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7月04日 13:54 来源：《法人》
“不以高官厚禄为荣，但以无德无才为耻，不以身家性命为重，但以黎民百姓为忧”
——曹星
文 本刊记者 张驰
最近见“曹星”二字印于报端的是2011年4月19日的浙江某媒体，说得是“暌违40年，曹星律师与大关小学绵绵半世纪的音乐情”，很长时间没在媒体露面的曹星律师又回来了。
有人会问曹星是谁？
音乐界的人士会向你介绍，知名的作曲家、指挥家，曾任杭州市音乐家协会主席；熟知他的律师朋友则郑重强调，曹星者，老一辈名律也。
曹星则自嘲：祖籍江苏南通，长于上海，发展于浙江，可谓新时期的楚才晋用，学法律，懂音律，“艺术型律师”的称谓由此而来。
作为背景资料，曹星的一段工作履历让人瞩目，作为新中国培养成长的第一代律师，曹星有着曲折到光耀的律师生涯，他曾是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之一，培养出胡祥甫、斯伟江、任旭荣、沈田丰、许戌枫、吴清旺等知名律师，也曾担任过杭州市律师协会会长、浙江省律师协会副会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浙江人惟知曹星为律师，言律师必为曹星。
律师成才漫漫路，建言献策在吾心
1935年7月出生的曹星，今年整整七十有六，却仍活跃于律师舞台，与年轻的后辈讨论法律方面的前沿问题时，其表现出来的慎密思路与逻辑让人怀疑他是否是一个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曹星淡然一笑：“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仅此而已。”
当然，他现在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关注青年律师群体成长上，但曹星仍坦言青年律师成才之路的现状不容乐观。
“这几年来，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律师队伍中忙于挣钱的人多了，关心帮助青年律师成长的人少了；社会上对律师持负面看法的人多了，热心选择律师职业的优秀青年少了。”
在曹星担任浙江团省委人才学院导师的几年里，他对十多所大学的近百名法学专业高才生作了调研。在这些青年中，羡慕律师职业、想将来成为一名律师的占85%，但是，当他们了解到跨进律师事务所的难度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在原本打算选择律师业的青年中，有35%选择继续升学，25%选择到企业的管理部门，30%选择公务员，只有10%应聘律师助理工作，其中能被律所录用的就更少，因为律师事务所录用的主要考虑，是能否很快具备业务创收的能力，就是这样，相当一部分优秀青年从一开始就被挡在律师职业大门之外，如果要统计一下，全国律师界三十岁以下的青年有多少？恐怕这个数字难以令人高兴，青年律师人才紧缺的现状让人们不禁要问：青年律师成才之路在何方？照耀这条成才之路的阳光究竟在哪里？
曹星认为，尽管现在律师工作仍面临多方面困难，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法治建设的需要，律师服务市场的前景是光明而稳固的。
明亮的阳光象征着希望，温暖的阳光象征着爱。要让中国律师队伍有更健康的今天和更美好的明天，关键就是关怀、关心、关注青年律师人才，就是要给予青年律师更多的爱和希望。
曹星认为，在对律师体制进行立法考虑时，一定要充分注意到有利于吸引和培养青年人才的保障，要为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有限责任律师职业公司体制创造立法空间；对于那些带有严重剥削色彩又极端不重视培养青年人才的律师体制，不但要慎重考虑，而且必须严加限制，更不宜大力提倡。
其二，有条件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建立公共律师助理培养使用制度。由律所划拨专用经费，负责公共律师助理的生活和福利费用，培养使用时间为一至二年，期满后经业务考核后可转为执业律师。在培养使用期内，可以协助任何承办律师工作，该承办律师应按规定，以计时工资的办法向助理发放报酬。
其三，为青年律师和律师助理构筑表现平台。除了经常关心他们的业务操作和学习提高的状况以外，要有计划、有组织地支持青年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和法制宣传活动；争取在各个层面的业务交流和研讨时，让青年有发表文章和表现才华的机会。
