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与地方的矛盾一直没有停止过，只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着转变。从热情招商，到清醒看待，再到索要条件，地方紧逼、央企受挫的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文|本刊记者 张娜

　　从来没有哪个领域，像如今的能源一样受到如此多的关注，纠结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脉络。

　　这些年，地方政府与能源央企间的关系在发生着微妙的转变，华彩咨询总裁白万纲说这就是博弈，而且在持续升级，“地方政府对待能源央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热情招商、清醒看待、索要条件。”

　　而能源央企对地方投资的态度也在转变，只是这种转变同样令人担忧：已经从精心选址、择优挑选资源转变成了争先恐后进入，甚至出现了在同一个地区央企间互相挖墙脚的情况。

　　纵观地方政府与能源央企间的关系，开始是央企主导，后来是地方政府主导，现在则是双方讨价还价到不可开交的局面。

　　在吉林省某县，县委领导通知所有的风电场必须用当地的风机，外地的风机再好也不能用，否则不给批风力资源，这种霸王举措，地方政府官员称之为“为了地方经济发展”，并声称“就是省长下令也没用”。那些与国内知名风机企业有着良好订货关系的央企们则是无奈至极。

　　“很多央企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圈资源，我们不欢迎，我们资源型城市要转型，央企来要配合我们转型，而不能仅为了自身利益抢占资源。”在山西土生土长的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煤炭专家李霆显然在力挺地方政府。

　　更有甚者发表了这样的观点：“央企也应该明白，到省里来后，根本就不应该享受超国民待遇，事实上，用地方的资源，要给本地做点事。现在省属企业能做到用本省的资源为本省做事，但是央企做不到。”

　　作为央企的代表，神华集团神东公司表示，由于地方保护，央企开拓资源变得越来越困难。另外，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市场发展部部长陈继勋对《能源》杂志记者也无奈地表示：“一个水电站，被迫水库建在一个县，大坝建在一个县，厂房又建在另一个县。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地方政府争抢，他们争抢的不是水电站，而是水电站带来的税收等实惠，企业无奈只能按比例给三个县纳税，央企在地方遇到的发展障碍有些显得很可笑。”

　　对此，白万纲笑言：“应该鼓励地方和央企博弈，博弈得越充分，决策就越优化。”

　　博弈百态

　　今年5月份，国家能源局下发了《关于酒泉风电基地建设有关要求的通知》，对酒泉市能源局在酒泉风电基地二期工程建设中给企业定任务指标、设备招标要求选本地产品等行为提出严厉批评，同时强调“未经国家核准的项目不得开工建设”。

　　据悉，这已经是国家能源局针对酒泉风电建设发出的第二份通知了。第一份是同年的3月27日，内容大致相同。

　　导火索是3月19日酒泉市能源局发出的一则《关于酒泉风电基地二期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向相关企业下达2011年的“建设任务”，提出“进度要求”，并对风电“具体机型”做出安排，甚至提出“完不成开发任务的企业，剩余指标的开发权中止”。最令人吃惊的是，该《通知》还指出“酒泉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园是科技部确定的国家风电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同等条件下，原则上竞争择优选用该园区生产的风电设备”。

　　酒泉风电基地正是央企扎堆建设的地方，第一轮风电招投标，以中节能、国电龙源为首的央企纷纷中标和跟标酒泉基地，20几个项目几乎同时开工，近500万千瓦风电机组瞬间矗立。原本是其乐融融的景象，缘何闹到必须国家能源局两次出面调停？

　　一时间，酒泉事件成为各媒体追逐的焦点，但是更多的聚焦在于“整顿风电行业”，而无人去关心背后的缘由。多方联系之后，某央企风电公司负责人对《能源》杂志记者透露，“风电行业有个很奇怪的规定，也是国家所谓的扶持政策，就是用风电场发电后的增值税17%来抵扣电力设备，什么时候抵扣完了再交增值税。如此算来地方政府至少五六年收不到增值税，这将是一笔很大的损失。”

