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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天、美国四大城市、20多家公益机构——国际美慈组织和基金会中心网、陈香梅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中美基金会领导人交流活动，无论是对于包括《中国慈善家》在内的每个参与者，还是对于正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的整个年轻中国慈善事业来说，都像是一次进一步摆脱混沌状态的启迪之旅。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慈善活动的历史几乎和美国建国史一样长。尽管有宗教传统和美国繁重的国家遗产税作为催化剂，但不可否认，慈善文化已成为“美国精神”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做财富的社会管理人”的身份认同也已扎根于大多数富人心中——从20世纪初的卡内基、洛克菲勒到世纪中的福特再到今天的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莫不如此。

　　历史不会重演，却总会惊人地相似。今日中国正处于从创造财富到传承财富的节点上，而美国经验或许值得借鉴。通过亲赴美国考察，以及携手基金会中心网举办家族慈善基金交流会等活动，本刊试图为中国那些亦渴望成为慈善家的新富阶层们解答一系列可能会面临的问题及困惑：慈善如何成为一套科学的管理机制、一种商业上成功的非营利模式、一种有力量的传统。或者，仅仅是使这些拥有财富的人能从财务自由升级到心灵自由，过上一种由富及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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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多元  使命导向  有效公益

　　我们要解决什么社会问题？

　　每年两会过后，都会留下许多值得探究的民生思考：楼市调控、通货膨胀、权力监督、食品安全……诸多热议话题层出不穷，政府所要解决的困难也在加大，“看不见的手”固然稳健，但“无从下手”的情况却难以避免，这时就亟需得到来自民间的强有力支持，慈善基金会也由此被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第三种手段”。

　　在中国，47%的善款都投向了教育领域，而医疗等其他领域很难吸收慈善资源。2008年中国慈善基金会的分布数据显示，致力于解决教育问题的基金会数量最多，达到450家，关注社会服务领域的则排行第二，达320多家，余下的大多集中在文化、科技和农村发展等领域。

　　可见，教育领域受到了基金会的普遍青睐，也正因此，业内关于慈善资源合理分配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越来越多的人更倾向于调整社会慈善资源的流向，将慈善资源投入到中国的社会保障等最需要民间力量关注和补充的领域。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慈善和社会捐助处处长郑远长就认为，健康卫生领域是目前中国最困难的领域，社会力量，尤其是企业，应该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

　　而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则表示，现在谈应该把社会慈善资源的比例投入哪些领域的意义并不大，最重要的是调动全社会的捐赠热情，把慈善事业做大。只要慈善事业的蛋糕大了，流入各个领域的比例都会增大。“根本之道，不是去探寻在现有的慈善蛋糕的基础上，如何去切块，而是怎样把蛋糕做大。”所以周洪宇认为，如何去考虑鼓励企业、社会力量的捐赠的积极性，保障捐赠的利益，是最需要考虑的问题。

　　诚然，从全球角度看，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问题是各国慈善基金会共同关注的捐赠热点。但在类似美国这种慈善文化更为深厚悠久的国家，慈善关注领域相对更加多元化，一家美国基金会甚至专注于通过筹款来解救全世界被绑架的美国公民。

　　此外，对于基金会而言，专注的精神很重要，很多基金会一般会根据自己的兴趣、价值观、优势和资源而选择几个重点关注领域。多年前，福特基金会就将150个项目简化为34个，预算分配也按照项目规模来确定。有专家指出，正是由于这种专注，福特基金会才得以跻身为全球顶级基金会之列。

　　“慈善基金会最主要的理念是看到自己关注的社会问题根本症结，商议出一套可行方案，从问题的最根本处入手。”福特基金会的何进博士说。“社会在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基金会要随时调整战略目标来应对新出现的社会问题。”掌握最新社会变化，调整多元化的捐赠领域，才是中国基金会学习和发展的方向。(文 / 徐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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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市场化  公益创投  社会问题

　　慈善领域必须引入商业模式吗？

　　掌握先进的商业模式及市场运作手法，无疑是企业家投身慈善领域后的一大天然优势。将适合的商业模式引入公益慈善，不仅能实现企业和被资助者的双赢和共同发展，还可能使所投入的公益项目取得更好、更持久的效果。

