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引入民间力量，红基会正悄然推动着大型公募基金会的制度改良

　　文  |  本刊记者 熊静如

　　时针已经越过中午十二点。

　　“下面我们再进行一次表决，不同意这个章程的请举手！”会议主持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看了看零星举起的几只手，“那我们就原则上通过中国红基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章程和中国红基会社会监督员聘任制度，定为暂行，以后再继续讨论？”会场上终于安静了下来，徐永光舒了口气：“好，会议到此结束。”

　　这是5月24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北京举行的社会监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最后一幕，至此，社会监督终于作为一项固定的机制，被落实了下来。会议过程中，现场讨论激烈，三次投票，委员中总会出现“不合群”的人。但从另一角度看，这似乎也印证了红基会会长郭长江此前的声明：“我们真诚希望社会各界能够来监督我们。”

　　尽管还存在着诸多争议，民间力量对公益基金会的监督拷问，已经开始蹒跚起步。

　　应“危机”而生

　　2008年的汶川地震，唤起了众多人的慈善之心。抗震救灾期间，中国红基会累计募集救灾款物13.92亿元，成为国内募集救灾资金最多的基金会，这笔庞大的善款如何使用，自然也就成为了公众目光的焦点。而恰恰就在这个备受瞩目的风口浪尖上，一起善款截留事件让红基会顿时陷入了信任危机。

　　事件的主人公马书君19岁当兵入伍，曾是1998年抗洪抢险中的一员。2005年，因无力救助身患白血病的儿子，流落天津街头跪地乞求。经过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牵线，次年，红基会下设的小天使基金与中央电视台《开心辞典》栏目合办了一期公益节目，为马书君募集到了很多社会捐款。随后，马更是成为了中国红基会的一名志愿者。

　　然而，接下来的事实说明，一个不完善的制度对于人心中的欲念会产生多大的催发作用——即使是心怀感激的“抗洪英雄”与“爱心爸爸”也难以抵御。

　　小天使基金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倡导建立的中国第一个救助白血病儿童的专项基金。它采取患者家庭上报资料、小天使基金进行审批并向资料中的银行账户拨救助款的工作流程。通过那次节目成名的马书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成为了患儿家庭和小天使基金之间的“桥梁”：他帮助邯郸白血病患儿申请基金及审批材料，但要求，一旦通过，患者可以从善款中拿走一半善款，另一半却要留给其他患者——不过，马书君拿走的这一半钱的真正去向却无人核查，渐渐地，其与患者家属约定的“抽成”比例越来越高，甚至在他“帮助”的患儿中，有的直到病逝，都没有拿到善款。

　　直到2009年，一位没有领到钱的患儿家长到北京咨询，才引起了红基会的警觉。正式报案后，马书君自首。经查实，他截留善款达20余万元，消息曝出，舆论哗然。这也最终促使红基会在案发两个月后，召开“社会监督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正式拉开监督巡视工作序幕。

　　社会监督委员会的组建采取国内公开邀请的方式，成员多为学界、媒体、法律、NGO中的知名人士。比如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周瑞金担任主任委员，原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科技日报总编辑陈泉涌、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PO研究所所长康晓光为副主任委员，其他委员也无一不是各界“大腕”。

　　当然，这也意味着这些人难以有很多时间亲身到项目实施地进行实地核查，于是红基会又配备了“巡视员”，通过媒体向社会招聘一些曾在纪检、监察、审计、财务、法律、工程监理以及医疗、教育、慈善等相关领域工作过的民间人士参与巡查，由红基会组织一系列与监督工作密切相关的主题培训和能力建设讲座，对他们进行培训。

　　2009年8月，刚刚成立的巡视组在四川德阳巡视时就发现，什邡市红十字会未经中国红基会同意，擅自将蓥华小学项目调整到什邡市马祖镇幼儿园项目。经过核查，红十字基金会撤消了对该项目的资助并收回已拨付的一期资金420万元。

　　但巡视组不仅仅只扮演“黑脸”的角色，2010年3月，巡视组赴四川巴中市通江县文峰乡巡查5.12灾后重建项目时发现，有的小学虽然教室建好了，但是学校没有公厕，操场泥泞，学生没有课外读物、午餐和热水。巡视员随即提出了项目延伸建议，为该项目所涉及的三所小学争取到了公厕、操场建设、修建午餐灶台、购置保温桶以及建立红十字书库的追加款项。

　　走出第一步

　　“每一期监督办给我的简报我都看了，但是感觉千篇一律，过于抽象。我希望看到第一手的资料。”在5月24日的会议上，一位委员对监督工作提出了如此建议。

　　红基会的监督办与巡视员们对5.12灾后重建项目、“春雨行动”抗旱救灾项目、医疗救助项目定点医院、助学项目进行了巡视、抽查和回访，向社会监督委员会提交巡视报告，并对中国红基会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整体来看，巡查的范围可称得上广阔，但深度，似乎还有待提升。

　　对此，主要由红基会工作人员组成的监督办感到很无奈：“第一手的资料和数据太庞杂了，很难完整呈现。简报目前每一期都要做到生动翔实，实际操作起来太难了。”

　　由于委员和巡视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因此大量繁琐细致的工作实际是由红基会自己的监督办来完成。监督委并没有那么多时间来进行细致的督导工作——即使是对于这次重要的会议，22名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中也只实到17位，其余5名则因事务繁忙仅派代表出席。而委员们希望通过简报获得非常具体的内容，达到能代替其实地访问的效果，但对于人手有限的监督办来说，几乎不太可能。

　　另外，此次会议还围绕“巡视员”这一名称产生了争论。以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为代表的一些委员提出，“巡视员”的叫法过于官方，淡化了社会监督的色彩。他们担心这些巡视员会被地方政府当做“钦差大臣”，从而使监督工作沦为“下下乡、吃吃饭、听听报告”的粗放式走访。但另外一些委员则认为，社会监督机制建立时间尚短，此时随意改名不利于这一机制的稳步发展和公众认知。

　　联想到最近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吃出“万元餐”的事件，这一名称之争的背后其实折射出的是社会各界对于公益机构更加民间化、社会化的殷切期待。红基会与监督委的热烈讨论也体现出其作为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募基金会，正在通过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努力寻求“去官方化”，以提升透明度和公信力。

　　事实上，二战结束后，美国很多大发战争财的富人也曾假借慈善之名巧立基金会来钻税法漏洞，并擅自挪用捐款中饱私囊。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公益行业经历爆发式成长的同时，福音教慈善组织、最大公募机构“联合美国道路”、新时代慈善基金会几起财务丑闻，也令美国公益机构的公信力一度跌入低谷。

　　美国公益界由此进行了一次深刻反思：单靠基金会自律显然是不够的，而政府监督更多是要基于政策之上，政策的制定和修改又往往需要长期的磨合，经常是出了问题之后才会进行总结、沉淀、修正，无法做到预防，滞后性非常明显。

　　在自审和政府监督都无法达到最佳效果的情况下，引入第三方力量就成了必然选择。2001年以来，以“慈善导航者”为代表，美国出现了一批第三方分类评估机构，向社会公布从零星到四星的评级结果，并且，任何一位美国公民都可以向慈善机构要求查阅账目。

　　这似乎正应和了将自身内生的“监督办”与社会精英组成的“监督委”相结合，再搭配上实地走访的巡视员这样的“铁三角”结构。红基会的这次创新，是否最终能根除公募基金会的“顽疾”，或许还需时间来验证，但毕竟，它跨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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