　　白白出卖了风力资源，税收却得不到保障，地方政府无奈，只能“别出心裁”。

　　于是，“地方上提出让我们在当地建风机制造厂，因为只有风电场有抵扣的规定，风机制造企业的增值税是如数上缴的，所以，他们希望把制造厂税收留下。如果不能建设风机制造厂，那么地方政府就自己引进风机企业，然后要求所有的风电场都必须使用当地的风机。”

　　其实，酒泉只是一个代表，据上述风电企业负责人透露，全国各地都已经默认了这种“乱象”。资深电力分析师周宏宇对《能源》杂志记者说：“抢占风电资源，已经让很多企业失去了理智，况且一家企业一旦同意，其他家为了不被挤出队列就必须跟风，久而久之，央企博弈的筹码越来越弱，地方政府的条件也越来越多。”

　　仅仅是风电领域在博弈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煤炭、煤层气、核电、水电、石油，等等，能源的各个领域都如此。

　　煤炭的乌金保卫战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性话题，长期积累，只是风电的突然爆发，使得煤炭的博弈被忽略了而已。

　　我国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70%的比例，也使得对煤炭的抢占更为赤裸裸。“山西是排外的，也是聪明的，起初不允许央企介入。近年提出转型才大肆欢迎央企的进入，但这种欢迎也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符合转型战略。但内蒙古就不同了，没有像山西一样培养过多自己的企业，神华的介入显得理所当然，但问题逐步暴露，身为央企的神华和内蒙古当地的公司伊泰、汇能之间矛盾重重。”煤炭市场专家李朝林如此表述。

　　“去年，山西煤炭重组期间，外省的很多企业找过我，问能否去山西分一杯羹，但是我跟他们说去山西根本没戏。中煤是央企，有政策扶持，而且鼓励央企参与地方煤炭企业的整合，但是地方还不太欢迎。”仁达方略董事长王吉鹏对《能源》杂志记者说。

　　内蒙古作为跟山西同样的产煤大省，没有像山西一样拥有同煤、山西焦煤、晋煤、潞安等有实力的大企业可以与央企抗衡，伊泰、汇能等自有企业的迅速崛起依旧没有形成山西那样的气候。于是，面对神华等央企，内蒙古提出了“就地转化率50%”的硬性规定，随之新疆等地也相继跟风。众多后进入的央企自然纷纷碰了钉子。

　　“不可否认，神华挤占了内蒙古属地企业的份额，所以博弈在所难免。”白万纲说。

　　如果说煤炭只是各省自扫门前雪。那么煤层气的矛盾则已经根深蒂固了，并闹到了国务院。

　　山西沁水盆地的官司至今令人记忆犹新，中联煤层气公司隶属于央企中煤集团，晋煤集团隶属于山西省国资委，这两家企业为矿权重叠问题打了几年的官司，并双方多次发生肢体冲突。

　　随后，山西省开始扶持自己的企业开发煤层气来对抗中联煤这家国内的老牌央企。河南、陕西等煤炭大省也纷纷受到启发，创办了自己的煤层气公司，限制央企的进入。

　　还有水电，地方政府和央企间也争得不亦乐乎。比如注册问题，由于水电站的特殊性，一条流域可能东岸是一个地区，西岸又是另一个地区，水电站如何注册就成为两边政府的力争之地。

　　“有的还牵涉到两个省。比如溪洛渡水电站、向家坝水电站，工程建设和税收都要一个地区一半，不过由于是国家的重点工程，国家可以出面来协调。但很多小水电站就没这么容易了，经常为注册地而博弈。”陈继勋说。

　　再比如移民问题。地方政府为了多争取一些移民，更是做足了文章。原本只移民1万人的工程，在政府的压力下，水电站不得不移民2万人，才能顺利拿到几十个手续的批条。

　　由此可见，博弈已经渗透到能源的各个领域，而且在加速度。

　　央企的抱怨

　　某央企风电公司拥有近百家子公司。听起来挺不错，但是这家央企的负责人却露出了一丝很诡异的笑容，他说：“很多是被迫的。”