　　实际上，在慈善事业较发达的美国，引入商业模式已成为一种共识，比如越来越多的慈善家就开始将风险投资的思路引入公益事业，目前美国已有逾百个公益创投基金。其特点在于：首先，资助社会企业，用商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其次，在资金支持的同时，也重视对被资助机构能力建设、组织架构、人力资源和社会影响方面的评估，为被资助机构的成长提供必需的软性支持；第三，是以社会问题为导向，不纠结于解决问题的方式，以解决问题为目的；最后则是从投资的角度，要求被资助的机构致力于解决系统性的社会问题。

　　在此领域，“阿育王社会创新机构”是世界上首个社会创投机构(详情参见本刊2011年第5期《“王”者之心》一文)，而美国的敏锐基金(AcumenFund)也堪称代表。作为一家社会性的风险投资机构，敏锐基金提出了一种界于传统慈善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全新工作模式，即慈善的最佳替代模式，通过为企业或非营利机构投入“耐心资本”，可持续地解决贫困问题。

　　成立于2001年的敏锐基金最开始只做纯资助，自2003年开始用公益创投的方式来运作，具体形式为低息贷款和股权投资。其投资都是长期的，一般持续8至15年，资金回笼后再投入到其他的社会企业中。单笔投资规模为25万至250万美元之间，8到10年期待的资金回报率为5%至7%。

　　实际上，在对投资对象的遴选上，敏锐基金就倾向于那些财务上可持续、有规模化潜力以及注重为客户提供选择，助其获得尊严的社会企业。迄今为止，敏锐基金共在60家机构上投入了5600万美元，其中40%的资金仍在投资对象的机构中，60%已经收回用于再投资。

　　近年来，中国也有不少企业开始从最原始的“一掷千金”捐款捐物模式中走出来，认真思考如何将公益事业与企业发展相结合，寻求公益和企业的共赢。比如阿里巴巴，汶川地震之后，阿里巴巴除了捐款捐物的常规动作外，还特别在青川建立了残疾人再就业基地，帮助残疾人通过互联网实现再就业。

　　但是，对于公益领域衍生出的这些新模式，很多人并不看好，企业是借慈善之名实现商业目的，还是借助商业模式做慈善以实现共赢，很难界定。此外，有专家也指出，公益是一个专业的领域，懂得企业运作并不代表一定懂得公益运作。企业家要想把公益做成功，在思考问题时就应该遵循公益的逻辑，而非商业的逻辑。

　　实际上，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慈善的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解决社会问题。因此，关于中国的公益慈善是否该引入商业模式，唯一的判断标准只在于是否能通过该模式真正解决社会问题。正如在此次美国之行中，一位哈佛商学院教授特意向我们所强调的：“首先要弄清哪些问题适合通过慈善方式来解决，哪些问题适合通过市场方式来解决。”从这个角度来看，慈善的方式和路径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不同方式路径之间的区别及不同效果。

　　所以，企业家完全没有必要因为熟悉商业运作，而强求自己一定用商业方式从事慈善事业。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国家，中国从来不缺乏慈善与创新的土壤，只要拿出在商业领域的创新精神用于慈善领域，定能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公益慈善路径。(文 / 安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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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推动者  企业家精神  管理

　　企业家在慈善中应扮演何种角色？

　　企业家角色要求以公司利益为中心，抓住一切时机盈利、收购扩张，坦白地说，他们大多时候都应该像一头猛兽。但近几年，尤其是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意识到自己其实可以扮演另外一种角色：捐赠者甚至是慈善家。

　　一个长期形成的误解是：慈善是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带来的溢出效应，是单向的资源外流。但事实是，慈善的无形价值恰恰在于，它能在更广泛的层面与企业和个人形成良性循环。

