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

　　张謇的内心转折与矛盾，反映了企业家与革命的复杂关系。

　　1911年10月10日深夜，南通的“状元企业家”张謇在汉口登上襄阳丸号轮船返沪。当时，大生纱厂的湖北分公司刚刚开业，他是来参加开工仪式的。轮船开动时，他站在甲板上，看到长江对岸的武昌城内火光冲天，隐约枪声此起彼伏，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心生不祥之感，嘱咐水手加速离去。从留存至今的记录看，他是惟一目睹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当世大企业家。

　　清廷的倒塌，在当时很多中国人的内心，似乎是一个命定迟早会发生的事情，无喜无悲，只有漠然。自十年前李鸿章陨亡后，帝国已经成了世界上一个最抽象、最做作的空壳。

　　革命爆发时，对清政权已极端失望的企业家集团表现出了顺应时代大势的特征。不过这一点也不奇怪，商人的生存原则就是与强者结盟。

　　作为立宪派的民间领袖，张謇此前一直反对革命。10月12日，他从汉口坐船到安庆，得悉武昌爆发起义后，当即赶到江宁，求见驻防将军铁良，建议他派兵增援湖北。但是，随后的形势发展完全出乎预料，他的两位最亲密的立宪派同党汤寿潜和程德全相继在浙江、江苏宣布独立，张謇在愕然之余，不得不接受现实。他致电袁世凯说：“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顾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很快，他与上海同盟会取得联系，由他的三哥出面迎接革命党前往南通，成立通州军政府，宣布和平光复。张謇的内心转折与矛盾，反映了企业家与革命的复杂关系。

　　在武昌，10月的起义期间，城市很快因革命而陷入极度的恐慌。便是在这样的乱景中，武汉的商人们起到了维持稳定的作用。没有史料证明他们曾经直接参与了起义，不过，他们很快积极协助起义军人，维护社会秩序，组织商团，驱赶趁火打劫的暴徒。被起义士兵推选为军政府督军的是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他跟武汉当地的商贾和外国人有很良好的互动，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能说一口结巴的英语。在黎元洪组建的新政权中，武汉商会会长被任命为警察局长，而商会承诺借款20万两白银给起义者。

　　在东南沿海，国内最重要的两大商业城市上海和广州的独立起到了显赫的示范效应，把清政府推进了绝望的深渊，对立宪失去信心的商人群体是幕后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1910年入秋以来，李平书、虞洽卿等商人就一直在暗地组织“革命军饷征募队”，为同盟会的陈其美积极募集钱饷。1911年10月，武昌首义消息传来，李、虞与陈天天在同盟会办的《民立报》报馆秘密开会商讨，以“联络商团、沟通士绅”为上海起义的工作重点，利用《民立报》宣传革命胜利消息，激励民气。11月3日，陈其美率同盟会会员火烧上海道，攻占城门，上海随即宣布光复，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在他的军政府中，企业家的比例惊人得高，中国通商银行总董、轮船招商局和江南铁路局董事李平书担任了民政总长，信成商业储蓄银行大股东沈缦云是财政部长，信成银行董事、大达内河轮船公司总董王一亭是交通部长，老买办朱葆三、郁屏瀚和大粮商顾馨一都担任了重要的职务。

　　广州发生的景象也十分类似。11月8日，革命军向广州步步推进，两广总督张鸣歧弃城出逃。次日，商绅各界代表在咨议局集会，正式宣告“欢迎民党组织共和政府及临时机关”，“宣布共和独立，电告各省及全国”。

　　对于企业家在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法国学者白吉尔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评论：“那些企业家，都是摈弃旧观念、倡导新思想的超群人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所作的贡献与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杰出作用相比，可谓是一珠双璧—尽管他们没有像后者那样的慷慨激昂。”

　　作者：吴晓波(财经作家，上海交通大学EMBA课程教授，“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常年从事公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