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造财富的30年间，这位建立了自己玻璃帝国的福建商人掌握了一套法则。现在，他想将这套法则运用到“如何给出财富”上，为并不十分有序的中国慈善业注入新的思路和方法

　　策划  |  本刊编辑部 统筹  |  倪妮   采访 |  吴阿仑  吴金豪

　　5月12日早晨5点半，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半个小时，曹德旺就已经赶到本刊记者下榻于福州的酒店。等到我们往返160公里，考察完他在家乡——福清县高山镇捐资修建的庙宇及学校，再回到位于福清宏路的福耀集团时，时间也不过九点多钟。

　　事实上，现年65岁的曹德旺每天还保持着早上四点起床的习惯。当别人九点钟上班时，他已经工作四五个小时了。

　　“我做事就是讲求效率，决定了就马上干，绝不拖延。”曹德旺对《中国慈善家》说。比如我们所看到的崇恩寺和德旺中学(高山中学新校区)，就是去年下半年才开始动工的，现在已基本完成了土建，二者总共投资达3亿元。“要是晚几个月，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国家宏观调控的进行，土地和工程就都不是这个价格了。”德旺中学教学楼及校舍是依据最高质量标准建造的，并将引入最好的师资力量。建成后，它将成为辐射整个福建的中学教育改革试点基地。

　　而曹德旺的高效还体现在，他用不到30年时间，从零起步打造出价值数百亿元的福耀汽车玻璃产业集团；在捐助中国扶贫基金会2亿元后，要求对方必须在半年内，以每户2000元的标准发放到滇、桂、渝、黔、川的近10万农户手中；以及去年才卸任福耀集团总经理一职后，就马上投入到河仁慈善基金会的创建工作中。

　　2010年底，全国媒体都在报道河仁基金会股捐计划因政策瓶颈而搁浅的消息，但短短几个月后，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李海峰的帮助下，这个以他父亲名字命名的慈善基金会就获得了政府的审批通过。此前他曾多次与李海峰合作做慈善。

　　2011年5月5日下午，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当着众多官员和媒体记者的面，曹德旺宣布河仁基金会正式成立。他捐出自己家族所持福耀集团3亿股股票(依当时股价计算，总价值约合人民币35.49亿元)，作为河仁基金会的主要资产。他四年前即已动念、近两年来四处奔走的事业，此刻终于迎来一个满意的结果。

　　对于整个中国慈善业来说，这也是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它开创了全新的民间慈善模式：由民营企业家捐出自己拥有的公司股票，每年用股权收益投入慈善事业。曹德旺还公开表示，一到两年内，目前出任河仁基金会理事的曹家和福耀方面三名代表——曹德旺、曹德旺之子曹晖、福耀集团财务主管，将会彻底与基金会脱离，而现任基金会理事长、曹德旺之兄曹德淦，四年任期期满后也将退出。届时，基金会将完全交由一个与曹家无关的专业管理团队运作。

　　“就算国家有一天将它收归国库，我也没有意见！”曹德旺说。就在宣布河仁基金会成立的前一天，在北京昆仑饭店，曹德旺与本刊还就他的慈善理念及心路历程交流了3个多小时。这位身材略微发福、有着典型福建人长相的慈善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眼中隐藏着的一股犀利光芒。

　　在以捐股权方式设立基金会的计划暂时受阻之际，曹德旺曾将自己所持的部分福耀股权套现，得到11亿元现金，1亿用于纳税，另外10亿完全用作慈善。如此决绝，除了参透“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佛理外，他也希望摸索出一套中国式基金会的运作新模式。

　　修行者

　　灵石寺隐藏在福州市东张镇灵石山深处，群山环抱，极目四望，莽莽苍苍，实乃佛门清修之佳所。该寺现有尼众100左右，并有着福州最大的道场。

　　如今的灵石寺，天王殿、大雄宝殿、五官堂、净行堂等多所建筑连成一片，颇为恢宏。然而这座唐代即已存在的古刹，在文革期间被林场工人占用居住。1984年从广东云游至此并留任住持的慧本向《中国慈善家》介绍说，她来的时候，这里没有一栋成形的建筑。1980年代在当地政府领导关心下，林场工人迁出，灵石寺得以恢复，但建筑残破，仅有几名老尼留守。当地一位官员在曹德旺的一项捐助仪式上，邀请他考察灵石寺。曹德旺一口答应，并在考察结束后，马上确定投入12万元用来启动修理工程。

　　此后，灵石寺成为曹德旺的定点捐助对象。慧本说，每隔一两年，曹便会来到灵石寺，主动询问还需要修建什么。就这样，从1988年至今，历时20余年，曹德旺先后投入2000万元，帮助灵石寺完成现有规模的建筑群。“寺里建筑大部分是曹德旺捐资兴建的。”慧本说。值得一提的是，初期企业资金遭到经营上的占压，曹德旺是借款来进行这项捐助的。