其四，司法行政机关及律师协会要建立人才培养信息跟踪机制，并以培养青年律师人才的数量和成绩作为考核律师事务所业绩的主要依据。
时间是检验一切的试金石，曹星所提的几点建议，越来越多地被业内外人士接纳。
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制社副总编刘桂明曾对曹星的行为做过点评：在青年时代饱经坎坷却又受人恩泽的曹星律师，非常清楚青年朋友们需要什么、渴望什么，所以，他始终如一地以自己的热情、真心、经验乃至智慧关心、帮助、扶持年轻人。
推开法律、音律门，踏上坎坷不平路
曹星在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参加了革命。解放之后，作为剥削阶级子弟的他被吸收到公安部门工作。不久土地改革开始，刚满十八岁的曹星就担任了上海浦东一个法院的审判员。1954年，中国第一部宪法产生，检察制度和律师制度的诞生有了法律依据。1956年，曹星通过专业培训后开始担任专职律师。
但好景不长，当时“左”的思潮冲击了律师制度。1957年整风反右，共和国第一代律师当中90%以上的人都被戴上右派帽子到农村去劳动。
“我根本不反党，干嘛要戴帽子、下农村呢？但不去又能怎么办？说实话，培养我做律师的领导也不舍得。三十六计走为上：辞职。当时辞职就像开除，任何单位都不敢要你的。很多人说我没有工作，要饿死的。我说我宁可饿死，也不愿气死，绝对不能戴上这顶右派帽子。”对过去的烟云，曹星的语气平静而又坚定。
在医生的帮助下，曹星弄了个假病历，办了个退职手续，担任小学代课教师，同时在上海开始学音乐。原上海乐团的何无奇、原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是他的入门老师，正是由于他们的指导和曹星自己的刻苦学习，他才能得以在1958年进入浦东的一所艺术学校担任音乐班主任兼指挥。
到艺校后，曹星搞的是民族音乐，能指挥，能作曲。不久又来了一个很好的机会，1959年，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上海歌剧院排演中国第一部大型民族舞剧《小刀会》，曹星十分荣幸地被指派带领学校的学生和乐队参加上海歌剧院《小刀会》剧组。谁知，也是好景不长，浦东突然来了个通知，要他立即回浦东参加运动。实际上这次运动的靶子是曹星，他自己一点都不知道，心里非常坦然，他认为自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就回去了，令人遗憾的是不能再参加演出。
回到浦东的日子就是学习，参加劳动，劳动，再学习。这时候，杭州有个剧团到浦东演出，曹星为他们写了几个曲子，他们决定要招募曹星。从那时起，他就下决心离开浦东。离开浦东到了杭州后，他在一个专业团体里担任作曲和指挥。
在杭州那段时间，曹星有过短暂的荣光，比如保护灵隐寺，更经历过“十年动乱”给他的打击与折磨，并因此差点自杀，好在他坚持了过来。
回归律师操旧业，业务精湛显本色
1979年《光明日报》登载“把律师请回来”的相关文章，1981年，曹星正式回归律师队伍。当时，他已经是杭州市音乐协会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的常务理事，他要对得起音乐界，因此他唯一的要求，就是他的办公室里要有钢琴。这个要求被认可了。直到现在，他的办公室里还有钢琴和其他的音响资料。
在曹星的第二次律师生涯中，有件让他至今都难以忘怀的事。
他在开始筹建第二律师事务所的时候，接手一件副市长作为被告的案件，在当时是全国第一例。
金华市一次元宵灯会死了38个人，副市长是这个灯会筹备小组的组长，作为渎职罪被起诉。这位副市长要求曹星作为他的辩护人。
“对他的亲戚，我不作无罪辩护的承诺，我需要看材料。然后，我到了金华。那是37—39℃的大热天，我在公园里看到一些奶奶、外婆、妈妈在地上点着蜡烛，哭喊自己死去孩子的名字，毫不夸张地说，我那天流的眼泪，整个手帕都湿掉了。我就想，发生这样一个事，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没有一个站出来承担责任，也不用追究任何人的责任吗？难道就作为一个意外事故来处理？这显然是一个责任事故，要有人承担法律责任，但打击面又不能过宽。”曹星心里已经有了辩护方向。
作无罪辩护的前提是作无罪陈述，也就是要求副市长对着金华众多人的面陈述“我是为了金华人做一点事，尽一点做副市长的责任”。他的确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从指挥到细小的工作，而且他是发生事故现场指挥抢救伤员的唯一的市领导。他原来是一个特级教师，后来做教育局长，再做副市长。
