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为什么保有“动物精神”，进化直到文明阶段而仍有其成效？人们可以在其他学科找到解释，不过人们无可能也缺乏能力做“完全理性的计算”，这是显而易见的

　　女王的疑惑

　　《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是一本值得研读的好书。书的作者阿克罗夫（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经济学讲座教授，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希勒（耶鲁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有名的凯斯－希勒房地产指数的开发者之一）是经济学领域内部人中的顶尖人物，他们在书中对当下的经济学发起质疑和冲击。

　　2008年11月英国女王访问皇家科学院，问了一个让经济学家尴尬的常识问题，“毁灭性的市场危机扑面而来，经济学者为何无法觉察并预警？”说经济学人都毫无所知，指责未免过甚。比如，希勒就曾一连几年大声疾呼，狼快来了，被淹没在主流的噪音里。又如，希勒的同事，同是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基纳考博劳斯（Geanakoplos）发觉现行的经济学模型的基本假设前提有严重缺陷，并在2000年就提出过论文“杠杆周期效应”很容易就能拖垮市场，业界也几乎充耳不闻。

　　一直以来的困扰，是主流经济学的假说认定，既然人是自利的经济行为者，那么他就有充足的能力做充分理性的计算，进而对物质生产及其利益分配形成完全理性的预期。整个理论体系都在设法证明，一切有用的信息已被充分涵盖在价格里，市场时刻处在均衡中，足以指引趋利避害的人，做出的决策也必定十足理性。

　　基于这些理想化的假定建构起来的模型，先就排除了市场大幅改正的可能性。一厢情愿地盲从模型的计算，认为市场崩塌这类“小概率事件，最多十万年才有可能发生一次”，完全罔顾近百年历史上接二连三发生过的危机和萧条。然而，就在G.卢卡斯等人——占据着经济学理论界过去三十年的霸主地位——宣称说，经济衰退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即便不是一劳永逸，世界起码在今后几十年将安然无事的当口，全球的人都遭了殃。按主流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计算模型，无论是投资界的、研究机构的，还是美联储和各级政府的，果然都没能亮出预警信号；不惟没有，甚至海啸已在到处肆虐，这些模型仍然不见反应。

　　毛病出在哪里？

　　理性人的由来

　　对于经济学界的颟顸自得，《动物精神》的两位作者表达出他们的强烈不满。他们要回答“一个向以科学标榜的学科，经济学将何以自处”的挑战；要解释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模型为什么不但不能预测，不能解释，甚至不能恰当地描述市场的波动；并试图进而探讨，为什么个人——市场活动的主体——的经济行为塞不进“完全理性”的套中的原委。

　　“（经济）理性”的概念是主流经济学的基石，它假定：人的经济活动是自利的追求；这种自利追求是始终如一的；人有充足的能力来充分贯彻其自利追求。

　　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派的模型都是以上述的假定为前提条件而构筑起来的。

　　亚当·斯密是对上述第一点做了明确有力的“正名”，也因此被尊为“现代经济学之父”。

　　斯密有系统的论证之所以石破天惊，在于他突破了笼罩一切的传统（道德）意识。当时居统治地位的价值观认定，凡是合作就必须有利他的善意为前提。道统，尤其是教会，诉求于德性的僵硬主张，贬抑着人们的追求，不但扭曲人性，同时严重阻遏着经济扩展和社会进步。斯密为自利行为“正名”，需要卓拔的勇气。他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实至名归。

　　但是斯密并没有规定，个人所有的活动是否都必是利己的。何为利？是否所有的利都能用货币来计量，都可以在市场上交易？何为己？是否起于个人的头而止于他的脚？子女是不是母亲的一部分？个体是不是团体——家庭、家族、宗族、部落、民族、种族、企业、组织、国家——的一部分？一个人的信仰或兴趣能否通过买卖而增益？以怎样的价码来结清才算合理？斯密似乎回避了深入的分析。而谁又分析得了呢？

　　一百多年以后，尤其到了马歇尔的手里，“理性的假定”进一步被表述成为“人的自利追求是一以贯之的”，这是个跳跃式的发展。如果说人终其一生自利活动占了主导地位的假定还大致没离谱的话，那么人是否无时无刻不在积累钱财，而且积得越多越善？“理性假定”的第二层意思是否合理，至今仍是质疑不断。在逻辑上人们不难推导，追求一项任务的效率和任务本身是否值得追求并不相互依存。

　　至于理性假定的第三层意思，一个人是否有能力来充分贯彻其自利的追求？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抗辩集中在，当个人处于自由的状况，即在传统羁绊和政府干预之前，天生就具备这种能力，可以无止境扩增自己的利益；而当他摆脱了传统和政府的影响之后，又会恢复这种“自由选择”的能力。这个假说却大大跳离了斯密的朴素理性观，甚至马歇尔的理性观。（顺便提一句，斯密在《国富论》里从未用过“理性”一词。）强加在个人行为的第三层假定，无论对己或对人，都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可以肯定，人类并不具备这种能力，许多学科的研究都指出了这一点。

