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喻盈 发自北京

　　6月17日上午，十点刚过，满头银发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走出了一辆面包车。车正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会堂门口，一束花被塞进这位去年刚刚折桂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手里，他微微笑着，尽管由于飞机晚点他度过了一个无眠之夜，但脸上依旧现出熠熠红光。75岁，他依然配得上风度翩翩的赞词，保持良好的体型更衬出深蓝色西服的熨帖，银色的袖扣与深蓝领带上的银色绣线交相呼应，皮鞋锃亮，从头到脚惟有“精致”二字。这让人不由联想到另一位曾到访中国社科院的诺奖作家勒克莱齐奥，随意休闲的着装风格、永远脚蹬一双棕色旧凉鞋，处处与略萨形成对照，显现出两位顶级作家之间有趣的差别。

　　九天的访华之旅，略萨先在上海停留数天。除去公开的演讲，热爱戏剧的略萨还特意选择在上海戏剧学院举办了他的作品朗诵会。近些年他除了写戏，也常常登上舞台参与表演，就在今年3月5日和6日的墨西哥城，有眼福的观众就目睹了他亲自出演他本人所写的舞台剧《一千零一夜》，他一身白衣白鞋担纲男一号—每夜与不同少女圆房隔日再处死她们的愤怒老王。在那出戏里他的主要任务确实是朗诵，坐在床沿，滔滔不绝。

　　北京的行程，安排得异常紧凑。譬如17日一天，无任何喘息的时间：上午演讲《一个作家的证词》，下午与一众中国作家、翻译家、评论家座谈，连中午也挤出时间与作家阎连科、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做更私人性的谈话。晚上依然不得闲，前一日因飞机误点而取消的西班牙大使宴请还要补上。略萨中气十足的浑厚嗓音，以及奕奕神采，有时大概会令人忽略他的高龄。

　　赞颂阅读

　　略萨的演讲《一个作家的证词》从对阅读的礼赞开始。那是对他童年时代的回溯。

　　“我出生于秘鲁南部的城市阿列基帕，但1岁半时就随着家庭搬离，因此对这个出生地并没有留下记忆。从一岁到十岁，我住在玻利维亚的柯恰潘巴市，那十年是我童年的天真时光。和非常大的家族一起，住在非常大的房子里，和伙伴们玩冒险游戏，我们常常在家表演探险电影里的情景。”而最大的幸福来自阅读，“五岁我已学会阅读，书里的故事使我好像生活在一个‘非常规’的世界，把我的生命融入到其他令人惊奇的生活中去。故事中的激情，是我作家生涯的开端。母亲告诉我，小时候当我不喜欢读到的故事的结局，我就会自己把它改掉。”

　　童年、少年时代，略萨最早的阅读包括：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冒险小说，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雨果《悲惨世界》……甚至藏在母亲床头柜中的聂鲁达诗歌。这使他成为一个心性早熟的孩子。也是从那时起，他已经产生了成为一个作家的想法。

　　在那个时代，对于一个拉丁美洲的年轻人而言，想要从事写作并不是一个“现实”的理想。因为写作通常被当做业余时间的“游戏”，文学不能够当饭吃。“写作不是一种职业，你不能靠它来过活。如果你热爱文学，你必须先找一种能糊口、又有比较自由的业余时间的工作。”

　　略萨后来选择了进入圣马科斯大学学法律，就是抱着能用律师职业供养自己的文学创作的想法。由于结婚早，再加上他与比他年长十三岁的胡莉亚姨妈的婚姻被父亲激烈反对，婚后就断了经济来源，略萨在他早期的创作生涯里，曾一面读大学一面兼七份职再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其中艰辛可想而知。

　　“开始阅读是我人生的关键节点。”如果不是早早沉醉于故事中的光与热，略萨的道路或许完全不同。

　　萨特的哲学、福克纳的形式

　　接下来，略萨谈到了他的大学时代。1953年他考上圣马科斯大学时，正值秘鲁的奥德利亚军事独裁时期。“1952年刚刚发生过一场反独裁的罢工，当局开始严格监控学校，一次大搜捕就把几十名学生投进监狱或流放异国。一种互相猜疑的气氛笼罩了教室，因为独裁政权派了很多便衣假扮学生注册，进入学校，监听言论，你都不知道你正在谈话的对象是不是你的同学。”

