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朱庆澜不仅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同时也是保护祖国文化遗产、救国救灾救民的大功臣

　　文  |   武汐滢

　　文革时期的西安长安县，一群年轻的红卫兵打着扫荡“四旧”之名，扬言要彻底摧毁“国民党将军”朱庆澜的陵园，毁尸灭迹。当地父老闻之，纷纷出面劝阻，并大胆告诫红卫兵，朱庆澜实际上非党非派，只是一个常年赈济灾民、一生廉洁奉公的仁士。一位守护朱庆澜陵园几十年之久的杨姓老人更是跳入被挖开的墓坑中，用老弱之躯以死抗争。红卫兵无计可施，推倒墓前石碑泄愤之后扬长而去。

　　在今日之中国，朱庆澜早已成为一个几代人都感到陌生的名字。然而在中国近代史上，他却是一位叱咤风云、拯救万民的豪杰，更被百姓们亲切地称为“朱将军”。

　　军政葱茏善业承继

　　朱庆澜，字子桥，祖籍浙江绍兴，1874年生于山东济南历城。朱庆澜幼时家贫，父母在其少年时便相继离世，庆澜迫于生计而四处奔波，乡邻见他身高体壮，劝其投军，庆澜遂从人言。20岁未至，朱庆澜赴东北投于总督赵尔巽麾下，凭一身刚毅果敢之性、大义凛然之气，甫入军界便如鱼得水，屡屡擢升。

　　1908年，朱庆澜随赵尔巽调职四川，任陆军第十七镇统制官(相当于现在师长)，掌握全省军事。由于深受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影响，朱庆澜拥护共和，并于武昌起义爆发时率所部通电响应。

　　袁世凯窃踞临时大总统之位后，朱庆澜被调至北京，任总统府军事顾问，实为“装潢门面”。1913年，朱又被任命为黑龙江督军兼巡按使，主政两年有半，政社兼顾，修建国防工事，收回松花江航权，办蒙文学校，设女子教养院。至1915年，因不满袁世凯倒行逆施，朱庆澜拒受封爵而被“驱逐”。

　　朱庆澜在任各职期间，皆励精图治、廉洁自律，军政民政蔚然可观。1916年6月，黎元洪继袁世凯后任，对朱庆澜甚是器重。其时粤局动荡，朱庆澜受黎元洪之命出任广东省省长。1917年，护法运动开始，孙中山准备南下建立根据地，朱庆澜由衷景仰其大无畏革命精神，虽主张不党主义，仍给予了竭诚帮助。先是助孙中山建立以广东为中心的根据地，其后又从自己四十个营的省警卫军中拨出二十个营编成护法军，使孙中山拥有了第一支正规武装力量。

　　由于军阀派系混乱，互相排挤攻诈，同年秋，朱庆澜辞去广东省长职务：“宦海无常，尔虞我诈，实在令人胆寒。孙中山先生曾对我说过，要给人民多造饭碗子，我想只要对老百姓对国家有益的事，都愿意干。”此言可视为朱庆澜日后将事业重心转向社会救济的先兆。

　　1918年，朱庆澜与张謇、冯国璋共同集资，建立华成、泰和两个盐垦公司，解决江苏盐城阜宁一带百姓因盐碱地荒造成的生活困难。后通过冲洗盐碱、拓置良田等措施，帮助当时外流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

　　1924年至1925年，朱庆澜在自己军政生涯的最后一个职位——黑龙江省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兼省特别区行政长官时，正值俄国受饥荒侵袭，众多灾民过境求生。朱庆澜秉着“俄国灾害，途有饿殍，皆我人类，助人水火”理念，发起“俄国灾荒赈济会”，集成300节捐助粮食火车运往苏联，体现出了中苏人民患难与共的深厚友谊。

　　1925年2月，51岁的朱庆澜正式脱离军政界，专心从事社会赈济事业。

　　天灾有时人祸无期

　　1928年，陕西、甘肃遭遇特大旱灾。虫灾、风灾、瘟灾和兵灾、匪灾裹挟在一起。陕西全省死亡人数250余万，人口由940余万减至650余万。面对如此天灾人祸，国民党政府却忙于内战，其常设赈务机关“中央赈务委员会”只是徒有其名。

　　在西安扶风县境，朱庆澜曾亲睹旱灾之惨相，两成年人活捉一男童，杀而分食，时任“华洋赈济会北平分会”会长的朱庆澜甚是心痛，决心解民于倒悬，遂整合华北、东北六大民间慈善团体，统一定名为“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并以会长名义赴陕堪灾施赈。