　　《动物精神》的作者从剖析经济学理论对理性行为的假说来切入，以人的决策行为如何受其“动物性”左右为例证，来谈现实中“动物精神”是怎样影响人们的经济决定的。

　　受着19世纪物理科学的辉煌成就的鼓舞，经济学急欲把自己提升为某种“科学”，它拷贝了古典热力学的若干模型和算法，算是穿上了严整逻辑系统的新衣。然而进入惯性运行后，便渐行渐远，淡忘了当时假定的限制。于是在简化基础上不断地“提纯”，臆造出一个“完全理性人”，进而复制出整个市场的“理性族”，据以打造“有效市场规律”。

　　殊不知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这和物理学研究的对象独立于观察分析的状态，大异其趣。人是长期进化的结果，又受到文化进化的强烈塑造，人们与环境积极互动，并对生产和分配关系提出强有力的反制。人类的这种根性，在进化过程中铸就，异常强韧，经济理论以简化的名义舍象掉了人的动物精神这个本质元素，等于把待解问题的可行解给先行剔除了。这好比医学在对付人的疑难病症时，先行假设了患者是个超人，开出的方子难保不走样。

　　何为“动物精神”

　　有了这层铺垫，让我们来看看“动物精神”到底指的是什么。

　　在经济学的领域里，“动物精神”一词因凯恩斯而驰名，这类本能属于潜意识的深层次，凯恩斯在笔记中的旁注为unconscious mental action，故笔者以为，把它译成“人类本能行动”，或许更为贴切。这类高级的行动模式理应为人类所独有，凯恩斯名为动物的精神，可能是为了人的“理性计算”相区别。

　　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第十二章“长程期望的状态”里数次用了“动物精神”的概念，解说在信息缺失或无法齐备的状况下，人类面对不确定性是怎样做决定和采取行动的。凯恩斯指出，人们是无法确知和准确测算长期投资的回报的，而这类决定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经营的成效究竟如何，其结果要在几年甚至几代人之后才会清晰起来。因此，投资者的展望不可能是冷静计算的结论，而只能靠直感指引，凭信心决断。不妨说，积极进取，勇于行动是人类的特色。

　　人类为什么保有“动物精神”，进化直到文明阶段而仍有其成效？人们可以在其他学科，诸如认知科学、脑生理学、行为心理学，找到解释，不过人们无可能也缺乏能力做“完全理性的计算”，这是显而易见的。决策尤其是关键的决策，多半必须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做成。信息完备，或信息对称，常是人们的假想，甚至是自欺欺人的假想。即令人们最为热衷，收集信息最不遗余力，而信息系统的应用最广泛的证券交易市场，也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对称”。

　　“动物精神”凭信念和直觉积极行动，得益于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不断得到保存和强化。反过来，游移、畏葸、悲观、被动、得过且过的人，即使曾经有过，恐怕也被淘汰殆尽了。基于信念的直觉行动，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在转折和开创的关头，有着不可胜数的成功案例。

　　不用说，决定人群命运的战争和决定人类福祉的创造开发的动力多半来自“动物精神”的范畴。仰仗信念积极进取而获得突破的例证，在人类历史中举不胜举。譬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行，就是一种凭信念的冒险进取。按照其船队的三条小船所载的给养，绝对到不了预期的目的地印度。当时人们了解地球圆周长约为四万公里这个事实，已经超过了一千六百年。要不是哥伦布运气，巧遇牙买加的岛屿，即便再迟几天的话，船员准会哗变，把他给宰了！

　　缔造了人类历史的“动物精神”，今天仍然起着关键作用。深圳的崛起，正在我们身边发生，也是其中一例。眺望深圳，我总不免想，能在30年间从一个不足5万居民的小渔村跃为上千万人的大都市，只靠“理性计较”，能有如此恢宏的结果？许多创业和创新活动，若仅仅靠“理性”来盘算的话，其回报的期望值都是深度“负”的，根本没法展开。事实上，有不少原创性杰出人物，也都凭持信念和直觉就大胆行动，才建立起伟业、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真正的创新，按其本质言，是对习以为常的“理性行为”的颠覆。

　　“动物精神”与金融海啸

　　那么，“动物精神”的破坏性又是怎样造成的呢？本书的作者，在解析金融市场的大幅震荡的成因时指出，“动物精神”一旦导致巨大的“乘数效应”，可能导致财富大规模的毁坏。说白了，“动物精神”既是应战环境的压力，也是对同类的互动，即在竞取机遇和资源的场合，抢先竞争者一步的行动。同类之间的竞争和攀比——竞争行为的驱动力，常常是“乘数效应”的触发因素。