　　所有的政党都被宣布为非法，只能在地下活动。当时秘鲁主要的地下政党是两个：中左政党阿普腊，激进的共产党。

　　略萨很快加入了共产党的活动。由于时间所限，在北京的演讲中他并没有展开自己这部分的心路。但我们可以参照他1999年在CATO研究所所做的另一场演讲《论拉美自由之未来》。当时他这样回忆：“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下进行的审查压制了一切批评。在那样的环境下，你又正好是个年轻人，你如果不关心政治那才叫怪事。即使你希望成为作家，只想当个作家，政治也会找上门，在你的职业训练过程中，你会遇到种种来自政治的麻烦、障碍和挑战。”

　　这样的背景下，略萨选择萨特作为自己青年时代的第一位文学榜样就显得顺理成章。他的北京演讲紧紧围绕自己的文学道路：“萨特的《境况种种》第二集（Situation II）是我大学时的圣经。萨特对文学的看法，对我以及我们整代拉美人文学创作的影响都非常深远。他说文学不应该脱离社会，文学是一种行动的方式，它应该唤醒人们的意识，唤起问题、解决问题。”年轻的略萨追溯萨特的哲学，相信文学“只要能够结合现实，并作出正确的选择，甚至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而另一位使他受益匪浅、奉为“导师”的作家是威廉?福克纳。“当时美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都很火爆，海明威、福克纳教我如何丰富文学的形式。尤其是福克纳笔下的‘南方的世界’，让我感觉与我所处的现实亲近，同样充满压迫与不平等。我吸取福克纳魔术师般的叙事技巧，他那种词语的密度、饱满的颜色、不同时空的编织串联，就像一个叙述的建筑师，规划精密、结构独特。”

　　在巴黎发现拉丁美洲

　　1950年代拉美文学青年阅读的几乎都是欧美作品，“从文化的角度讲，那时的拉丁美洲是分割的、非常不统一。在秘鲁，我们不知道智利、乌拉圭、哥伦比亚、阿根廷有什么诗人、作家，不知道他们在写什么样的作品。我们意识到自己是秘鲁人，却没有统一的拉丁美洲人的概念。”年轻人都梦想到欧洲、到巴黎去，认为只有去那里才能够变成艺术家、作家。

　　大学毕业后，略萨获得了去西班牙攻读博士的机会，然后他去了梦寐以求的巴黎，度过七年时光。“巴黎七年对我非常重要，在巴黎我才发现了一个新的拉丁美洲。”略萨指的是一个拉美文学的宝库。他在巴黎结识了博尔赫斯、鲁尔福、卡洛斯?富恩特斯、胡利奥?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演讲中他没有提到马尔克斯的名字）等等后来名噪世界的一众拉美作家，他们当时即便不住在巴黎也经常有机会在巴黎汇聚。“我发现我们之间的共同性超过差异性，文学像一座桥梁，让拉美各国人产生了联系。”

　　略萨这样描述那时拉美共同的思潮：对独裁政权的反叛引起集体主义、乌托邦思想的盛行，年轻人向往并希望模仿古巴卡斯特罗式的革命。“几年后古巴出现危机，我才发现那不是自由的社会主义，而是专制的社会主义。”

　　从马德里到巴黎，略萨先后写出《城市与狗》、《绿房子》、《酒吧长谈》三部长篇小说，描述的对象始终是故乡秘鲁的独裁、腐败、严重的社会分化，而素材也都与他自己的经历有关。“我总是通过同一个方式在写作。这是和其他作家不同的。比如有人可以完全从想象出发来虚构，而我一直是从记忆中的影像出发。一些经历、一些记忆激起你的想象与幻想，给你暗示。”

