打算做大事的企业家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走向技术性制度

　　毫无疑问，企业的永续经营必须依赖一个完全法制化、市场化的商业社会体系，按照黄仁宇先生的陈述，一个健全的商业社会体系必须具备下列技术性格：

　　一是资金广泛的流通，剩余资本通过私人贷款方式自由往来；

　　二是经理人才的自由雇用，因此，私人企业有效扩张，其规模和效率超过了企业所有者，也就是企业家本人耳目所能监视的程度；

　　三是技术上的各种支持因素通盘使用，各个企业的活动范围超过企业本身的力量，完全依靠管理，把企业和市场有效的整合在一起。

　　黄先生认为，上述三个条件完全依赖信用，而“信用必须依赖法治维持”，所以，即使是西方著名的私人企业，也完全依赖与本国的法制体系的约束，反过来，那些企业家也在相应的政治体系中占据了特殊比重。显然，目前的中国私人企业家仅仅意识到自己必须融入到政治体系中去，在传统文化和当下社会结构中寻找企业发展的方法，而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下的大体系暂时并没有严谨的法治体系为私人企业家提供规范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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