　　灵石寺是曹德旺捐资兴建寺庙的开始。此后，他又以更大手笔不断投入其他寺庙的修建，至今总投入达数亿元。站在自己斥资1亿元修建的高山镇崇恩寺工地上，望着初步成形的巍峨庙宇，曹德旺说：“这些庙宇的建筑设计和用料都是很讲究的。这些瓦是特制的，要烧制四五天，并且只选用成品中一半，瓦片非常结实。”

　　曹家四代信佛，曹德旺从小就从虔诚的母亲那里耳濡目染，而今，功成名就之际，他愈加成为佛祖理念的崇信者。“人生借由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等步骤，最后达到般若(智慧)，完成人生的轮回。”曹德旺说，“而在佛教的六度轮回理论中，布施排在首位。”

　　已迈过花甲之年的曹德旺，并没有停止用佛理指导他现实的人生。在他的办公室和豪宅的入口处，还各自陈列着一部特制的《金刚经》——长1米2，宽78公分，厚达12公分。

　　曹德旺相信，这么多年来，他的修功德行为，与他做企业的成功，冥冥中有一种关联。“功德做得越大，我感觉自己的企业也越成功。”但他进一步解释，“并不是真的有‘菩萨’在保佑你，而是佛教能够净化你的心灵，当你一心修行功德时，人内心变得宁静、简单，怀有感恩的心态，这种心态会转移到生意的方方面面，变为做生意时的一种内心状态。”

　　事实上，曹德旺虽是个修行者，并斥巨额捐资兴建寺庙，却几乎从不专程去寺庙拜佛，“信佛不是去拜佛，而是去理解它。”在他看来，很多商人动辄去寺庙拜佛许愿、并愿意花重金还愿的行为，恰恰不是真的信佛。他也极少与寺庙的住持进行佛学讨论。20多年来一直接受曹德旺捐款的慧本说，许多人以为她与曹德旺私交甚笃，甚至试图通过她去接近曹德旺，但实际上，曹德旺在她心中却是颇有距离感的“曹总”。“每次他来到灵石寺基本上谈的就是修建工程的事，很少谈到别的。他也几乎不跟我们讨论佛学。”曹德旺也没有执行佛教信徒通常会走的一道程序——皈依，尽管1990年代初受弘一法师传记影响，他差点出家当了和尚。皈依后，居家修行的俗家弟子便可称作居士，但曹德旺认为修行并不需要这样的仪式。

　　曹德旺只是在生活中努力践行着佛理：做善事是布施；规范经营企业是持戒；忽略掉社会上一些因不理解他的言行而出现的负面声音甚至诽谤是忍辱；不断摸索使事业进步的方法是精进。

　　散财与监管

　　实际上，只要是慈善捐款方面的请求，曹德旺几乎都是毫不犹豫地答应，而且会立即兑现。而有人从他的长相中，也确实看到了几分佛相。

　　他的慈善之举，伴随着其整个商业生涯。早在1983年他刚承包高山玻璃厂，还没赚到钱时，他就应其小学老师的请求拿出几万块钱为母校添制了新课桌。曹德旺迅即的慈善决定有时甚至会让对方措手不及。福建省残联负责人筹划拍摄反映残疾人的电影《特别的爱》时，曾找到曹德旺，希望他捐助100万元以启动拍摄，并提出一起吃饭详谈此事。曹德旺当即表示：“饭就不吃了，我给你100万。”随着电影开拍，曹德旺又追加了100万元捐资，同样没有经过一场饭局。今年5月15日，作为首部特奥题材影片，《特别的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这部电影共耗资400万元，曹德旺捐助占到了一半。

　　而对于其每一次慷慨解囊或解危救急，曹德旺还往往表现出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淡然，他很少主动去渲染他的义举给获助对象带来的改变。2010年，他给西南受灾五省捐助人民币2亿元，每个受灾农户领到了他捐助的2000元救灾款，在电视节目《小崔说事》录制现场，曹德旺和一个受捐助农妇同时接受访谈。农妇激动地讲述曹德旺的2000元给她家生活带来的重大转机，而对面的曹德旺只是坐在那儿静静地听着，毫无居高临下之意。

　　这与近年来名声大噪的另一位慈善界活跃人物陈光标的风格迥异。陈光标喜欢将他为受助对象发钱的场面拍摄下来，四处传播，享受那份“荣耀”，他的举动由于不顾及被捐助对象的自尊心，被一些媒体称作“暴力慈善”。而对于这位近来备受争议的慈善人物，曹德旺也表现得很宽容，并认为应给予他理解和尊重：“他毕竟也做了不少善事，是真的在捐钱。尽管他还有待提高。”

　　近些年来，曹德旺的慈善家名声传扬开后，一些人开始给曹德旺写信。2002年，一位母亲因自己的女儿从小患肾炎，一直无钱医治而向曹德旺求助。他的助理劝他：“这种病很难彻底治愈”，但获知情况属实后，曹德旺依然捐助了对方所需的15万元手术费，并在咨询医生后，又主动支付给病人15万元助其康复调养——整个过程中，曹德旺连病人及其家属的面都未曾见过。

