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赵洋 雷和平

　　“陕甘宁边区银行到了，请大家有序上下车。”在延安，每天乘坐15路公交车的乘客，对这句话再熟悉不过。车站旁边小广场的尽头，就是陕甘宁边区银行旧址，这座在当年曾是延安标志性建筑之一的小楼，而今尽管依然庄严挺拔，但与旁边几十层高的楼房相比，看起来并不起眼。

　　“现在我们看到的旧址，还是当年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时的那座楼，解放后只进行过几次维修，这在国内革命根据地中是罕见的。”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馆长冯高一边介绍一边将记者带入纪念馆内，由于维修尚未交工，现在纪念馆很多展品已经收起，但出纳科、汇兑管理委员会、农业科等边区银行各个部门的牌子依然摆放在柜台上，清晰可辨，当年的金库则位于楼内尽头最隐蔽的房间。

　　一幅尘封的历史画卷在记者眼前徐徐展开。从1932年在瑞金成立，到长征路上“肩挑的银行”，路过遵义时发行了货币，最后胜利到达陕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与中央红军一起，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的血雨腥风，在到达陕北瓦窑堡后，国家银行改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陕甘宁边区银行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继承了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血统。从1937年10月1日成立，至1947年11月因合并而变身为西北农民银行，在长达十余年时间里，陕甘宁边区银行一直扮演着边区政府金融中心的角色。

　　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实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边区银行在调剂金融、促进生产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尽管开办初期资本仅有10万元，但到1941年就发展壮大为400万元，业务也涵盖了存款、贷款、汇兑等，到1945年各项贷款达到211576万元券币，其中农业贷款1945年比1942年增长了68倍，有力地支持了边区经济建设。毛泽东主席在1942年边区高干会讲话时指出：“增加农业贷款、帮助农民解决缺乏耕牛农具的困难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流传至今的“农村贷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恰是边区银行农贷工作宝贵经验的概括。

　　“尽管那十多年，陕甘宁边区银行发展相对稳定，还建起了在当时条件已经很不错的办公大楼，但他们与在战场进行殊死战斗的将士们一样，一直在开展着一场没有硝烟的生死之战——货币战争。”曾任人民银行延安中心支行副行长的魏协武，退休十几年来一直在深入研究陕甘宁边区的金融史。魏协武告诉记者，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不仅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政治军事斗争，而且展开了一场不流血的经济斗争，突出表现就是“货币之战”。

　　“货币战争”，一个近几年颇受关注的字眼，在和平年代，有人会将其视为一个耸人听闻的说法，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外有日寇侵略、内有国民党反动派封锁的特殊时期，货币保卫战是一条重要战线。

　　“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即公社没有夺取资产阶级的法兰西银行，在敌人反扑时因资金匮乏而导致革命失败。”魏协武说，陕甘宁边区发行的货币，是继江西中央苏区后，又一个中共中央所在地发行的货币。“在革命根据地创办自己的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开展自己的金融工作，这为革命最终取得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陕甘宁边区银行先后发行过三种类型不同的货币，即光华商店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币（简称“边币”）和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与三种货币相对应，边区货币战争也因此分为三个阶段，与法币（当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被称为法币）的斗争也被统称为边法币之战。

　　“第一个战役是光华商店代价券的出现，尤其是后期面值为七角五分的代价券的发行，这为我党正确利用有利条件，休养民力、争取外援，扩大边币作出重要贡献。”魏协武这样描述。

　　时间回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按照国共两党协议，国民党每月发给八路军军饷60万元，因此在边区境内流通的是国民党的法币。但因国民党发给的军饷都是5元、10元的主币，辅币十分缺乏，市场上甚至出现以邮票找零的现象，老百姓很不满意。为解决交易中的找零困难，边区银行1938年以其经营的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了2分、5分、1角、2角、5角等光华商店代价券作为辅币，1940年又加发了面值七角五分的代价券，边区群众将这些代价券亲切地称为光华票。截至1941年2月，这六种面值辅币共发行430万元。

　　“七角五分面值的辅币，在世界上也是十分罕见。它的发行，实际上主要目的是要代替国民党的法币，这是抗日统一战线中既联合又斗争的一种反映，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国民党政府进行货币斗争的一种形式。”魏协武告诉记者，从更严格意义上说，从1937年到1940年，边区货币战争的主要对象不是法币，而是日伪货币。边区政府为了团结抗日，共同对敌，出台了打击伪币、维护法币的政策。一方面防止日寇通过发行伪币夺取法币，然后套取外汇到国际市场上购买军火、战略物资，另一方面抵制日寇以所得法币掠夺根据地财富，破坏边区经济。

　　“货币战争”的第二阶段，始于国共两党合作破裂。1941年，国民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完全停发了八路军军饷，使边区处于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困境中。在边区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边区政府决定，停止法币在边区使用，并于1941年3月开始发行边币。边币的发行，标志着边区银行由财政出纳机关，真正转变为边区政府的银行、管理金融的银行，有力地支持了边区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策，建立了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边币发行后，光华商店代价券逐渐被收回，边币成为单独的货币。

　　第二阶段也是边法币战争最为激烈的时期。“边币发行后，边法币斗争白热化，国民党利用各种形式将法币渗入边区，企图扰乱边区金融，搜刮边区人民财富。”魏协武说，国民党顽固派一面派遣奸商特务乔装成商旅潜入边区，以法币或非必需品抛入边区吸收边币；一面又以高价收买法币，蛊惑人心，扰乱市场。这致使边法币的比价由原来的1∶1,下跌为2∶1甚至9∶1。面对这一情况，边区银行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政策，除成立货币交换所，公开挂牌，开展边法币兑换外，还制定了法币管理办法，禁止法币流通，打击黑市买卖活动。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边区需要扩大边币发行，但如何做到既顺利发行边币，又防止发行失控，引起金融物价波动。这时，边区货币史的又一个重要品种---商业流通券出现。这也意味着，边区货币战进入第三个阶段。从1944年7月开始正式发行，1945年成为陕甘宁边区本位货币，直到1947年停发，商业流通券名义上为贸易公司发行，实际上仍由边区银行发行。当时换一种新货币的初衷是，“要做到以流通券代替边币在市面上流通，而将边币收回至一定程度后再以新边币收回流通券。”

　　“开展边法币斗争，在当时不仅是稳定金融的大事，也是整个经济工作的大事。”魏协武早在1989年筹备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时就发现，边区政府曾多次发出训令、快邮代电、万万火急密电等，一再重申畅流边币，禁用法币的政策办法，要求边币牢固占领边区市场。在边区银行纪念馆内，馆长冯高就为记者展示了一则1941年边区政府发布的“关于停用法币使用边币的布告”，落款为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

　　在边法币激烈的斗争中，当年边区银行的工作人员创造了一个个奇迹。在1945年1月14日的《解放日报》上记录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44年，清闸县货币交换所主任丁鸿慈从绥德分行筹来一笔法币，“创造了从贸易上争取物资入口来调剂金融的办法”，他用输入必需物资来调剂掌握市场，使市场上的边币由3000万元缩小到2000万元，在兑换的比价上使财政少受400万元到700万元的损失，在边法币斗争中，赢得了物价上涨率的下降和边币的稳定。

　　《边区银行风云录》一书这样总结：抗日战争时期，边区银行由不公开到公开，由经营光华商店到全面开展银行业务，从发行辅币（光华商店代价券）到发行主币（边币和商业流通券），坚定地执行了有团结有斗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解放战争是两种政治势力的大决战，也是两种货币的大决战，法币终于崩溃，边币完全独占了边区市场，为以人民币统一全国货币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