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中小民营企业绝对不能死，尤其是浙江的中小民营企业，因为这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希望！在调整结构时期，中小企业绝对不应该是成片死亡，而应该是大浪淘沙式的优胜劣汰。”

　　文 │ 本刊记者  倪轶容   摄 │ 俞苗玲  鲁统磊

　　活着，或者死去，这是一个问题。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一定要以部分中小企业的死亡作为代价吗？“三荒”困境下的中小企业，最期盼的政策是什么？破解“三荒”之道又在何处？6月11日，带着对这些问题的追问，《浙商》杂志在杭召开了破解“三荒”座谈会。浙江省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兰建平、丝绸之路控股集团董事长凌兰芳、杭州猎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总经理郎越时、杭州博鸿小菜一碟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继英等学者和企业家代表出席了本次座谈会。

　　结构调整一定要以部分中小企业死亡为代价吗？

　　凌兰芳：是必然现象

　　我所在的企业是受“三荒”影响最为典型的企业：既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又是用电大户，对资金周转需求也高，这三个方面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企业都很敏感的。

　　我认为眼下“三荒”之中，“钱荒”的问题尤为突出。但是，真的是资金短缺吗？并不是。就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大企业天天有银行跑上门来求他们融资。中小企业地位低和话语权的缺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另外，正如大旱来临之前，首先干涸的是小沟渠，而非大江大河一样，在整个资金链被抽紧的情况下，受冲击最明显的就是中小企业。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家大企业的资金链受到影响，它可以通过延长付款期的方式把压力转嫁给那些为它做配套的中小企业。而一旦原来30天的付款期被延长到45天，就很可能对这些中小企业的资金链产生毁灭性的打击——关键是，你不答应还不行，有一堆的企业等着跟你竞争呢！很多中小企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死掉的。

　　结构调整需要以部分中小企业的死亡为代价吗？我认为，这是肯定的。但是死掉的肯定是那些经营管理不善、严重缺乏人才配置，高能耗、损害环境的企业。1995年到2005年，是民营中小企业最好的时光。如果不是一大批经营不善的国企倒闭、死亡，从而释放了一大批人才，就不会有后来民营经济风生水起的发展。而今天也一样。其实，有些企业早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就应该退出经济舞台了，但是国家4万亿刺激政策一下，该死的企业反倒没有死，还在那里浑水摸鱼。

　　兰建平：选择死亡的方式不同

　　我觉得中小民营企业绝对不能死，尤其是浙江的中小民营企业，因为这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希望！举个例子，都说中国制造在精益生产上不如人，但是中国制造的精益化标杆就在浙江——西子联合控股集团。过去，每台西子电梯的生产时间是40小时，价格40万元；现在制造是2小时，20万元。(这个要求证下？)

　　西子联合就是从小企业成长起来的，要是这样类似有生命力的小企业都死了，浙江经济的希望还在哪里？中国制造的希望还在哪里？

　　“十一五”期间，浙江的所有经济指标中只有服务业还没有完成，于是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但问题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实体经济都是要占相当比例的。像美国那样，一半GDP来源于金融领域，必然就会出现金融危机这样的灾难。现在浙江也一样，如果大量集中于第二产业的中小企业都死去的话，那第三产业怎么发展？发展起来又去服务谁？这些都是悖论。

　　因此，我认为，在调整结构时期，中小企业绝对不应该是成片死亡，而应该是大浪淘沙式的优胜劣汰。

　　赵继英：要善待有成长性的中小企业

　　我的公司对“三荒”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我想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主要负责品牌运营，很多生产业务是外包给下面20多个加工厂的，算是“轻公司”。但是我却真实地听到了身边企业的痛苦：有一家食品公司所在的工业园区每次停电都不事先通知。但是一旦停电，食品就不能正常杀菌，出来的结果就是产品有问题。无奈之下，他们只好自己去买发电机，一天花的钱相当于原来一个月的电费。还有老总跟我抱怨，说原来都是农民工逢年过节带着礼物来拜访，要求不要解雇他的，这几年却都是他带着礼物去给员工拜年，要他们不要走人。资金问题就更不用说了，被拖欠一直都是中小企业的头疼问题。