　　这样的散财，也导致了一些“负面”效应。捐助这位病人的第四年，曹德旺从治好那位女孩肾炎的医生那里得到消息，已经康复的女孩又来到医院，希望其能为她提供尚未痊愈的假证明，以便继续向曹德旺索要捐助款，“反正曹德旺有的是钱！”面对医生的质问，她如此回答。

　　对此，曹德旺只能表示无可奈何。“起诉她？把钱要回来？算了，斗争手段是用来对待权贵的，不是用来对付弱势群体的。”曹德旺说。

　　在《2011胡润慈善榜》上，曹德旺以45.8亿元的捐款额成为去年“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同时也获得了民政部旗下的中国慈善排行榜2010年度中国“首善”称号。过去一年内，其捐款就超过了10亿元，其中捐助玉树地震灾区1亿元、救助西南五省旱灾2亿、分别资助家乡高山镇和福州图书馆3亿元和4亿元。

　　然而，曹德旺又绝不是一个不计成本滥施善心的“老好人”。他特别注重调研，所参与的大部分慈善捐助工程，都亲自安排工程施工队，并时时现场监督工程项目的进展，以便将每一分钱落到实处，让他的捐助款尽可能地发挥出最大效果。

　　在本刊记者随行考察高山镇德旺中学校区建筑工地时，曹德旺就指着一处校舍前空地上的几个球状建筑物，略显严厉地问工程负责人：“有必要搞这么个东西吗？”工程负责人解释道，这个建筑物叫“八大星系”，是为了让学生熟悉宇宙概念而建的，曹德旺这才释然。

　　其实，不仅仅是河仁基金会的创新慈善模式，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对赌协议”对中国慈善界也极具开创意义。曹德旺与该基金会拟定的合同规定：项目的管理费用需基本控制在捐款金额的3%以内。这大大低于一般慈善项目的管理费用标准，就算是很多国际知名的慈善基金组织，管理费用也都在7%以上。

　　此外，曹德旺还立下规定：善款必须切实发放到真正的灾民手里，如果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差错率大于规定的标准，作为实施者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必须接受出问题款项的30倍金额，以作为赔偿。

　　对于中国扶贫基金会而言，管理费之低，以及善款发放标准之严格，都堪称空前巨大的挑战。这份“史上最苛刻捐款”也引起媒体热烈反响。曹德旺作为一个慷慨的、却要求严苛的慈善捐助者的形象也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最终，中国扶贫基金会合格地完成了项目实施，曹德旺的“苛刻”要求被证明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而他也提供给了中国慈善界一个超脱固定思维模式，求新求变，提高运转效率的经典案例。

　　商业嫁接

　　在福州市郊，矗立着中国最大的现代化汽车玻璃生产厂区——福耀玻璃总厂，从这个厂区出品的汽车玻璃，占据着中国国内市场近70%的份额，以及美国20%的维修市场份额，是全球第二大汽车玻璃产品提供商，包括宾利、奔驰、宝马在内的国际知名汽车品牌，都是福耀的客户。去年福耀全年营业总收入超过85亿元，净利润近18亿元。

　　谈到对自己这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曹德旺提及了四个方面：一是父母，教给自己善良、正直等基本品格；二是小学的一位班主任，他的一句话影响了曹德旺后来的一生，“每节课都要有个中心思想”，这让他无论读书还是做事都学会抓住事物的本质和关键；三是陈家庚，这位华侨利用自己在南洋发起的捐助活动，为延安筹集了占其总经费约1/10的革命经费，从而影响了中国革命的整个进程；四是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他与曹德旺有过多次往来，其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理念曾带给曹德旺很大的震动。

　　曹德旺的父亲本在上海有产业，可1949年躲避战乱回到家乡福清的旅途中，丢失了所有的家财，从此一贫如洗。由于家贫，曹德旺9岁才上学，15岁那年辍学，只读到初中一年级。在此后的自学成才过程中，他饱览了大量文学名著。这使如今的曹德旺言谈之中常常不由自主地引经据典，显示出对中华文化的深刻理解。

　　过早为生计奔波的曹德旺修过水库，拉过车，卖过水果，倒过烟丝，甚至外出经商的本钱都是来自新婚妻子的嫁妆。1976年，他回到家乡，成为高山镇玻璃厂的销售员。七年后，该厂面临亏损，曹德旺联合几人合伙将其承包了下来。这一年，是他事业的真正起点，其经营才能也得以显示。当年，这家曾以制造水表玻璃为主业、多年亏损的玻璃厂就实现盈利20万元。

　　但谁能想到，一个价值数百亿元的汽车玻璃制造王国，竟是来自于曹德旺挨过的一句骂。1984年，他赴武夷山旅游时给腿脚不太好的母亲买了一支拐杖，当拿着它坐上一辆日本产的小轿车时，司机粗鲁地警告他：“你小心点，别撞坏汽车玻璃了，一块原装玻璃几千块，撞坏你赔不起的！”

　　这顿时引起了刚刚承包经营玻璃厂的曹德旺的注意：“如果我能制造出这样一块玻璃来，并且定价仅1000元，不是利国又利民，还能赚到钱吗？”曹德旺开始四处寻找汽车玻璃制造技术，并且在上海成功找到一家厂商，并与其实现了合作。