　　在他14岁那年他曾被父亲强制送入莱昂西奥?布拉多士官生军校，那段日子就是后来《城市与狗》的素材。原本出生、成长于富裕中产阶级家庭的略萨，在军校才得以第一次了解秘鲁的底层社会。那时的秘鲁是一个分割严重的国家，海岸边的利马与山区、雨林完全是不同的世界，即便在利马城里，不同阶层的人也生活在互不往来的不同居民区。军校是极少数混合了不同阶层人的地方，上层阶级把孩子送来接受管教，中产阶级希望孩子学得一个军事专业，而军校的助学金制度又使得贫困阶级的孩子得以进入这里的大门。与外界隔离、军事纪律，还有恃强凌弱的凶暴气氛，都使得略萨的军校时光度日如年，但另一方面，又是那两年教他认识了真实的秘鲁。同样的，《绿房子》中的很多情境，来源于略萨去欧洲之前一段在亚马逊河流域几个星期的旅行，那时他充当一位人类学家的助手，深入到印第安人的部落。而《酒吧长谈》中为独裁政权充当密探与打手的“内政部长”，也有明确的人物原型。

　　幽默与虚构

　　“我的作品从1960年代末开始发生了转变。以前我受萨特的影响，一直认为好的作品不应该让人发笑，幽默与严肃文学有点格格不入。但是在写《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时，我发现这个荒诞的故事如果要让人相信，你必须得让人笑。” 《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 讲一个五好军人如何奉上峰之命在丛林深处组建一支劳军服务队，以貌似“情欲”的故事，展开对国家机器、公共媒体、精神宗教的多重批判。叙事的效果使人从头笑到尾，略萨也从此发现了幽默在写作中的重要意义。“这对我是件新鲜的事，就像孩子发现了新玩具。”

　　在《胡莉亚姨妈与作家》里，略萨继续摆弄“幽默”这件新玩具，尤其是关于广播剧作家彼得罗?卡玛乔的部分。世人都格外关注这部小说中涉及到的略萨与胡莉亚姨妈“婚恋史”，事实上略萨写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是探究“究竟为什么写作？写作是什么？”的问题。彼得罗?卡玛乔像机械生产一样编写骇人听闻的奇情故事，他疯狂的写作穿越了现实与非现实的界限，最终导致自己头脑的混乱。“我写这个故事时，感觉好像进入了一种脱离现实的智力游戏。这让我警惕，我觉得它不能变成一个纯粹想象的故事，应该把现实加进去。我想到我当时的婚姻也是非常混乱的，就像他写的那些广播剧一样。于是我把我的经历加进去。”

　　但略萨又说：“小说不仅是为了讲实话，也是为了讲谎话。想做现实主义的作家，却发现叙事的过程中不断要求你去虚构。小说不可能把现实全部移植进去，现实只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小说。”

　　文学让人批判、不顺从

　　在北京的演讲，略萨并没有梳理完他迄今完整的创作历程。他省略了对更近期的作品《世界末日之战》、《公羊的节日》、《坏女孩的恶作剧》、《凯尔特人之梦》等等的介绍、阐释，而是着重来讲他对文学之价值的体悟。

　　“文学阅读除了提供愉悦、消遣，还能在人的存在中留下什么样的痕迹？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价值无可替代！”略萨认为，惟有文学能探索我们语言中最丰富的可能性，让我们有能力以更精确的方式表述种种必要、细微的差别，文学留存了语言中无尽的智慧，把语言的运用推向极致；另一方面，在这个专业化的时代，也惟有文学能不断打破专业性造成的种种隔阂，给我们创造沟通、理解、思考的可能，穿越语言，穿越文学，我们得以了解他人的习俗，触碰陌生的心灵。“文学给人带来不顺从和批判。他使人们从自我的小世界中解脱，进入更大的世界。现实中总有不安和焦虑，好的文学帮助人们打破桎梏与枷锁，不断变革。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独裁政权害怕文学，他们的害怕是对的。”

　　略萨建议：对于个人而言，每天读一点文学，会减少现实对你粗暴、有害的干预；而对于一个现代的民主社会，文学教育更应该是非常基本的，阅读文学的能力将帮助公民汲取无尽的营养与力量。

　　有年轻的写作者站起来希望略萨为自己的创作指路，略萨再一次搬出了他最爱举的福楼拜的例子：“福楼拜给我的最大影响，就是告诉我：写作需要勤奋与努力。他的信札里记录了他怎样耗时五年才写出《包法利夫人》，他始终在不断地自我批评，始终在不断修改中追求完美。他没有天生的天赋，而是完全靠自己的执着、努力创造出自己的才能。这个世界只有极少数的天才，大部分作家最初的作品都是二流的，很多人开始时都很沮丧，包括我。不要放弃，要相信杰作是在不断与不完美的斗争中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