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镛定下刘家的一条家训：“后代要读点书”。他的长孙刘承干肩负起了搜集资料，购买图书的重任，于是刘家的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

　　主讲 │ 钱文忠   供稿 │ 浙江卫视《江南》栏目组

　　刘家，从老太爷刘镛“神话”般的创业、崛起，到第二代“进士商人”刘锦藻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非凡业绩，已经成为近代江浙一带闻名遐迩的商界巨擘。

　　然而上个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惊心动魄的巨变让“进士商人”刘锦藻躲进了西湖边上的坚匏别墅，一门心思地著书立说。而此时，作为刘家第三代的刘承干肩负起了搜集资料、购买图书的重任，于是刘家的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

　　刘家长孙

　　在刘家第三代“承”字辈中最负盛名者莫过于刘承干。他的不同凡响之处，是在南浔建造了一座近代中国最大的私家藏书楼——嘉业堂。

　　刘承干，是刘镛次子刘锦藻的大儿子，生母是号称南浔“小金山”的金家小姐。因为其伯父刘安澜早逝无后，就在4岁时过继给了大房刘安澜。

　　对于长孙刘承干来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应该是较特殊的一年。老太爷刘镛驾鹤西去，18岁的刘承干成了刘家财产的首位继承人和主持者。

　　没有找到确切数字表明刘承干究竟继承了多少财产，但仅房地产一项，就遍布上海、杭州、莫干山、扬州、青岛、汉口和长沙等地。民国17年(1928年)4月出刊的《上海总商会会员录》，排列了当时最具规模的16家房地产大户，刘承干和他两个叔父刘梯青、刘湖涵皆榜上有名，且名列前茅。刘家兄弟在旧上海房地产界的整体规模或许不亚于号称上海滩第一房地产商的犹太人哈同。

　　然而刘承干并没有继承上辈人经商的天赋，倒是把老太爷的一条家训，即“后代要读点书”前所未有地继承并发扬光大了。

　　唯书是嗜

　　作为长房长孙，刘承干自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幼年入读南浔镇上的“浔溪书院”。与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刘承干参加科举考试，一举成功，中了秀才。然而也就在这一年，清政府正式下令废除持续了约有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看上去，刘承干金榜题名的梦想被击碎了，却也使得中国文化史上少了一个碌碌无为的文人官僚，而多了一个名闻南北的大藏书家。

　　湖州素有藏书之风，民间多藏书家。刘承干自称：“生平嗜书，与世俗之珠玉货财同。”身在商人世家，他对买房买地毫无兴趣，买起书来却是一掷千金，毫不痛惜。

　　1910年，刘承干29岁，清廷农工商部在金陵(今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南浔镇的生丝获多种最高奖，作为地方工商界的代表，刘承干应邀参加。结果“实业”未见有何“劝进”，倒被“状元楼”一带的书铺所迷，旧版书买进不少。书商们见来了这样一个不惜重金购书的阔主顾，大喜过望，等他回家后，专程送书上门的书商就络绎不绝了。

　　第二年，就是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这场革命让多少有些遗老遗少情结的刘承干束手无策。除了追随皇帝溥仪，他不知如何应对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动荡政局。人心惶惶之际，刘承干携家眷避乱上海。

　　这时候的刘承干经常和一群从各地流亡上海的前清遗老交往，这些曾经的显贵有家道中落的，就开始变卖家中的珍藏。对于那些卖书的，刘承干从来是慷慨解囊、照单全收，与此同时，他也学到了不少藏书知识。这一时期，不少珍善秘本也通过种种渠道流入刘承干手中，使他在短短六七年里，集中了当时藏书界的精华。

　　有些书本来是花钱也无法买到的。由于当时北洋军阀混战，设在北京的国立清史馆经费捉襟见肘。于刘承干来说，清史馆的穷倒成了一件“好事”，掏点钱，捐点款，名誉纂修的帽子很轻松地戴到了头上。有了名头，他自然可以出入史馆，目睹梦寐以求且秘不示人的珍籍，更重要的是还被允许出资录副。于是刘承干斥金近10万，抄录了《清实录》、《清史列传》、《国史》、《湖录经籍考》等“秘籍”。