　　第二年，曹德旺生产的汽车玻璃便问世了。而向他提供技术的上海一家国营背景的汽车玻璃研发单位，本来也打算自行生产汽车玻璃，却在漫长的等待中，计划最终流产。几年后，国家便将提升汽车零部件国产化能力提到战略层面，出台政策进行鼓励，曹德旺的汽车玻璃生产刚好赶上这股大潮，很多保险公司、汽车集团纷纷成为曹德旺的客户，大笔预付金被划到他公司的账户上，福耀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为了提升专业技术，进一步扩大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1996年，曹德旺选择和全球最大汽车玻璃生产厂家法国圣戈班(saint-gobain)合作，建立一家合资公司。虽然三年后双方由于理念冲突分道扬镳，圣戈班公司将合资公司股权转让给曹德旺，但双方通过技术合作分成的模式依旧保留了下来。

　　1980年代末，曹德旺看到了资本市场对企业的推动作用，便赴新加坡考察企业上市规则。虽然最终未能在新加坡上市，但福耀却被福建省列入国内A股上市的试点企业，成为率先在国内A股上市的福建企业。1993年，福耀玻璃(600660.SH)正式在A股挂牌。

　　上市后，曹德旺感觉福耀市值偏小，近乎一支“垃圾股”，他又开始研究西方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发现那些市值超大的上市公司，很多也都是家族企业，而它们做大的秘诀，在曹德旺看来，就是遵循了一套公开的信息披露规则，并且建立了公正的公司治理结构。“为什么它们能融到那么多钱？因为它们的信息披露做得非常规范，取得了社会公众的信任。”曹德旺说。

　　由此，曹德旺也开始让公司严格执行公开信息披露规则。1995年，为了使董事会能更多维护小股东利益，他又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从企业外部引入独立董事。在此基础上，他甚至还选取了三名员工代表，进入董事会，以避免家族企业色彩。

　　“市场经济就是条约经济，条约就是要讲求公正与公开。信息公开，是公正和建立信任的基本前提。”曹德旺说。此外，1996年，曹德旺还聘请位居当时国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注：2002年安达信因安然事件被迫退出审计业务，故现为“四大”)之列的会计师事务所给福耀做审计报告，以增加公司的公信力。据悉，福耀是最早聘请国际“五大”做审计报告的国内上市公司。

　　这种极力与国际运营规则看齐的做法，事实上也为福耀迅速赢得了国际汽车厂商的信赖，福耀的产品也顺利走出国门。从1993年至今，近20年来，福耀每年的增长率也保持在30%的水平，“福耀股票是一只黄金股票。”曹德旺自豪地说。

　　而曹德旺于创业过程中摸索出的规则、经验，以及其开创精神，现在，都被其嫁接于慈善事业中来了。

　　公正慈善

　　随着河仁基金会的成立，曹德旺将逐渐从亲身选定慈善项目、组织施工队、监督项目进展的繁琐事务中解脱出来，交由河仁基金会管理团队全权进行处理。

　　事实上，据曹德旺介绍，河仁基金会也并不会亲自操作慈善项目，而是从其他慈善执行机构提交的计划中选择合适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比较像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就西南五省救灾款项目的合作模式。

　　对于慈善项目的选择，曹德旺表示，河仁基金会会对文化教育有一定偏重，但“当下国家政策在扶持什么，什么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的事情，还有那些紧急需要救助的对象，都在河仁基金会考虑范围之内。”曹德旺比较厌恶一些商业机构打着慈善的旗号，却从事着与自身利益相关事情的做法。

　　河仁基金会的组织机构、章程可以说是曹德旺综合各方智慧的结晶。他介绍，不少学者给他写过策划案，香港一些机构还给他出过好几套方案，他也对一些知名国际机构的运作模式进行过深入调研。如今河仁基金会的运作模式，颇多借鉴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经验。“河仁基金会就是中国版的福特基金会。”

　　但河仁基金会也结合中国实际状况做出了一些调整。其下设人事行政部、资金管理部、项目管理部和财务部四个部门，理事来自社会各界有声望的专业人士。目前基金会理事长由曹德旺之兄曹德淦出任，“他比较有社会声望，可以挑头把基金会的工作带动起来。”但最终，河仁基金会将变成一个完全社会化运作的慈善基金会。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尽管河仁基金会中的“河仁”二字出自曹德旺父亲曹河仁之名，但曹德旺赋予这二字以独立的解释。它们不仅昭示了曹德旺与父亲之间的情感联系，也揭示出曹德旺所推崇的经商、为善境界。

　　除了独立于曹家和福耀之外的操作模式，曹德旺还给河仁基金会规定了信息完全公开披露制度——就像当年对其企业所做的一样。该基金会会及时登报披露机构里的资金进出及花费情况，并欢迎社会力量对河仁基金会每一名理事进行监督。“如果有人指出哪一位理事在某个项目中存在欠妥当、不公正的行为，基金会的监督部门就会展开调查。”