　　从西安回到天津后，朱庆澜随即提出“募三元活一命”之口号，开展大规模劝募活动，开滦矿务局等一些大企业及团体纷纷捐出为数不小之款额。在此期间，《大公报》、《益世报》等报刊均发专题或辟专栏进行报道，并定期刊登捐款者姓名及所捐款额。

　　劝募行动亦打动了寓居天津的前清逊帝傅仪，“你提出的‘三元钱救一命’口号，鲜明有力。我现在得不到政府补助，手中没有多少钱，救一千条命就是了。”遂捐3000大洋至朱庆澜处。

　　为筹购赈粮，朱庆澜亲赴东北寻亲朋故旧相助，募集购买赈粮16万担，受惠灾民达百万之众。朱还在西安、扶风等地分设灾童教养院，收容孤儿逾千人。1929年于右任回陕视察，对朱庆澜动情致谢：“我等陕西之子，子子孙孙将永远不会忘记您！”

　　1930年，陕甘旱灾未解，长江又生大水，下游沿江各省大部成泽国，上海将危。中央赈务委员会见灾情严重，便在上海成立“全国救济水灾委员会”，宋子文任委员长，朱庆澜也由此接到新使命——作为五人特派员之一，任最重要灾区工作组主任。

　　“全国救济水灾委员会”的三大赈款来源中，朱庆澜负责处理国内外民间捐款一项，凡经他手的义款，都聘请著名的徐永祚会计所负责审核。而另外两大来源则是国民党政府拨款和所谓“美麦借款”，由宋子文、孔祥熙两人一手吃进。其时，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才三年，正忙于国民会议的召集、“训政约法”的制订和法西斯手段的强化，根本无意顾及长江水灾救灾，克扣私吞赈款之事屡有发生。对此情景，朱庆澜虽怒火中烧，却又无可奈何。

　　在一次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报告灾情会议上，朱庆澜痛批道：“东南各省以富庶称于全国，今遇此浩劫，天之虐我，可谓既惨且酷，归其罪，揭其底，人事岂可辞其咎！”矛头直指加剧天灾人祸的蒋介石政府。

　　只知有国不知有身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朱庆澜仍在上海主持长江水灾救济工作。他以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身份发表了告南京政府及各地实力派、各界人士急电：“危亡在即，完卵难期”，紧急呼吁举国上下团结抗日。

　　1932年春，在张学良的暗助和支持下，朱庆澜于北京成立“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后援会将国内外爱国人士的捐款和募集来的大量款项交付各路义勇军代表带回部队，使义勇军的经济困难有所缓解，也坚定了他们驱除日寇、收复东北失地的决心。

　　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朱庆澜得知其资金缺乏后，特派专人送去十万现大洋，又购买了卡车及药品等物品送至前线备用。因后援得以及时补给，冯部最终以弱克强，收复多处失地。后冯玉祥在抗战上功败垂成、被迫隐居泰山，因感念朱庆澜之义举，修建“五贤祠”时特为其留有一席(其他四人分别为蔡廷锴、蒋光鼐、陈明枢和王瑚)。

　　1935年，经冯玉祥推荐，朱庆澜出任国民党中央赈务委员会委员长。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原一带难民多逃至陕西关中。朱庆澜亦往来于西安、宝鸡、扶风、黄龙等地安置灾民。他亲自主持创办的黄龙山垦区，以垦代赈，安置灾民5万。当时有民谣唱道：“黄龙山，是桃园，良田美景满山川。子桥象九恩情宽，灾民来黄把身安。”

　　在此期间，朱庆澜还组织整修了陕西著名文物法门寺，由于遵循了“原塔封存”的处理策略，使得后来震惊中外的法门寺唐代地宫、佛祖释迦牟尼四枚指骨舍利和大唐王朝数千件供佛珍宝均得以完整保存和现世。

　　1941年，在陕奔波十多年的朱庆澜积劳成疾，因咯血不治，病逝于西安。当地百姓整队送灵，沿路哭声一片。下葬的棺木由冯玉祥写棺表，于右任写墓盖，叶公绰写墓志铭。冯玉祥在挽词中赞道：“朱子桥，老将军，我民国，大伟人，一生最清廉，行兼智仁勇，只知有国，不知有身，公而忘私，识远器深……大仁大义，一片慈心，全国人民记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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