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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7-4

　　三年前，三聚氰胺事件的曝光让中国乳品行业蒙羞；三年后，一场对新《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的争议，又让人们开始担心——中国的牛奶还能喝吗？日前，在一次牛奶业内部研讨会上，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再次“炮轰”奶业新国标，称其为世界最低最差。

　　在新颁布的奶业国家标准中，生乳的蛋白质含量和菌落总数等两项标准，都低于1986年的水平。其中，每100克生乳的蛋白质含量由原标准中的2.95克，下降到了2.8克，远低于发达国家3.0克以上的标准；而每毫升牛奶中的菌落总数标准却由原来的50万上升到了200万，是发达国家标准的20倍。

　　新《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制定可谓集思广益，由卫生部牵头的协调小组完成。小组成员包括卫生部、农业部、国标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及中国奶业协会、轻工联合会、乳制品工业协会等行业协会，其中包括70多位专家。

　　牛奶作为重要的日常饮品，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在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的当下，由众多部委、协会和专家共同制定的国家标准，一夜倒退25年并且还是“世界最低最差”，自然让人们质疑和愤慨——以前担心的是不达标的产品，现在连达标的产品也信不过了。

　　这种退步确实没有道理，但讲不了道理的时候，我们通常要讲“国情”。

　　去年7月13日，卫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奶业新国标，黑龙江省奶业协会秘书长吴和平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新标准符合中国国情。在标准的制定和讨论当中，广大奶农和养殖户强烈呼吁，要求科学设置乳蛋白、菌落总数等指标，部分乳品企业也有相应要求。

　　最近，内蒙古奶协秘书长那达木德也对媒体表示，新标准考虑了国情。他说“我们国家72%的奶牛都是散户饲养，养殖环境比较差，乳房炎的发病率也高。如果按老国标来执行的话，这样的牛奶都要倒掉！”

　　只不过，协会官员们在考虑奶农、奶企的国情时，却忘了考虑消费者的国情。如果真要谈国情，那我们可以说，13亿中国人的身体状况，更需要和西方标准一样的好牛奶，这才是最大的国情。

　　我们并不想在牛奶质量标准的问题上抬杠，我们相信七部委和行业协会的专家们在制定标准时，充分考虑了中国乳制品行业的现状；我们更相信，中国标准并不能简单地与西方标准做比较，即使西方国家也有不同的标准——如果用欧盟的标准来衡量，美国的牛奶也不合格。

　　“标准”的好坏都是比出来的。人们认为现行的标准不好，是把它和15年前的国家标准比较、和西方国家的标准比较。但西方国家的标准难道就是最好的吗？所谓的“最好标准”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我们相信西方标准也是一个妥协的结果，是建立在一个不危及健康安全基础上的合适标准，一个被多数人接受的标准。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多数人能接受的、达成妥协的标准。

　　人们对当前乳品质量标准的不满意，是因为奶农、奶制品企业接受了，可多数消费者却不接受——人们不能接受质量标准的倒退，也不能接受和知道的西方标准悬殊差距。

　　如果一味追求高标准但奶制品价格又上不去，消费者是满意了，奶农却会不满意。在2009年，数千名奶农在欧盟总部抗议示威，在街头点燃草垛，就是因为高标准的“欧洲奶”价格下跌。

　　牛奶的安全国家标准究竟该由谁来制定？如果我们把生产者和消费者简单地看成两个人，那么就应该由这两个人共同来制定，生产者说出自己的各种质量标准下的生产成本，消费者评估自己的健康需求和支付能力，双方在谈判中达成妥协——最后确定的标准，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坏的，而是最能接受的。

　　可在现实中，制定牛奶安全标准的既不是买方也不是卖方，而是个第三方（政府，当然我们也称其为监管者），如果这个第三方只把卖方（奶农和奶企）的“强烈呼吁”当作国情，定出来的标准自然不会让老百姓满意。

　　制定一个行业的标准和规则，如同制定一部新法律，让利益各方充分参与、以民主的方式讨论，才会赢得社会的认可，也许最终的结果并非最优，但一定会最合适。而且，就算最后不能达成妥协，甚至没有标准，人们也会因为无法达成共识而接受没有标准的事实。

　　涉及消费者利益的牛奶标准，应由消费者参与制定，至少该有人能真正表达消费者们的想法。同理，社会上各种制度、规则和标准，也该有人民的参与，由人民通过“待议”制度来表达诉求，否则，社会能接受的标准永远都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