　　在信息公开的前提下去实现公正的运作，是曹德旺在经营福耀过程中摸索出的成功经验，它曾大大加速了福耀的规模成长速度及国际化进程。如今，他也要将这一理念引入慈善领域。“我深入接触过国内的几个大型慈善基金会，其实他们的运作也挺专业的，工作很细致。”曹德旺说，“但为什么社会公众却对中国慈善资金的使用情况颇有非议呢？就是因为目前国内慈善基金会缺乏信息披露的习惯。”在他看来，国内大型慈善基金会主要由政府退休或委派的人出来领导的。“官员思维的特点就是，我办事，你放心。但只有信息公开披露了，让公众感觉到你的运作是公正的了，公众才能产生信任和信心。”

　　这在中国慈善领域能产生多大影响力，并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尚须时间证明。事实上，曹德旺希望以河仁基金会为一个平台，摸索出一套新的思路和方法，提供给中国慈善界及全社会一个参考。这正是佛教中布施的其中一个层次：法施——为世界摸索正确的思路和方法。

　　放下的幸福

　　如今，身价已近百亿的曹德旺已能尽享财富为其带来的各种丰裕奖励：其位于福州市郊占地6000平米的豪宅，完全依据曹德旺个人的建筑审美风格而建。室外有精致的园林、狭长的私人游泳池；室内设有书房、艺术品收藏室，里面陈列着他喜爱的书籍和字画；藏酒室的各式美酒藏量之丰富令人震惊；西式餐厅则是曹德旺和家人聚餐的地方，也常被用来接待朋友；尽管曹德旺很少看电影，但豪宅里仍设有一间电影放映室。

　　从福耀管理一线退下后的曹德旺，不必再时时刻刻操心公司的事务，他可以泡上一杯清茶，以一副全然放松的姿态，坐在敞亮客厅里的舒适沙发中，和来客悠然闲谈。豪宅中还配备了一名管家及多名家政人员，使他和家人的起居生活都能得到专业级别的照料。

　　但曹德旺并不满足。

　　两三年前开始研读《金刚经》的曹德旺坦言，从搬进这套豪宅时，他就感觉不太自在，“佛祖是在露天的菩提树下顿悟成佛的。我要这么好的房子干嘛？”虽然仍住在这里，但他打算若干年后将它变身为福耀博物馆。

　　如今，曹德旺的子辈与他在年轻时代所面临的人生抉择已有天壤之别，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拥有海外留学、工作的阅历背景，与父辈相比，他们不再需要为生存奔波，更看重自我存在的独特价值。

　　从个人兴趣出发，儿子和女儿也无意于接任曹德旺一手创下的汽车玻璃产业帝国。去年，曹德旺将福耀集团总经理一职交给大儿子曹晖出任，但曹德旺也承认，其实他并不希望曹晖长久在福耀任职。福耀集团就像河仁基金会一样，将来也要在经营管理上彻底与曹家脱钩，变成一家真正的公众公司。从这个意义上，他非常欣赏日本丰田公司，“创始人家族现在只在丰田占极少的一点股份。创始人更主要是作为一种精神存在。”

　　“放下，就是幸福。”曹德旺最近开始对其近二三十年里一直进行的捐助活动大大加码，并决定将自己大半辈子中所创造财富的绝大部分都捐出去——当然，是运用自己的方式，比如他在创造财富的30年间所掌握的那套法则。而这也获得了其家人的认同。

　　曹德旺的身上，其实至今仍保留着一股商界人士身上罕见的率真之气。本色的个性，容易令人遵循内心真实的考虑，洞悉问题的真正根源，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也让曹德旺炼就了讲求实际的习惯，很多复杂的问题因而变得简单。

　　而拥有这种特质的曹德旺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是位优秀商人，现在，在迈近古稀之际，这位中国“首善”将证明自己的另一个新角色：慈善家。尽管他也许对此并不苟同：“我只是一个企业家，慈善家我还不够格，我只是做了一点善事。”

　　(本刊记者石江龙对本文亦有贡献)

　　对话曹德旺

　　企业家有责任、也有义务帮助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尽量参与社会的分配改革

　　慈善是社会分配改革

　　本刊主笔  |  吴阿仑

　　《中国慈善家》：为创立河仁基金会你奔走三四年，现在终于成功了，有什么感想和秘诀？

　　曹德旺：我想这是国家的一种进步吧。我们国家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转型必须平稳。不是说你做慈善事业政策就得对你一路绿灯，让你突飞猛进。

　　“股捐”需要各个管理部门的协调，所以时间比较长。河仁基金会现在获得批准了，这表明国家在改革方面循序渐进地向前迈了一步。作为当事人，我感到自豪和骄傲，也很感谢政府对我的信任和肯定。如果问我有什么秘诀，我有一个最深刻的感悟，那就是中国商邦文化的精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回首过去的几十年，我恪尽职守，而正是由于过去的“独善其身”，才迎来了今天“兼济天下”的机会。