　　在慈善事业中，企业家特别要注意的是以低调谦和的心态融入慈善组织的独特语境中，成为慈善行业的推动者。从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开始，美国的家族基金会就开始致力于推动行业的发展，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凯洛格基金会、帕卡德基金会、休利特基金会、比尔盖茨基金会等等都纷纷开始自主建立慈善领域的研究机构、咨询机构和孵化机构，推动慈善产业链中游的发展，同时这些家族基金会还投入很多资金用于NGO的能力建设，资助它们，推动整个慈善产业的发展。对于新一代富豪们来说，把基金变成一个投资机构的做法也是他们共同的选择，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能让慈善形成良性循环。

　　而企业家在慈善事业中的另外一个职能，是将企业家精神和一些先进的管理模式引入到公益领域中来。同时，助力草根组织，帮助公益组织填补在营销、宣传、品牌建设、筹款等方面能力的欠缺。

　　在这一点，eBay创始人皮埃尔·奥米迪亚就做得相当不错。事实上，正如同eBay改变了传统商业模式一样，其创始人奥米迪亚也革新了捐赠的方式。他的慈善形式有两个特点，一是和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一样，向营利机构进行投资，这些被投资的组织和机构由奥米迪亚和他的团队根据公开信息进行选择，在帮助中小企业的同时培育社会资本，而投资的所有收益都将返回到慈善事业；二是帮助一些NGO成立C2C性质的慈善网站，如果有人需要帮助，可以在诸如Global Giving、Donors Choose这样的网站上提出要求，捐赠机构则对这些要求进行选择，然后同样通过网站向社会各界寻求各类帮助。这种做法不仅打破了传统慈善中受赠人只能被动接受帮助的模式，而且也通过实时的网络，随时了解捐赠资金的去向。换句话说，这种模式相当于另一种eBay，只不过它的目的是用于慈善，而非营利。

　　据说这些想法来自奥米迪亚在参观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后产生的，当时他希望自己能创造出一种既能融合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特点，又能体现自己公司性质的慈善方式。最终，这种方式不仅获得了成功——有数据显示，2003年，各类网站帮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十多个捐赠者资助了42个项目——而且也开始成为另外一些NGO模仿的对象。

　　西方社会如何进行成熟的慈善活动？你会发现，除了宗教传统与税收机制等外在因素，真正推动慈善事业成熟壮大的，实则与推动商业发展的因素一样，这就是企业家对社会的洞察力、创新精神与雄心。一百年间，人们在相互学习与相互超越中完成了这一传承。如果它尚不能被称作一种艺术，那也已是一种成熟的技艺。在西方世界，“慈善家”是与“企业家”、“政治家”同等级的头衔与身份认同。

　　而在中国，由企业家转身而成的慈善家，地位恐怕还是有点尴尬。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伟大的企业家首先应该是慈善家。”但对于这一观点，中国“首善”曹德旺却不敢苟同，他曾经说过：“我是企业家不是慈善家，该捐的钱都捐了，再捐，个人口袋就没有钱了。”

　　今年最高调的慈善家或许非陈光标莫属，但对于中国的慈善事业来说，他的慈善方式与现代慈善理念背道而驰。从角色定位的角度来看，陈光标所引起的非议也是缘于他没有扮演好其该扮演的角色。(文 / 石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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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公信力  项目管理  新公民计划

　　基金会的运作方式？运作型还是资助型？

　　公益基金会大多分运作型和资助型两种。一手筹钱一手运作项目的基金会，被称为运作型基金会；筹完钱后并非自己直接运作项目，而是资助基层组织或草根组织去运作的，被称为资助型基金会。资助型和运作型对于基金会能力的要求完全不同。前者需要有很强的“嗅觉”，要对申请资助方的执行团队和项目具有很强的判断和分析能力；后者则更像商业世界中的实业企业，只需要踏踏实实、一丝不苟的项目管理和运营能力。

　　由于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由企业家自己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的历史更是不到十年时间。因此，在路径选择上，非公募基金会只能参考公募基金会、国内或国际组织的已有经验。

