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周海滨

　　“一个人能寻着自己所爱好的事业，做到迷的程度，不但‘好之’，而且‘乐之’，这是何等愉快的事情！”

　　说这句话的愉快的人，是邹韬奋。

　　他是著名新闻记者、活动家、政论家和出版家。他主编的《生活》、《大众生活》、《全民抗战》周刊以及《生活日报》等曾风行海内外，其中《生活》周刊创下了单期近20万份的发行量。时至今日，这一发行量也不可小觑。

　　更重要的是邹韬奋不是以“低级趣味”来吸引读者，在出版经营上以内容制胜，以时事和民众利益为取向，在稿件取舍上提倡“有益”、“有趣”。正是在“有趣味、有价值”口号的引领和办刊精神的主导下，《生活》周刊高歌猛进。

　　1944年，49岁的邹韬奋病逝。生前他并未入党，却收到了中共中央的赞许——“吾党的光荣”，因为他“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直至最后一息”。

　　常跑“审查委员会”

　　邹韬奋以记者之名行世，却以社会名流身份显耀于当时。

　　1938年2月9日，他第一次到重庆，重庆报界在第一模范市场永年春餐馆欢宴邹韬奋。10日中午12时，应剧作家曹禺、宋之的、陈白尘之邀，邹韬奋与叶圣陶来到鸡街口生生食堂举行欢宴座谈会。下午4时，邹韬奋又应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请，在沙坪坝中央大学发表演讲，听众达2000多人，盛况空前。

　　邹韬奋的名气来自于他创办的“六刊一报”和生活书店，而名声大噪则在“七君子案”。

　　1936年11月，国民党政府以“危害国民罪”先后将邹韬奋、沈钧儒等七人逮捕。据传蒋介石曾邀他“当面一谈”，被邹韬奋拒绝。三年后，邹韬奋在重庆获知，蒋介石欲收他做“文胆”陈布雷第二。

　　1938年底，邹韬奋再次赴渝，此行的目的是将下设图书、刊物和报纸等业务的生活书店由武汉迁到重庆。

　　在重庆，邹韬奋最常拜访的衙门是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对生活书店“审查”严格，唯恐“异端”言论流毒坊间。

　　虽然屡次拜访通融，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并没有手下留情。到1941年2月，除了重庆分店之外，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内的50余家分店全部被当局封闭，所有职工被逮捕或遣散。

　　1941年2月23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之前，邹韬奋自摘国民参政员乌纱帽，黯然南下香港。

　　国务院原副总理、邹韬奋之子邹家华对父亲南下后的境况历历在目：“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把56个生活书店都封闭了。他（邹韬奋）在重庆没法待下去，就从重庆跑到香港去了。”

　　邹韬奋一走，夫人沈粹缜的安全受到威胁。邹家华回忆说：“我们感到住不下去了，就决定走。当时是1941年，我15岁，弟妹都还小。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利用跑警报的机会逃走。因为特务也要躲警报。我们只带了两个箱子，从重庆过江到南岸，乘一家汽车公司的车子到贵阳。从贵阳又到桂林。后来就靠步行了。有一位生活书店的同志陪我们，还雇了一乘轿子，孩子们走不动的时候坐坐。经过玉林走到湛江，然后从雷州半岛坐船到了香港。当时是逃难，我们坐在货船的最下层，上面都是运往香港的鸡、鸭。”

　　经济独立办报刊

　　邹韬奋筹办《生活日报》以“救国救民”为宗旨。1936年7月31日，邹韬奋在《〈生活日报〉创办经过和发展计划》一文中写道:“我不想做资本家，不想做大官，更不想做报界大王。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要创办一种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作喉舌的刊物……我们一定要创办一种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日报。”

　　1932年7月，邹韬奋成立生活书店，任总经理。生活书店先后出版发行数十种进步刊物和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1000余种图书。

　　生活书店倡议人之一胡愈之回忆说，当时《生活》周刊随时都有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的可能，有了书店，刊物即使被封，也可以换个名继续出版刊物。因此，当时的生活书店虽然效益较好，但就其性质而言，仍“不是私人牟利企业，而是集体经营的文化阵地”。

　　邹韬奋主张公开经费来源，不接受任何团体或个人的私人津贴，不接受欲操纵公司之股。《生活》周刊的维持与发展，全部依仗发行、广告及出版书籍等收入。这与邹韬奋所秉承的“报格”有关，即“绝对不容侵犯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因而，要凭独立自由之精神办报，首先必须在经济上保持独立，不为来路不明大资本大股东所节制。

　　为防有私己行为和“阴谋操纵或破坏”，《生活日报》采取“股份两合公司”的办法管理报社。

　　所谓“股份两合公司”，即由报社任“无限责任股东”，其余投资赞助者都是“有限责任股东”。无限责任股东对内执行业务，对外代表公司，负担经济上的无限责任；关于公司管理言论编辑等等事项，则为专一责任增高效率起见，由无限责任股东聘任若干人组织干部全权主持。至于“有限责任股东”，是在股东中选出监察人五人，有监督财政之权，而无操纵行政之权。

　　拒绝引入大资本，那么广告经营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但邹韬奋在广告经营上没有唯利是图。“略有迹近妨碍道德的广告不登，略有迹近招摇的广告不登，花柳病的广告不登，迹近滑头医生的广告不登，有国货代用品的外国广告不登”；“凡不忠实或有伤风化之广告，虽出重金，亦不为之登载”。

　　这是需要勇气的。当时的一些大报为了维持生计滥登广告，有的几乎成了广告报，较为赚钱的皆是被邹韬奋拒绝的医疗等广告。

　　邹韬奋不得不从发行上另辟蹊径，他主张建立全国通讯网，通过扩大销路，增加出版物的销量来增加收入。他在上海创办《生活日报》时就要求“本报不必只在上海推广，应就全国各县，分区竞销”。

　　在抗日战争之前，生活书店在上海福州路一个三层楼上设了一个门市部，挤满了购买本版外版书刊的读者。当时我国的四大书店——商务、中华、世界、正中都有宽大敞亮且位于临街楼下的店堂作为门市，但顾客寥寥。当然，生活书店里的读者也多是只看不买，时人曾回忆：“站在店里，三个小时看完高尔基的《母亲》，五个小时浏览完《安娜·卡列尼娜》。”

　　“吾党的光荣”

　　1944年7月，邹韬奋因患癌症在上海病逝，时年49岁。临终前，他表达了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9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他生前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中共中央在致家属的唁电中称他为“吾党的光荣”，“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

　　 (文中部分史实参考胡愈之著《我的回忆》；赵浩生著《两代人物一个愿望》。)

　　 邹韬奋为何不入党？

　　邹韬奋生前，曾多次向中共党组织提出入党请求，党组织认为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国统区工作更为有利。邹家华说：“父亲在1937一1938年间，已经向周恩来提出入党的要求。周恩来当时考虑，从党员的条件上来讲，那没有问题，但是从当时历史的情况来看，还是在党外做工作更加有利。因为如果你是党员，别人会以为你当然是代表党来讲话；但作为一个党外人士，从客观的立场讲话，就更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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