　　《中国慈善家》：河仁基金会的成立带有“破冰”的意味，这将对中国慈善业有何影响？

　　曹德旺：我研究了中国慈善现状，从目前的体制来看，不能说不好，但仍有欠缺之处。缺什么呢？缺少公示的手段，也就是信息披露，在国家制度设计上也缺少这一环。其实，捐多捐少不是问题，信息公开披露最重要，应该把各种费用详细列出来进行公示，才是国际的常规做法。中国有些慈善基金会的领导没有接受过慈善方面的专业培训，也不了解国际做法，所以养成了“我办事，你放心”的习惯思维，有媒体严厉批评他们，我认为有些评价并不客观公正，也不会有效果。而我自己就是个老百姓，那就让河仁基金会按照上市公司的方法操作。比如，今天开理事会，三天之内我会把理事会内容向社会公布，年底我会邀请审计机构做审计，然后也向社会公告。如果有人违反章程，必须公开道歉。同时，曹家会在四年之内逐步退出这个基金会，我们聘请专业人士来管理这个基金会，动用各种社会力量把基金会建设好。

　　《中国慈善家》：你以捐股的方式设立河仁基金会，却没有得到免税，对此你如何看待？

　　曹德旺：国家没有给我免税，几亿元的税款要在5年内交清。我也理解，也不强求什么，但我认为国家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漂亮。税收是国家管理的工具，不单用来解决发展的问题，还要用来调节两极分化。我们的税收研究机构却没有注意到这个环节。其实，捐股比捐任何其他财产都好，因为它可立即变现，如果今天下午理事会同意我卖掉2000万股，明天中午前现金就可以到账了。为什么不动员那些持有大量股票的民营企业家捐股呢？捐不捐由企业家自己决定，但承诺捐款以后，企业家就不能再动用一分钱，否则就有企图侵吞善款的嫌疑。

　　《中国慈善家》：对于慈善是财富的第三种分配方式的说法你怎么看？

　　曹德旺：中国人还是对慈善理解不够。慈善其实可以作为国家治理的一个工具，国家治理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分配，分配制度还牵扯到国家的体制问题。第一次分配就是优先划分，改革开放之前是不承认私有财产，有两个体制，一个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一个是社会主义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这是两个主体分配。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第二就是政策调节，用政策出台来调整经济，比如出口的退税政策，鼓励进口政策、农业政策、人口政策、工资改革政策和税收政策等。政策的调节不会让所有人受益的，有一部分人受益，肯定就有一部分人吃亏了，政策调整也会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两极分化作为统治者来说，是最可怕的，因为它会激化矛盾，会影响到政权问题。所以它必须去解决，那么它该怎么解决呢？第三种手段就是慈善，政府也在鼓励慈善，比如你捐款我给你免税，税是管理国家的工具，调解两极分化问题。

　　《中国慈善家》：巴比慈善晚宴之前，你曾经对他们有些批评性的言论，说中国人的慈善不需要外国人来教，但那个晚宴之后，你的态度好像发生了转变？

　　曹德旺：因为之前他们说要来教中国人做慈善，但实际上他们在晚宴上讲得都很实在。他们讲了开展慈善事业的两个条件：第一是做慈善不能影响到他从事的事业的发展，第二个条件是做慈善不能够影响他家庭的生活质量。满足这两个前提条件后就是可以做慈善的。这都是实话，很有道理。

　　《中国慈善家》：有些地方称你是农民企业家，但是你的思想却相当的“洋气”、国际化。

　　曹德旺：“农民企业家”现在是个贬义词，类似于鲁迅笔下的阿Q，意思就是：别跟他计较，他是农民，没学问。而真正的“学问”是什么？南怀瑾《论语新篇》里记载了孔子对“学问”的解释，孔子说，做人就叫“学问”。把事情做好了就很有学问；只会做人、不会办事不叫“有学问”，那等于“有知识没智慧”。

　　《中国慈善家》：你的个性似乎很矛盾，狂妄又谦卑，简朴又豪奢，对待善事一掷千金可又抠细节、抠流程，既老谋深算又言语率真。你的人生似乎充满戏剧色彩，你认为人生是一场表演或游戏吗？你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什么？

　　曹德旺：如果把人生看作表演或游戏，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自我的率真当然和我个人的修养有关。剑拔弩张的时候，不应该动辄拔剑而起，我有时没忍住，不够淡定，说明修为有待提高。有时我又显得很理性，因为环境给我创造了理想的条件。“抠”是你们讲的，我认为我不抠，即使我抠，也是对那些权贵和有能量的人抠，这才真正能显示英雄本色。

　　《中国慈善家》：看书是不是你自我教育的一个特殊途径？

　　曹德旺：人生要读两本书，一本是“有字的书”，一本是“无字的书”。有字的书记载着古今中外的故事、案例，你可以借鉴，但千万不要照搬。无字的书就是阅历、能力和见识，我们每天看的电视，跟人相处，两个人的辩论……每件事都是一本书，要懂得从中汲取精华，将其中的学问和过去结合，这才叫智慧。