　　其实，这些企业中有很多都是具有成长性，很有潜力的企业，现在它们面临着生死劫，但是问题却并非全出在它们自己身上，这似乎太残酷了一些。

　　当下中小企业最期盼的政策支持是什么

　　凌兰芳：减税是最有效的行政手段 

　　目前中国经济的现状，除了“三荒”还有“两高”——高成本、高税负。拿我所在的公司来说，今年的工人月工资比去年上涨了25%，达到了2500元/月。同时，我们又要应对不断上涨的电力、水泥以及其他基础物资成本。

　　“三荒两高”让中国经济呈现出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状态：从创新技术、品牌来看，无法和美国的苹果、波音以及日本的丰田等知名企业相比；从成本、资源和投资环境来看，又无法和印度、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相比。在这样的情况下，背负着高税负的中小企业只能徘徊在产业链的低端，根本没有办法往上游走。而“产业空心化，工人流沙化”这种病态现象也成了一种常态：心态浮躁的中小企业纷纷放弃实业去投资，工人则像流沙一样四处流动，让企业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我认为，政府对中小企业最为立竿见影的援救手段，就是减轻税负。税收是政府可以直接进行有效干预的手段，而一旦资金问题得到缓解，用工荒、电荒等问题也会逐渐缓解。

　　兰建平：以制度创新应对 “挤出效应”

　　眼下，宏观调控一脚刹车下去，浙江民企遭遇的“挤出效应”越来越明显，我概括起来有几个“挤出”：民营经济被国有经济挤出，中小企业被大型企业挤出、制造业被房地产挤出、传统产业被新兴产业挤出。中小企业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就会被挤下经济舞台。

　　我觉得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改善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而这其中的制度环境又显得尤为重要。我建议可以在浙江设立民营经济改革试点省份，在一些政策上先行先试。比如赋予中小企业集合债更多自主权，公司债的实际发行额不受限制，并且允许外资直接控股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加强资本的国际化程度。未来，政策应该是着力培养大企业，放活小企业，依靠减税减负(如社保费)，而不是加大大项目投资的方法来拉动经济发展。

　　中小企业自身最该做什么

　　凌兰芳：寻找“活资源”

　　“三荒”可以说是中国转型过程中，折射在中小企业身上最明显的“阵痛”反应。整个社会，从政府到企业，整个社会都呈现出一种极为浮躁的状态。为此，我认为在精神层面需要重塑一种发展的氛围，再次让改革成为共识，为发展注入动力。

　　从企业层面来说，我觉得企业家们也要避免这种浮躁的心态，即使在大环境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也要做到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借助转型升级来实现自身的涅槃。我预计，未来5到10年，“三荒两高”会继续以常态化的面目出现，但是有品牌、有实力的企业，更容易生存发展。

　　目前中国经济最需要的是“活资源”，没有了活资源，就没有发展动力。但是现在看来，土地资源冻死了，资金资源冻死了，民营企业举步维艰。我认为政府应该允许民办银行等民间金融的发展，同时为农民解决户口问题、住房问题，解决企业用工的后顾之忧。

　　兰建平：不能胆大冒进了

　　出现“电荒”是不应该的。经济发展和能源要有匹配性。随着电力体制和能源价格的改革，能源项目的增加，电荒的状态是不会持续的。

　　“用工荒”是必然的。因为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是不可能的，最终企业会通过工艺的改良、设备的进步来逐步替代劳动力。

　　“钱荒”是可控的。如果经济增速下降，货币政策会相应放宽。而且因为资本具有逐利性，只要政府合理引导民间资本，自然也可以慢慢化解。

　　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这个地球。对于浙商来说，在过去的30多年里，凭借着他们的勇气和冲劲，撬起来的东西太多了，但是今天，“撑死胆大，饿死胆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浙商更需要树立一种风险意识。这里我向大家推荐稻盛和夫的《在萧条中腾飞的智慧》。

　　郎越时：摆脱对劳动力的过分依赖

　　用工荒更多地体现为结构上的矛盾，大学生找工作难和“用工荒”并存，反映了中国教育中职业技术教育的缺失。要解决“用工荒”，我觉得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一，提高企业自动化程度，降低对于劳动力的依赖。我最近考察了杭州一家为LED提供检测设备的企业。在它的厂房里，很多机器的价格高达60万元到80万元，相当于一辆豪华轿车的钱，而这些机器大量地解放了劳动力。其二就是可以考虑去国外引入劳动力。目前在广西，就有很多企业使用越南的劳动力。我想，不久的将来，中国或许也会成为一个劳务输入国。其三，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可以打造高端品牌。在大工业化时代，一针一线的手工制品就成了富贵和奢华的象征，中国企业要好好利用这个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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