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

　　商人会馆的兴盛，意味着明清商人在组织化上已超越前代，其运作模式呈现出非常鲜明的自治特征。

　　商帮这个概念是明朝末年才有的，到了清代就很发达，有所谓的十大商帮，除了大家所熟悉的晋商、徽商和广东十三行之外，还有陕西帮、福建帮、江西帮、洞庭帮、宁波帮、龙游帮及山东帮。商帮流转于大江南北，其聚居交流的场所，就是商人会馆，而这可以被看成是最早的商人NGO。

　　1560年（明嘉靖三十九年），两位旅京徽商杨忠、鲍恩在宣武门外购得一地，建了一座歙县会馆，这是史料记载的最早的徽商会馆。6年后的1566年，广东商人在京集资建岭南会馆，此后，商人建馆之风吹遍全国。

　　会馆是“异乡之家”，商人们在这里议事、祭祀、娱乐、暂居。一个地方有了某一商帮的会馆，就好比树木生下根来，从此花繁叶茂，自主成长。没有史料告诉我们，在明清两代全国到底有多少个商人会馆，但粗略计算，起码不下3000处，它们成为商人活动的重要场所。

　　会馆的功能有三个：“奉神明，立商约，联乡谊。”

　　各商帮所供奉的神明不同，基本上是出生于当地的历史人物，晋商供的是关羽，徽商供的是朱熹，江西帮供的是许逊，福建帮供的是妈祖（林默娘）。也因此，很多会馆以“宫”定名，比如，四川曰惠民宫，两湖曰禹王宫，两粤曰南华宫，福建曰天后宫，江西曰万寿宫，贵州曰荣禄宫。这种祖先崇拜构成了一种乡土特征很重的集体象征。

　　会馆建成后，必须有商约予以约束，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间契约版本。1784年（乾隆49年），潮州商人在苏州建潮州会馆，确立以下约定：“会馆专门聘请董事经理，三年更换一次，由潮州地区的七地商人轮流任职，会馆所有的契据档案都交由董事经理管理，前后交替，帐目必须清楚，这一规定，永世不改。”会馆还对商业规则进行了公约，防止内部的恶性竞争。

　　商人会馆数量的多寡，可以看出当地工商业的发达程度。乾隆年间，各省在京建立的会馆多达182所，到了光绪年间，数量更增加到392所，其中，20%为商人会馆。而在苏州，商人会馆的比例则远高于京城。

　　市镇经济的崛起，是明清工商业的一大特征，会馆之盛在这里体现得最为显著。

　　广东佛山镇是明末清初发展起来的专业化市镇，以铁器铸造著称，与景德镇、汉口镇、朱仙镇并列为“天下四大镇”，此地的会馆更是发达，呈现出专业化的态势，仅在铸造业，就有熟铁行会馆、炒铁行会馆、新钉行会馆、铁锅行会馆、金丝行会馆、金箔行会馆、土针行会馆等等，其余的各行各业都有会馆组织，如钮扣行会馆、当行会馆、绸缎行会馆、颜料行会馆、洋纸行会馆、西土药材行会馆、参药行会馆等等。这些以行业为主题的会馆已经超出了地域的特征，而更多带有行业协会的性质，这是一个十分显著的进步。

　　自康乾以来，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由产业工人做成的会馆，这是工会组织的雏形。枝巢子在《旧京琐记·市肆》中记载，在京城从事泥瓦和木工的工人有一个九皇会馆，它有着很严密的行规，凡是有徒工的地方，都有会馆，其总会就叫做九皇。每当九皇诞生日，就一定要休假，名叫“关工”。

　　在会馆专业化程度最高的佛山，甚至出现了东家行和西家行，前者由业主、作坊主组成，后者则是手工业工人的组织，很多劳资矛盾通过两行的“通行公议”来解决，东家行和西家行还通过共同祭祀的方式来调适双方的关系。

　　就如同商人事迹往往不见于正史一样，明清会馆也同样很少有准确的记载。但商人会馆的兴盛，意味着明清商人在组织化上已超越前代，其运作模式呈现出非常鲜明的自治特征，是NGO在中国的最早试验，因此也有人将之视为中国进入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作者：吴晓波（财经作家，上海交通大学EMBA课程教授，“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常年从事公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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