　　一般而言，诸如中国青基会、中国扶贫基金会这样的中国大型公募基金会主要是运作型基金会，国际上很多知名的基金会则属于资助型基金会，比如福特基金会就是典型的资助型基金会，它根据自身情况，选定其具体的兴趣领域和资助范围，符合条件的个人或团体均可提出申请并有望获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资助型机构面对成千上万的多样化的项目申请文本，需要付出搜寻成本、签约费用及监督合同执行的费用等等。但目前，中国资助型的非公募基金会所占比例还很小。而在美国，各类基金会总数近10万家，总资产5600余亿美元，其中私人基金会约占基金会总资产的85%，企业基金会约占5%，社区基金会资产还不及10%。私人和公司基金会主要是资助型，社区基金会则兼有资助型和运作型。

　　如今，中国大型公募基金会已经出现了从运作型向资助型转变的大趋势，这不仅是出于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公募基金会自身建设的需要。而对于尚处在启蒙阶段的非公募基金会来说，运作型或者资助型的路径选择，首先要结合自己的能力和特点去考量，再根据今后的发展战略逐步进行调整。通常来说，非公募基金会在初始阶段更重视公信力的建设，建议选择运作型方式，这样更利于项目实施，也更能保证效果。等到自身具备一定项目经验与社会口碑之后，再转入更高层次的资助型基金会。

　　从历史发展来看，基金会走向资助型的道路，表明一个社会的公益水平进入到更高的阶段，也说明基金会自身的专业管理和运作能力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过程中。南都基金会的转型故事正是一个代表案例。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认为，企业或企业家办基金会的动机分三种层次：一是“急功近利型”，相对注重通过基金会捐助直接换取实际利益；二是“公司发展战略型”，虽没有短期商业目的但希望借此提升公司形象；三是“公共利益型”，即不谋求公司和个人直接或潜在的商业利益。早在成立之前，南都基金会就选择将第三种作为自身的发展导向。

　　最初，南都基金会将80%的资金和资源都投入到一个叫“新公民计划”的公益项目中，目标锁定在目前日益突出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尝试通过公益慈善组织对社会多种资源进行整合，走出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第三条道路。在这种新思想指导下，南都基金会了形成政府、社会、个人三方共同承担的非营利办学模式，并成立了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作为项目资金的托管机构，落实、监管资金的使用。

　　2009年，在对新公民计划进行整体评估之后，南都基金会决定对当初的战略规划重新作出调整。经过调整后的战略规划更鲜明地体现出南都资助型基金的特色，使其更能够全面履行“支持民间公益”的使命。

　　与公募基金会相比，南都基金会更接近于规范的企业运作，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这种特性也决定了其在公益行业资源配置上比传统公募基金会更具优势，能更好地改善国内公益产业链断裂的现状，促进行业生态环境的改变。(文 / 谢再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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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商业领袖  专业性  外部董事

　　慈善组织将由哪些人构成？

　　如果哪天，一家慈善组织突然邀请作为企业家的你加入它们的理事会，你并不需要奇怪。因为即使是非营利机构，也需要商业领袖。事实上，非营利机构在管理原则方面与营利组织确实有一些相同之处。而在上世纪初的时候，美国基金会也的确就是借鉴了企业的治理模式而形成的。

　　美国的慈善机构已经实现专业化管理。从业人员中绝大部分由志愿者构成，他们大多都曾接受过专业训练。哈佛商学院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其超过80%的毕业生都曾在职业生涯中从事过非营利组织的志愿工作。而据统计，美国约有292所大学提供非营利机构管理课程以及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学位。

　　当然，慈善机构也要聘请许多专业技术岗位人员：志愿者经理(或称协调人)负责招募、培训志愿者，为他们分配任务和举行感谢活动；筹款人(发展项目主任)负责向富翁和大众募捐、举办筹款活动、发送募捐邀请信息、申请赠款等；基金项目官员，负责审批慈善项目，发放慈善款项；公关部主任负责同政府和媒体打交道；首席执行官则是慈善组织的最高行政官员，他们最主要的工作是设计最能体现该慈善组织价值的慈善项目，与企业一样，他们也必须向慈善组织的董事会报告。

　　慈善组织董事会下设委员会、管理层。董事会负责制定组织宗旨和各种政策，包括捐赠项目、支付比例、投资、日常管理、组织治理、监督和审查财务及外部审计、绩效考核等。所以其成员一般包括创始人或家族成员以及企业界、学术界、金融界、公共组织的知名人士，很多成员还是已退休的各公司高管。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志愿者身份，虽然没有金钱上的激励，但所获得的社会认可等精神方面的激励却是吸引他们的重要因素。