　　“比如在黑龙江，我们有十几个公司，因为每到一个县开发风场，就会‘被要求’在当地注册一个公司，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十几个公司就一套班子，然后每个县里的公司设一名常务副总经理。因为注册这样一个公司，除了能解决地方的纳税问题化解矛盾外，对我们公司实在没有一点好处可言。辽宁、内蒙古也都是一个县一个公司，所以造成了公司数字有点多。”该负责人这样解释。

　　而对于前面提到的增值税问题，该负责人提出，抵扣不仅仅对地方政府是损失，对风电场也是损失，“以前是增值税减半，就是8.5，这样我们还有折旧费等算进税收里，后来直接抵扣了，如果原来的销售收入是117元钱的话，退了8.5，那就是108.5，我们还有利润。现在这个17元就直接抵扣税收了，折旧不管了。风电场的销售收入就减少了，业绩就相应下降了。”

　　用他的话说，地方政府把气都撒到央企身上，要求央企在当地建风机制造厂，或者要求选用当地的风机，这对央企是不公平的。“风力资源丰富的地区都是边远贫困地区，建厂就是浪费。这是严重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我跟财政部也反映过情况，建议他们干脆就把制造厂的税收减掉，抵扣给风电开发地区，制造厂就应该到天津这种大城市来做。所以，唯一处理的方法就是减少制造厂，减少短期效益，增加建设风电场本身对地方的好处。”

　　陈继勋供职的水电顾问集团也是一家央企，对于水电的夹板气，他一口气谈了很多，“建安税、国税、地税、营业税，等等，水电对地方的贡献还是挺大的。比如我们有些公司注册地在北京，但工程是在地方做，如果你只是建安税交地方，其他税都交北京，那地方就会有意见，干起来就会很困难。为了缓解地方与中央博弈，就必须在地方成立一家项目公司，这个项目的税就在地方交，拉动当地经济发展。”

　　陈继勋也坦言，如果一家地方企业和一家央企共同看中一个项目，地方政府还是倾向于地方企业的，并且还会给予一些优惠政策。

　　对此，被称作“水电斗士”的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更是深有体会，他说，四川的一些水电站是央企占52%，川投公司占48%，如果没有地方企业这么高比例的份额，这些项目也拿不下来。

　　“以前是地方企业巴结央企，现在央企反过来要讨好地方企业，才能分得一杯羹。以前就国家一家，国家电力部要去建水电站，当地政府都高兴得不得了，现在几大电力公司都去建设，地方政府就要衡量一下谁给的条件高再给谁了。”张博庭说，“改革开放后，央企都跑去建水电站，地方政府的胃口也越来越高。原来根本不去考虑注册地的问题，因为建了水电站当地的实惠就不少了，不会提过多要求，现在要在几个开发商间比较，这些问题就非常突出。”

　　对于煤炭央企，抱怨就不仅仅局限在对资源的掌控上了，央企反映，他们在地方项目的一些骨干也时常会被地方企业高薪挖走，损失是无形的，这也正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的。

　　地方政府的无奈

　　“央企平时养尊处优惯了，受点气就开始使劲喊，其实那都是一些小气。如果去国外开发资源，受得气更多。”李朝林有点不屑，“现在还是央企的优势多，同样是国有企业，县里的就不如省里的，省里的就不如中央的，比如内蒙古，虽然伊泰有实力，但是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就一个伊泰有什么用，很多资源还是得被神华占领。”

　　或许，地方政府也有其无奈之处。

　　近几年，新疆成为央企们的目标，纷纷提出动辄上千亿元的投资。资料显示，新疆资源丰富，石油预测资源量占全国陆上石油资源量的30%，天然气预测资源量占全国陆上天然气资源量的34%，煤炭预测资源量占全国的40%。起初，新疆政府是非常欢迎央企的，但是从去年开始，新疆自治区政府开始提出一些附加条件了。

　　“自治区政府新近出台一些政策，如果央企进入几年内不开发就必须撤出。”新疆当地能源企业的一位副总对《能源》杂志记者说，“很多企业是奔着新疆的煤、油、气来的，来的时候承诺了很多条件，自治区政府也给其很多优惠，但多是先占上资源，跑马圈地，随后就没有动静了。”