　　《中国慈善家》：现在中国的社会，贫富差距很大，大家好像都在说自己活得不幸福，对此你怎么看？

　　曹德旺：我相信会好起来的。贫富差距大是落后的象征，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不应该还这么落后。在进步的过程中，应该重视包容性增长，让弱势群体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我曾告诉我的员工，在福耀集团工作的所有人都要有主人翁思想。中国有13亿人民，其中能有10%的人从内心喊出一句话：“兴邦强国从我做起”，国家就有希望了。

　　《中国慈善家》：你有什么话想对中国的富人群体说？

　　曹德旺：对每个中国人来说，建设和发展祖国，是我们的责任。我跟富人讲的话呢，作为企业家，要想在中国长期发展，想让你的子孙万世传承，就有责任、也有义务帮助国家构建和谐社会。记住一句话，“一业兴旺需万业繁荣”，你的兴旺是建立在社会的繁荣发展的基础上的，如果大家都没钱，谁买你的东西呀？如果社会不和谐，整天这里动那里乱，你还做什么生意？所以说，企业家应从长计议，在不影响自己生活和发展的前提下，尽量参与社会的分配改革。

　　专访手记

　　65岁的曹德旺身上还保持着许多1940年代出生的“老一辈人”的优良传统，但他同时与社会主流思潮也保持着某种程度上的距离

 

　　特立独行的善者

　　文  |  吴阿仑 卢璐

　　5月里，我们连续两次与中国“首善”曹德旺深入面谈，其中一次，还是在位于他的家乡福清进行的。这个月中，曹德旺不仅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河仁基金会的正式落成，他还奔赴全国各地参加了多项慈善活动。在带领本刊记者考察正在修建中的福州市高山镇崇恩寺(斥资1亿元)，及紧邻该寺而建的德旺中学(斥资2亿)之前，曹德旺刚刚离开宁波普陀山，那里，一座他捐资5000万元的普陀寺万佛塔刚刚完成了开光仪式。

　　尽管真正认真研读佛教经典《金刚经》，是近年才开始的举动，但曹德旺一直就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并从不讳言其修功德的行为，与他做企业的成功，冥冥中有着一种关联。事实上，其家乡福清县内多座寺院都得到了曹德旺的捐赠，新老城交汇处一座正在修建的大庙宇，资金也是来自曹德旺。“希望给人们一个拜佛、参佛的地方。让佛理传播到更多人的心里。”曹德旺对我们说。

　　但曹德旺对于修行也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修佛就是修自己，所以他从不专程去寺庙拜佛，也并没有执行佛教信徒通常会走的皈依程序。“要达到正信而不是迷信，还是需要皈依的。”虽然灵石寺长期受曹德旺的资助，但灵石寺的主持慧本还是不太理解这位“曹总”，因为他几乎从不跟寺里的僧尼讨论佛学。

　　对于佛学，曹德旺保持着独立理解、独立领悟、独自修行的方式。事实上，其慈善理念，甚至其整个人都与社会主流思潮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距离——特立独行，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形容这位今年已65岁的企业家。比如，国家政策不允许他用捐股权的方式做慈善，那么他就以股权套现来做；再如，他执意改变中国慈善界“我办事，你放心”的习惯思维，坚持引入一套公开披露信息的规则，甚至捐赠中国扶贫基金会2亿元也要签订在国外投行看来都堪称严厉的“对赌协议”，并“逼”着对方最终完成了一次高效捐赠。

　　曹德旺坦言，官场和商界的很多习气他看不惯。他有时会因为官员的傲慢或低效率而毫不留情地拒绝配合“演戏”，他自称企业界的朋友不是很多，喜欢一个人打高尔夫，他也从不给官员送礼。的确，在我们与曹德旺的交谈过程中，他的话语里从来都没有虚伪的腔调，让你能从中窥见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有了解福耀的观察人士指出，曹德旺之兄曹德淦曾出任福建省副省长，这多少会给本色率真的弟弟一些“保护”，使他在商场上偶尔与政府官员互动时显露“棱角”，而不会引祸上身。但曹德旺表示，首先，他是正规合法经营，不做灰色地带生意，不捞快收入，一门心思做好汽车玻璃产业，替国家分忧，照章纳税；其次，为了专门琢磨经营上的事儿，他是特意不去参与和政府打交道的活动的。很多年里，他都拒绝出任董事长，只任总经理，董事长的位置则给了一位熟悉怎么与官场打交道的搭档。

　　更令我们对他的率真本色印象深刻、甚至可以说是始料不及的是，曹德旺在如今儿孙满堂、妻子在侧的情况下，还主动向我们提及了他当年一段婚外感情。年轻时在外闯荡的日子里，曹德旺认识了一位跟他默契甚深的“红颜知己”。但他当时是已婚身份，妻子虽没什么文化却是一位勤俭持家的女性。

　　重新选择婚姻，还是终止这段浪漫的爱情？重视调查的曹德旺在无法决定的情况下，从他的客户、朋友中挑选了100对夫妻进行婚姻感情生活调研，调研结果显示：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的婚姻生活是幸福的。由此他得出理性结论：婚姻生活是很难找到幸福感的——不管你的结婚对象是谁，婚姻的实际功能也并非提供幸福感。于是，曹德旺选择了保留现有婚姻，毅然与新恋人分手。