　　比如卡内基基金会的核心领导就是由25人组成的董事会，成员包括前政府官员、公司银行经理董事、基金会负责人。现任董事会主席由唐纳德森公司总裁威廉·唐纳德森担任，副主席是威廉·克诺里公司伙人格瑞格里·克瑞格。其他董事会成员还包括摩根斯坦利顾问主任、艾森豪威尔世界事务研究所所长、对外关系委员会总裁、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特殊代表、布鲁金斯学会总裁等。

　　董事会下的各种专业委员会，包括执行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财务委员会、投资委员会、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项目委员会等。

　　其中，投资委员会是协助董事会进行投资管理的机构。一般由过去或现在任职于投资银行、基金公司、资产管理机构等具有丰富投资经验的理事会成员组成。没有下设专业委员会或者投资委员会的基金会，通常由董事会或财务委员会承担相应职责。此外，基金会还可以根据自身投资情况进一步邀请其他顾问协助投资委员会，比如聘请投资专家等。

　　基金会董事会制定了组织的投资政策和投资目标后，在具体运营上分为两类投资管理模式，一类由基金会内部管理层负责管理，另一种由外部的基金会信托管理。其中，内部管理模式又划分为投资部门管理、投资财务部管理、财务部门管理和委托外部投资机构管理四种模式，他们又都各自需要不同的专业人才。

　　可以看出，与企业相比，慈善基金会的董事会构成更为多元，更应考虑其社会属性。所以基金会不能按照企业那样以资本来决定权力。同时，应该吸纳足够的外部董事以更广泛地代表公众利益。(文 / 卢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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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家族基金会  传承  体验式教育

　　如何培养家族慈善传统？

　　据说，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全美国有一半人想处死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约翰·D·洛克菲勒，而另一半人则想向他乞求贷款。一个多世纪以来，尽管人们对于这位一手缔造了洛克菲勒帝国的“石油大亨”本人及其发迹史一直毁誉参半，但提起已绵延六代的该家族，仍不免会心生敬畏。事实上，其自力更生、勤劳节俭以及传承慈善教育的家族精神已成为美国国家精神的正面代表。

　　如今，中国也进入了一个与老洛克菲勒所处时期类似的“镀金时代”，第一代中国民营企业家亦迎来了财富转移和慈善捐赠的浪潮。在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看来，对于中国富人而言，洛克菲勒式的家族基金会无疑也将是家族财富传承最好的归宿。它不仅符合中国的“家国”文化传统，是维系家族后代兴盛的重要工具，相对或多或少仍会与市场挂钩的公司基金会，目的也更加纯粹。

　　但问题是，与有着深厚慈善文化传统的美国相比，在慈善事业刚刚起步的中国，即将接过父辈权杖的第二代继承人们在日益丰厚的财富面前，是否也做好了准备？

　　尽管已衣食无忧，但“美国梦”所主张的通过亲身劳动自主创造财富的精神仍然是洛克菲勒这样的美国富人家族所秉持的传统。据洛克菲勒第三代继承人戴维·洛克菲勒所著的《洛克菲勒回忆录》中描述，洛克菲勒一家会鼓励孩子从小靠做家务挣钱：逮到走廊上的苍蝇，每100 只奖一角钱；捉住阁楼上的老鼠每只5美分；背柴禾、劈柴禾也有价钱。洛克菲勒家的孩子们还会争着夺取擦全家皮鞋的“特许权”，并为此而自豪。

　　而这种“亲身体验式”教育也囊括慈善领域。戴维的女儿、洛克菲勒家族第四代掌门人佩姬·杜拉尼就介绍说，他们很小的时候就从父母那里接受到了慈善理念的熏陶。父母经常离开家到非洲等国开展慈善活动，母亲会写信给他们讲述那里的情况。有时，甚至会带他们到当地社区真正住上一段时间，让他们切实感受那里孩子们的生活，了解另一个世界的生活现状——而这样切身实地的感触相信会激发每一个人的慈善心。