回去后，曹星提出两个方案。一种方案是“我是想为金华人做一件好事，没想到出了这样一件事情，我深表遗憾和痛苦，但是在法律上是否一定要我来承担这个责任，请法庭考虑”。第二种方案，挑起担子来，说“我是一个教育工作出身的领导，我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缺少经验，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我没有落实好，以致发生这次事故，死去那么多的年轻人，我沉痛得很，作为筹备组长，我愿意对这件事故承担法律责任”。
那位副市长选择了第二个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曹星为他作有罪但可以从轻处罚的辩护。
曹星的辩护词有一万多字，都是在39℃高温下写出来的。当时，又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他是坐在浴缸里写出这一万字的。后来，这篇辩护词不仅发表在《曹星办案艺术》一书里，而且被十余本著作收录。有位教授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这是一个奇特的文学现象，律师办案的时间很短，掌握的素材又很少，要写出这么多东西，发表后又不能修改，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
第二天审理，有一千四、五百人挤在一个大礼堂。通过审判，他们把其他部门应承担的责任都摊出来了。曹星清楚地记得当时他说过一句话：正如灯会成功功劳不是被告一人的一样，事故的责任也不是被告一人所造成的。
休庭时，那些在审判前两天贴大字报要求从重处罚的人都来找曹星，让曹星误以为他们是来围攻他的。没想到，他们说他们听了之后非常感动，并说他们的孩子死了之后不能复生，这样好的一个市长，请求法庭不要处理他，他只是一些小小的过失而已。后来，这群人又到法院，请求法院从轻审判这位副市长。
法院的审判结果是判这位副市长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这位副市长后来一直为当地做了许多重要工作。
“服务两律心常在，贵在坚持路自宽”，这仅是曹星回归律师行业的一个瞬间焦点，人们在记住了他办的一个个经典案例的同时，也对此人的行为、性格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一位学生总结了老师的三大特点：首先，他是个社会活动家，社会交往多，社会认可度较高；说话有艺术感染力是他的第二个特点，每次开会只要他在，无不谈笑风生；三是思想活跃，社会焦点问题，信手拈来，观点新颖。
“我想，我这一生选了这两个专业是一种幸福。不管你学的是什么，其它的爱好多掌握一点，都是有好处的。我后来想我的大半生，总算还是走过来了。什么是人格？用余秋雨先生的说法，人格的第一个标志就是选择的稳定。我一生选择了法律和音乐，对这两个行当，我从来没有三心二意过。”曹星说。
对话曹星
《法人》：曾经，您倡议：“为了事业，就更迫切需要年轻人赶快来接我的班！”您对国内现在律师行业发展现状有着怎样的评价？
曹星：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虽然在行业发展过程有波折，但只要我们的方向对，我们的律师事业就会有大发展。
《法人》：您对律师行业有什么期待？
曹星：我希望我们这一行的所有人，都能在法治建设的路上少一点坎坷多一点平坦。这是我个人主观上的愿望，客观上可能还做不到。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条漫长的路。
《法人》：对青年律师有什么瞩托？
曹星：任何人选择的任何成才之路，都必须依靠自强精神坚定地走下去。我们这代人的经历证明，在前进的路上有阳光更好，没有阳光也得照样走，我们作为共和国第一代律师在踏上这条成才之路后，不但长期没有阳光，而且还要时常面对狂风暴雨的袭击，我们就是不靠天、不靠地、不靠任何人，完全靠自己坚强地走了过来。胡乔木先生在1987年为全国第一次律师代表大会赋诗一首，其中有一句“律师，神圣之门，又是地狱之门��”就高度概括地说明了中国律师职业是崇高与艰险的混合体。我对青年律师要说的是：把握住自己，你就能有机会把握住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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