　　当然，这份近乎傻得可爱的“调研”精神更多地是被他用到了其商业和慈善事业中来。从福耀的一系列国际化规则的引入，到河仁基金会的具体操作模式，无不是曹德旺本人和其团队反复调研、借鉴整合外部先进经验的结果。

　　从其婚恋观上也可看出，本质上，曹德旺身上还保持着许多1940年代出生的“老一辈人”的优良传统。几十年里，无论多忙，曹德旺每天必抽出两个小时读书看报。他的成功也是他将社会的“无字书”和纸上的“有字书”进行紧密结合的产物。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曹德旺却总是能出口成章、引经据典。

　　我们还亲眼见证了在曹家的一次家庭晚餐上，曹德旺和现年30余岁的幼子曹代腾关于婚姻观念的一场争论。曹德旺对婚姻的观念是老式的，稳定和责任重于一切，经历多次相亲仍保持单身状态的曹代腾则更看重幸福感本身。几番争论之后，曹德旺最终对儿子的婚姻观有所妥协。

　　其实，曹德旺从来都愿意接受新思想。尽管其慈善举动早在他创业之初即已存在，但突飞猛进地放弃数十年中创下的大部分财富，则是近年的事情。曹德旺的转变，大概一是由于年过花甲，看事情的眼光发生了变化，高速转动了一辈的“机器”突然想不再那么转动了，于是转而尝试新的可能；二是在新时代长大且皆有海外留学生活经历的儿女们不想“接盘”继续干制造业，那么，数十年中创下的财富既然“富二代”不愿接手继续做大，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它们走向公众化管理，进入社会，服务于公众利益。

　　曹德旺穷过，然后借助智慧和机会享受到了财富能给予他的一切物质上的奖励。但如今，住在豪宅里的曹德旺，设想的并不是将财富转移到下一代，或是创造一个百年家族老店。进入花甲之年后，在“获得”和“放下”之间，他越来越向后者倾斜，这不仅能使自己的人生实现一个圆满的轮回，他也是在亲身为中国慈善界摸索着正确的思路和方法。

　　曹德旺慈善启示

　　1

　　捐助中国扶贫基金会，要求半年内必须将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差错率不得超过1%，否则按超出部分的30倍赔偿

　　启示：公益组织如何良性高效地运行，问责无疑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公益组织的非营利性并不能成为其可以不接受问责的理由，相反，正因为其公益性、全民性才更应透明、高效

　　2

　　扶贫基金会的项目的管理费需基本控制在捐款金额的3%以内

　　启示：在慈善领域引入市场机制，让管理费的比例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达到动态平衡

　　3

　　河仁基金会聘请职业经理人，家族成员从基金会淡出

　　启示：去家族化可以帮助基金会走向专业化和可持续，包括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等美国知名基金会莫不如此

　　4

　　河仁基金会建立信息完全公开披露制度

　　启示：这是赢得公信力的重要举措

　　曹德旺采访精选

　　关于财富

　　“经常有人问我：有钱与没钱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我说有钱受人尊重一些，住好一点，穿好一些，吃好些，心理上不会焦虑，不会怕没饭吃，其他都一样。上帝很公平地赋予每一个人，我以前曾经穷过，但也很快乐，只要身体健康，心态健康，穷人也一样幸福。钱这个东西在我心中那是个玩具，谁有水平谁多玩几天，谁没有水平拿到你手中就没有了。”

　　“我不做房地产、不开矿、不做娱乐业，我做的是制造业。我每年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外汇，而且缴纳了高额的税收。在这种情况下，我很自豪自己能够赚那么多钱。捐款，我是出于一种共享的心态，与社会共享，也是回报社会、回报国家的一种具体的措施。”

　　关于慈善

　　“我不喜欢做慈善家，也不配做慈善家，钱多了没用，拿来投资股东不信任，也不能发霉，所以用来做些善事，我更愿意大家称我是企业家，我追求的是人格的完美。”

　　“(美国)近十万个慈善基金会，美国人口才多少啊？他们的有钱人，就是政府用诱导的方式，给他们一些好处，动员他们有制度地把钱捐给社会。最后不行就强迫你，用遗产税、营业税、所得税，你不捐也得捐出来。”

　　“关于基金会的管理费，我现在认为最重要的是花钱要透明，在这个前提下，合理就行，不管是3%还是10%，能经得起检验就好！”

　　关于佛学

　　“宗教是哲学，不是迷信，它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中国的商帮文化，就是秉承佛家来的。儒家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你要从小的时候就清清白白的。一个英国哲学家写了本书，说人格是个人力量的源泉。我们买了100本，发给员工看。”

　　“有时候我进寺院，出于对佛祖的敬重，也会烧香。但是我从来不求什么，我知道求也白求，一切都在你自己心中。你为什么去祈福烧香？因为你嫌自己不够富。你为什么嫌自己不够富？因为你有贪念。烧香烧不出佛理，烧不出平常心。”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