　　目前有17名家族成员在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中工作，而佩姬这一代，几乎每人都有自己的慈善事业，比如她其中一个妹妹延续了家族的老本行，致力于抢救日益稀缺的石油资源；而她的一个姐姐的事业更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通过重构牛奶系统倡导天然奶制品。事实上，在洛克菲勒家族众多的基金会中，甚至有专门的基金会用于教育17至40岁的家族成员如何理解和做慈善，因为这是洛克菲勒家族最可依赖的遗产之一。

　　这些经验或许会对中国“善二代”的培育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至少新公益伙伴基金会执行长陈宇廷是这样认为的。陈最近就组织了几次国内外家族基金会的交流活动，未来，他还打算建立一个咨询机构，针对中国的“富二代”开展慈善方面的课程，比如一起闭关修行或是去古老的村落、贫苦之地考察。“这会让他们思考，重新定位自己。”陈宇廷对《中国慈善家》说。

　　不过，中国“首善”曹德旺最近发起成立的河仁基金会，也给中国企业家的慈善传承模式勾勒出了另一种可能性：虽然以家族资产捐赠形式建立起了基金会，但曹德旺表示，基金会在完成建章立制后，将彻底与曹家剥离，交给专业人士打理，让基金会拥有完整股权。“这也可保护我的孩子今后不会跟社会大众发生纠纷。”曹德旺说。(文 / 倪妮)

　　结语

　　关键词：产业链  NGO  美国模式

　　我们能从美国慈善事业中学到什么？

　　拥有一百多年发展历史的美国慈善事业已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产业链，无论是在慈善产业的上游、中游还是下游，都有许多值得中国慈善业学习和借鉴之处。

　　作为慈善产业上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族基金会对整个美国慈善行业的发展无疑功勋卓著。

　　美国家族基金会的最大特色在于其丰富悠久的文化传承。包括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在内的许多家族基金会，从很早就开始培养后代的公益精神，并鼓励家族成员成立自己的基金会。同时，美国家族基金会一般很低调，不强调个人品牌和企业的宣传，他们注重以专业手段从事慈善，以使项目更有成效。此外，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美国家族基金会开始致力于推动行业发展，投入大量资金资助NGO发展。

　　与家族基金会共处慈善产业上游的美国企业基金会同样亮点多多。

　　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开始接受和采用“企业战略慈善”理念，陆续以战略公益的方式，将基金会的发展与企业的市场战略、人力资源战略、品牌战略和企业文化相结合，最终使公益成为了企业发展的必备内容，也成为了企业与社会沟通的“第二种语言”。

　　美国的慈善家们也为上游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无疑要数将风险投资的理念引入公益领域。这些慈善家不仅资助非营利机构，也资助社会企业，鼓励公益组织以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他们努力为被资助机构提供软性支持，帮助其可持续发展；他们以社会问题为导向，不纠结于解决问题的方式。

　　而此次美国之行，《中国慈善家》拜访的对象有一半属于慈善产业链中游，包括咨询、研究、评级、孵化、资金托管等机构。正因为拥有发达的产业中游，上游的基金会和捐赠人才得以专注于成为资助型机构。美国基金会中心网和Give2Asia(赠与亚洲)正是其中的两个典型。

　　美国基金会中心网引入商业模式以促进知识的市场化产出。他们收集了几乎所有的基金会数据，一方面帮助NGO更有效地筹款，另一方面也帮助基金会更好地展示信息，寻找合适的NGO。Give2Asia则是一家501C3机构，即美国政府认可的非营利组织，其使命是帮助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捐赠方在亚洲国家开展公益慈善工作，同时帮助草根NGO联合劝募。自成立以来，Give2Asia共帮助8500多个捐赠方在亚洲20多个国家开展了超过1900个公益项目，总资助额约为1.5亿美元。

　　在经济领域，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资源向最有效率的方面配置，同时，推动生产者和消费者作出各自的决策。在慈善领域，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那就是社会选择机制。资助方一般都会选择可信、专业、高效的公益组织进行捐赠，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地将公益组织置于竞争之中，实现了公益组织的优胜劣汰和公益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在这条慈善产业链的下游，则是美国约100万个NGO组织，它们彼此竞争非常激烈。