　　第一藏书楼

　　1920年，刘承干在上海的“求恕斋”再也无法容纳他的藏书了。于是稍经酝酿，刘承干便想到了这样一个豪举：利用南浔刘氏家园，兴建一座规模巨大的藏书楼，与宁波天一阁遥遥相对。在家族观念浓厚的刘承干看来，只有将藏书楼建在家乡，才能使藏书永远流传下去。

　　藏书楼在1920年冬破土动工，花钱12万，历时5年终于落成。它占地20亩，四周开河，整座书楼砖木结构，中西合璧的两层楼。平面呈“口”字形，中间正方天井占地两亩，天井里方砖铺地，不生一根杂草，是为夏季晒书所用。

　　嘉业堂曾有宋本79部，元本84部，共计163种(其中完整的有106种)。当年，刘承干对其中最著名的4部宋版史书《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极为珍爱，还特地在嘉业堂中辟出“宋四史斋”以珍藏，随时向来往的客人展示，以显出收藏的不同凡响。而明代的《永乐大典》，此书经八国联军劫毁，仅存800余卷，300余册，而刘承干居然收藏有88卷，42册，占存世卷的11%。

　　藏书楼落成后，大江南北的书商纷纷闻风而来，为了鼓励书商继续送好书来，刘承干则是照单全收。至1930年左右刘氏停止购书时，总藏量已有二十万册六十万卷。

　　大名鼎鼎的天一阁全盛时期，藏量也只有七万卷。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检视80多年前的刘氏藏书，那无疑是一座中华民族古代珍籍的宝库。作为书楼，嘉业堂还为防火、防潮、通风做了周密的设计。刘承干甚至斥资千元，购置了最先进的“震旦”灭火机，放在消防室内，以便随时使用。

　　“傻公子”的贡献

　　鲁迅先生曾戏称刘承干为“傻公子”。然而最被人笑为“傻事”的是，这位傻公子不光花傻钱买书，而且买来的即使是“海内秘籍”，也从不自秘。

　　嘉业堂藏书楼内辟有专门的阅览室，只要有熟人或名人介绍，都可以来此借阅抄录，连珍贵的宋元刊本都可以借抄，甚至借出翻印。有学者为了抄书，在楼中一住数月，连膳宿都由刘承干负担。同镇的另一位藏书家也曾花了两年时间，向他借抄了一部100多万字的文集。刘承干对待私家藏书的这种开明态度，实在是对历代藏书家“深藏秘守、唯恐人知”这一观念的超越。

　　刘承干藏书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他不以自己赏玩为藏书目的，相反却雕版刻印，广为流传。嘉业堂刻书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后，不少专家学者为支持刘氏，纷纷提供底本，更有人把祖传秘稿贡献出来。孤本求之不易，完整的孤本求之更难，作为一位严肃的刻书家，刘承干绝不粗制滥造，每遇底本残缺，他总是百计搜求，荟萃以传。刘承干刻书还讲究包装，雕版是选上好的红梨木，纸张也用上好的纸张，印刷铺也都是国内著名的店家。所以嘉业堂刊印的书籍，以精确典雅闻名于时。

　　半个多世纪之后，刘承干的孙女留学德国，看到慕尼黑图书馆里藏有线装书，就问工作人员，有没有中国嘉业堂刊刻的书？工作人员说没有，因为嘉业堂的刻印本太贵了，不是按册论价，而是按照页数来计价的，可见其价值之高。

　　但是刘承干当年刻印图书没有一点盈利的打算，起初只要有人登门求书，他都来者不拒，免费送人。后因求书人太多，才定价出售，但对友人仍继续赠送。刘承干甚至为此一度专门雇了一名职员，他的任务，便是把印好的书，保存到嘉业堂东面的一间大洋房里，逢到有人来讨，由他负责邮寄，连邮费也是白贴。

　　刘承干不仅是民国藏书冠军，也是刻书最多的出版家，而且他还刻了一批民间很难看到的清代禁书。鲁迅先生极为欣赏：“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又说：“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

　　现实中平凡、孤寂甚至有些落伍的刘承干，在藏书、刻书的表象后面，还是有着呵护、珍爱文化的朴素愿望。

　　据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周子美(曾在嘉业堂藏书楼任编目主任八年)回忆，刘承干曾经给他算过一笔投资藏书、刻书的账：建嘉业堂藏书楼12万，购书30多万，刻印书20多万，聘人编、校、抄、鉴定等10万，总计80多万。而80万，是当时可在上海买十余座花园洋房的代价，在当时，除了像刘承干这样的江浙巨富，谁能做得到呢？嘉业堂是中国私人藏书楼史上的绝唱，也是20世纪藏书文化史上的丰碑。

