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寒星

　　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揭晓，老龄化过程比预想的快，“人口红利”的拐点将至，是最让人揪心的两个调查结果。两者的共同指向都是：中国“未富先老”，几年之后很可能会因为青壮年劳动力的缺乏而难以保持高速发展。

　　但与此同时， 当下年轻人的失业问题又极为严重，构成了“人口压力”的主要方面。大家在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动力担忧时，是否想到我们年轻人中仍有多少力量被闲置？

　　受到产业升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企业注重研发，带动的对于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术工人的需求。我国在这一方面的缺口十分巨大，而且已有的技工队伍中也是以初级技工为主，中级工和高级工及技师全部加起来也才占27%，而发达国家仅中级工的比例就在50%以上。

　　在我国，很多企业对“普工”的使用方式，完全是在榨取年轻劳工的血汗，以致把招工范围卡在“18-25岁”之间，那是因为一个工人还不到30岁就已经赶不上车间里疯狂流水线的速度。以这种用工方式，再大的“人口红利”也维持不了多少年。相反，技术工人的工作却看重的是经验积累，“越老越值钱”。如果我国的用工模式能有一个这样的转变，在工人群体中技工的比例能有质的提升，那么大量30-50岁的工人就不会再被排斥到生产线之外。

　　而技术工人本身，需要职业教育机构来培养，重视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的口号也已经喊了十几年，但我们依然面对着“技工荒”的窘迫局面。

　　华中科技大学熊健民博士在经过了周密的实证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这一段时间内的高等职业院校的扩张，有相当部分是依靠新建（或新增）院校“外延”发展实现的。一方面是新出现了许多规模在1000人以下的“小高职”，造成设备利用效率低下，他判断：“2002 年教职工、教师平均负担学生数量只有普通高等学校平均水平的60%。

　　如果把高等职业院校教职工、教师负担水平提高到高等学校平均水平，就可以在国家、政府、社会不多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使高等职业教育整体规模扩大40%，按照2002年的水平，就是可以增加40.48 万人在校生规模。”另一方面，有些院校又盲目追求“规模效应”，膨胀体积。据熊博士的数据分析，在现在的教学体制下高职院校确有“规模效应”，但合理的人数应在1万到1.5万人之间，超过此数则又变得“规模不经济”。更为关键的是，如果说在90年代，我国的技校规模与用工需求的确存在着一定差距，那么今天这个差距主要是在质量方面，而不是在数量方面。

　　高职教育“大跃进”反而凸现出了我国高职教育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事实上，职业学校的评价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企业的需要。站在企业的立场上来看，只要是企业认为有用的就是好的，企业认为是优秀的就是优秀的。如果这个标准得以明确，在学习过程中就应该多在实验、操作等方面对学生进行评价，或是在实习过程中由企业直接进行评价。

　　（详情请见2011年6月《新产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