　　从管理方式上，我们看到了美国基金会充分的信息披露和严格的财务监管如何发挥出市场选择机制的效力，最终打造出公众信得过的公益组织；从资助理念上，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基金会如何将项目支持、机构扶持、理论研究和政策倡导相结合，并积极与媒体、学术机构、政府合作，共同打造慈善产业链中游；我们还看到了美国公益组织如何引入企业家精神，为机构运作找到良好的可持续模式。

　　但是，在学习美国经验的同时，我们也要理性地认识到，“美国模式”并非完美无缺，比如，美国的企业基金会也会因公众误解而苦恼，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非热门领域的基金会也面临筹款难的困境，家族基金会也存在“去家族化”的困扰，美国慈善从业者的薪资待遇也比普通企业职员低很多，只是“看起来很美”……

　　由此可见，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慈善事业面临着与中国相同的考验。而无论“美国模式”还是“中国模式”，只要始终恪守慈善的终极理念，并确立适合自己的方向与路径，慈善就必将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语言，为全人类带来福音。(文 / 沈慎)

　　国际视野·中国价值

　　中国首富PK全球富豪家族

　　——“全球家族慈善基金会交流会”剪影

　　《中国慈善家》携手洛克菲勒家族与中国首富宗庆后，共话家族慈善理念与行动

　　如果说，去年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来华举办的“巴比晚宴”，掀起的是慈善话题在中国的公共化序幕；那么，今年这场由《中国慈善家》杂志承办的低调而神秘的“全球家族慈善基金会交流会”，则让中国与国际之间的慈善对话大为升级，令人回味。

　　2011年5月11日，在《中国慈善家》杂志多番力邀下，曾经婉拒“巴比晚宴”的中国首富宗庆后，终于专程来到北京参加了这场交流会，并且是带着女儿宗馥莉一同前来，给足了组织者们面子。

　　一边是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中国第一代富豪家族，一边是传承了近百年的美国富豪家族，同台对话，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慈善事业与家族利益如何平衡？对此，宗庆后与洛克菲勒家族当代掌门人佩姬·杜拉尼的坐而论道，无疑是全场交流会的最大亮点。

　　在佩姬这样的富豪家族第四代心目中，如何构建全球范围内的政商关系、分享财富观、拓展家族影响力，显得更为重要。而在坐她旁边的中国首富眼里，“修齐治平”的传统和“先富带后富”的使命，才是自己不断创造财富颠扑不破的动力。

　　宗庆后在会上高调宣布，将会成立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用以支持中国科技发展。“这将改写中国慈善史。”民政部慈善司前司长、北师大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给予了高度评价。事实上，早在“两会”期间接受《中国慈善家》杂志专访时，宗庆后就率先透露了该设想(详情参见本刊2011年第4期封面故事《宗庆后：首富再出发》)。

　　据悉，这次随佩姬一同访问中国的成员，来自于由24个国家的76位政商家族领袖组成的全球家族公益协会(GlobalPhilanthropist Circle)。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民政部慈善司前司长王振耀、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北极光创投创始人邓锋、老牛基金会秘书长雷永胜，以及阿联酋投资集团的拉沙·加法、陈诚家族的陈宇廷等百位中外名流及海内外财富家族代表参会。

　　交流会上，徐永光、佩姬、陈宇廷和宗庆后分别介绍了家族慈善基金会的运作、研究经验及体会，随后进行了两场主题讨论：家族财富的传承和归宿、家族商业投资与社会投资的平衡艺术。

　　该会由陈诚文教基金会和NPP新公益伙伴主办，基金会中心网和《中国慈善家》杂志共同承办，著名社会学者袁岳主持。

　　会后，《中国慈善家》杂志主编吴金豪告诉记者，这场交流会“跨国、跨界，意义深远”，《中国慈善家》杂志暨“中国慈善家理事会”将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这类活动，为理事会成员与国内外公益界、企业界沟通和交流搭建高端而富有价值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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