　　刘承干在兴建嘉业堂之初，也是极其希望自己亲手创办的这个藏书楼能够避免历代藏书家藏书“终归流散”的结局，子子孙孙传下去。然而，嘉业堂只鼎盛了10年左右而已。

　　抗战时期，侵华日军一路南下，到处烧杀抢掠。南浔镇上十室九空，南浔“四象八牛七十二只金黄狗”的宅第和园林，大多已成废墟，而唯独刘氏家庙及小莲庄和嘉业堂未遭兵火之毁，这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直是个谜。个中原因，由于至今没有合理的解释，由此产生了各种传说。

　　一种姑且称之为“送书得福说”。据说是日本有一著名汉学家松崎鹤雄，抗战前多次来信向嘉业堂讨书。刘承干一向乐意把书作为上等礼品送人，日本汉学家热衷中华文化，自然也是有求必应。抗战爆发以后，在杭嘉湖地区的日军司令官“牧少将”，据说就是汉学家松崎的小舅子，所以松崎拜托他，务必要保护嘉业堂及其藏书。

　　另一种说法是：刘承干深知日本人搜罗中国古籍的习惯——一重版本，二重全帙，好完整而恶残本。所以在日军到达南浔后，刘承干通过贿赂伪军，偷偷用船将三万余册珍本善籍运往上海寓所。实在无法运走的，他又将每部书抽去第一册，将它们藏入南浔老宅的天花板之上。所以日寇因此认为书楼价值不高，再加上松崎与刘承干相识的关系，做了个顺水人情。

　　随着近年来许多重要的历史资料重见天日，还有学者专家提出了“掠夺阴谋说”，认为当时提出要保护嘉业堂的那位日本汉学家松崎鹤雄，曾经做过日本主要侵华情报机构满铁大连图书馆的顾问，也曾经为了搜掠中国珍籍四处奔走。他对南浔嘉业堂藏书可以说早就垂涎三尺。据当时满铁大连图书馆馆长柿沼介透露：“松崎的确给牧少将打了电报，请他命令南浔驻在地士兵严加防范，将管辖下的南浔刘氏藏书控制在手，并找机会调集出来。”日本人对嘉业堂的所谓保护，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文化掠夺的阴谋。

　　虽然嘉业藏书楼一度成了日军的兵营，荷花池里停泊着汽艇，但还是在炮火硝烟中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成为江南众多著名藏书楼中的幸存者，原因至今扑朔迷离。然而藏书的流失已不可挽回。

　　1940年至1941年，因为战乱，家中的经济情况急转直下，“傻公子”刘承干为了应付一大家子的浩繁开支，准备出售一部分藏书。当时日本人也听到一些风声，从10万开价至60万，均被刘承干婉拒了，最终将明刊本1200余部，钞校本36种出让给中央图书馆，现在台湾。

　　到了解放前夕，嘉业堂仅剩书籍11万余册，杂志3000余册，自刻书2万余册。嘉业堂大量珍贵书籍“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这应该是刘承干很不愿意看到的一幕。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1951年11月19日，刘承干致函浙江图书馆馆长张宗祥，“愿将书楼及四周空地并藏书书板连同各项设施等悉以捐献”浙江图书馆。

　　开枝散叶

　　“四象”之一刘氏家族的神话，似乎已经烟消云散了，但今天，当人们以现代的眼光审视刘家近半个多世纪的状况时，仍能感受到一种“大象”级别的震撼。这主要是刘家众多的博士、教授和专家们造成的整体效应，是刘家读书传统的延续。现在的南浔刘家，俨然已成了一个学术型和艺术型的大家族，散居在世界各地，他们之中有研究卫星轨道理论及天体力学的航空航天专家、飞行员、医学家、化学家、艺术家、好莱坞摄影师……有意思的是，在经济实业方面有所建树者却极少。

　　在将近150年的时间中，一个江南水乡的儒商家族从南浔古镇走向十里洋场，甚至飘洋过海，他们所经历的盛衰沉浮实在是让后人可以咀嚼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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