　　人们常说，人性中的“贪婪”和“恐惧”是股市剧烈波动的根源。当人们自主决定并独立行动时，一个人的“贪婪”可以被他人的“恐惧”对冲掉。一旦“贪婪”者屡屡得手，“恐惧”者再三受挫，“动物精神”的攀比，就会使得“恐惧”逆转，汇入“贪婪”的洪流。这时“贪婪”的乘数效应就会剧增，投机之风大炽，激起泡沫的可怕泛滥。正是人际的攀比和盲从，把趋利和避害推至极端，造成了物质财富的大规模毁灭和生产过程的长期中断，有时比战争和自然灾祸更厉害。金融行为学的实验和市场调查一再证实，人的非理性思维并不仅仅是例外的状态。你不妨平心静气回忆一下，买卖股票时自己是怎样做决定的，你最熟悉的人——配偶、子女、亲朋——做抉择时的“理性”程度又如何？看看自己的周围，在看到“愚蠢的同事、同学的愚蠢的冒险居然发了财”之后，有谁还能按捺得住？

　　主流经济学理论会争辩说这就是市场的“魔力”所在，个体的非理性行为能得到“看不见之手”的神助，市场用甲的谨慎去平衡乙的冒进，以B的贪婪来抵消A的畏惧，如此等等，于是乎在整体上市场总能保持均衡和有效，个人的过失在市场里会消弭无形。在讨论“效用”时，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无不做了一个基础性也很要命的简化，假定一个经济实体（无论个人还是企业）的效用和其他经济实体的效用变动无关。这无异在说，自利的个体但求自己所得能多一点，全然不管他周围的人（无论同事还是对手）的所得有怎样的增减。就近取譬，你不难明白这个假定的根本性谬误：年尾发奖金，白领某甲拿到红包500元，觉得相当欣慰；但无意中知道同部门的乙拿到的红包竟有1000元，他会大感愤懑，甚至会抱怨还不如大家都别拿红包。

　　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框架里，人既然被假定成有完全理性能力的行为者，“动物精神”当然就失去了立足之地。而个人的效用函数独立于他人的效用函数的假定，已经阉割掉了人际攀比的强烈动机。做了这些不切实际的舍象后，“规范的理论”就把乘数效应给裁掉了，自然也就无法解释金融市场的巨幅波动了——人群的“动物精神”既被阉割，就无从兴风作浪。

　　书中论及的“动物精神”的其他形式，如讲求“公平”、憎恶“腐败”、货币谜象、重“故事”而轻“逻辑”，人们长期进化而来的种种固有倾向，于是也被排除在现有的主流经济模型之外。其中，“经济行为人的完全理性”的假设所造成的严重缺失，罪莫大焉。如作者评述到，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得对经济和管理学的伟大贡献，具有“创造性毁坏的”企业精神尽管是大家普遍能观察到的经济发动机，始终不能立足于主流的经济学模型。又如作者对弗里德曼认为“货币谜象”不可能存在的批驳，也值得研读。弗里德曼“漂亮地证明了”货币谜象在逻辑上不“应该”成立，但他执意把人性“科学化”的企图，却使经济学走了很大的弯路。贯穿全书，作者都在努力说明，数理逻辑是不能取代“生命逻辑”的。

　　全书结论时，作者指出，当前的主流经济模型所能讨论的经济行为其实相当有限。下面的四大类经济行为里，主流经济理论有能力解释的恐怕就只有右上角的那一类。

　　

　　2008年爆发的市场大崩塌，触发了经济学理论的范型转变的时机，检讨和审核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将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为了回应英国女王的质疑，经济学家两度致函女王，在集体认真检讨的基础上，提出他们的看法，大致认为，“是经济学在学科数学训练的偏狭和学术文化的缺失，脱离现实世界、固执不切实际的理论假说，以及对市场的实际运作不加评判地美化等等”，造成了经济学对现实的诠释和指导能力的贫弱。

　　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一些积弊虽然久已为人们所认识，在经济行为的解释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却一直盘踞着，引起不小的偏误和损失。

　　这个困惑在《动物精神》的出版也看得出来。两位作者是美国的权威学者，要不是这次金融海啸的突发冲击，他们很可能还不敢把本书付印，公开亮明立场。（据作者自己承认，这些内容他们在耶鲁和伯克利已经讲授了5年以上。）

　　从另一个角度，这也反映出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成熟的地步，就会形成其固有的“规律”，包括惯性和惰性、根深蒂固的信念、盘根错节的利益。改变要牵涉到基础性假设，所谓“范式转换”者，从来都是极其困难的。让我们寄望，经济学能够由这次代价惨重的大衰退获得推动力，从基本假设前提着手，来彻底改造它的“范式”。

　　对此，我们借用经济诺奖得主、天才学者H.西蒙在他的《基于实践的微观经济学》里的一段话，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对经济学的期待：“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不足以应对国家和整个世界所面临的一些复杂问题的情况是可悲的。我们在提高和改进那方面的理论上应该不懈努力。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学科如经济学上，哪怕稍稍取得一些进展，对整个世界的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都将带来巨大的价值。”

　　（作者为美国加州大学商学院教授。作者将其在本报刊发的专栏文章汇集成《市场的博弈》一书，此文为书序删节而成。）上一页1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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