　　神华集团神东电力公司王建元也坦言，“一些电企，由于市场煤计划电的缘故，都想有自己的煤炭资源，如果出现煤炭供应不足，自己的煤源就可以用，自然都希望先占一块存上，作为后备力量。这难免会出现跑马圈地的现象。”

　　正是跑马圈地，才引起了地方政府的反感。

　　白万纲介绍，有些省发现央企实实在在为本省做的事没承诺的那么多，什么事都要给集团打报告，自己定不了，该开发的不去开发，开发进度完全掌握在企业手中。于是，地方政府开始扶持本地的企业和央企博弈，“如果央企能够和本地企业合作，这对省里来讲是上上之策”。

　　山西最近砍掉了很多央企投资的项目，而且是省长亲自下令砍掉的。李霆说，“很多央企的切入点不对。山西在转型发展，选转型的项目就会通过，他们还是继续投资诸如煤、焦、电这些传统项目。这些项目已经饱和了，而且还增加排放。这些没有新特色的项目，即使要上，省里也是留给自己的企业，不会给央企。”

　　“央企投资山西，动辄就提出几千亿元的投资，其实他们不知道，山西不缺钱。”李霆介绍，近期，山西省委省政府全体出动进行调研，提出了“用资源换资本”的思路。银行对地方贷款是交抵押品，而山西最多的抵押品就是煤炭，银行很愿意接收。现在能源企业上市，有探矿权就能上市，山西的五大煤炭集团不仅有探矿权、采矿权，还有相关证件，很容易上市，如果全部整体上市，利润非常大。据估算，山西将有2.7万亿元的资产。

　　“即使我们拿出1万亿元来融资，任何一家央企都没办法跟我们比了。央企如果还是以施舍的角度来看待投资，那就是大错特错了。”李霆说。

　　“中央能源企业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如果不改变思维方式和行为，这些企业的发展就很难了。国外企业和地方企业对央企形成了一定压力。央企现在也在试图跟上地方政府的转型步伐，应该怎么做？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央企跟地方拧成一股绳，不能再以老大自居。”

　　进步还是倒退？

　　中国矿业联合会调查研究部主任卢业授并不担心地方政府与央企的博弈，他说，这无非是想多拿一些税收，争来争去都是全民的钱。

　　然而，王吉鹏却发现了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地方政府博弈的资本——地方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不正当的政企关系，企业的资产、人事都归政府管，地方国有企业就俨然当地政府的一个下辖部门。

　　“现在各煤炭大省都在重组，鼓励跨省重组和央企参与重组是国家战略，这些政策效果是慢慢显露出来的。这本是一种进步，但是，当市场主导被推到一边，而重视行政主导时，事态就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了。”王吉鹏说。

　　但是，白万纲却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因为博弈得越充分，决策才能越优化。

　　白万纲把央企到地方投资称之为“省部合作”，并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省里主动，省里认为央企具有省企不具备的优势，而且央企带来很多批文、项目，不占用省里努力获得的资源，是额外的，故而非常欢迎央企投资。

　　第二阶段，央企到省里后会挤占省企的发展空间，而且央企优势很大，武汉等地方专门建立了央企产业园，天津空港产业园也招去了中航工业等央企，后来地方政府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开始谨慎和央企对接。只有带来收益并带来较大带动能力，省里才欢迎。比如山西主动找到铁道部，希望铁道部的相关产业放到山西，带动山西装备产业链。

　　第三阶段就是省里出条件，央企可以进入，但必须要带项目来，带批文来，地方上批不下来的项目，希望央企额外赠送。比如山西某企业和华润合作，前提条件是华润必须帮其批下来一个超临界火电厂项目，结果华润真的帮他们批下来了，山西省才拿出煤矿和华润合作。

　　所以，当各省的资源盘活得差不多了，本省的政策接近天花板后，地方政府也开始迫使央企带着批文进来，推进省部合作。比如，浙江、福建、江苏都曾经拿出上百个项目集体向央企招商。

　　“全国都是这个发展趋势，只是有的地方资源比较丰富，可以挑着招商；有的地方比较贫困，倾尽所有来招商。三阶段肯定是历史的必然。从热情招来客人，到挑客人，再到和客人谈判，都是一样的过程。只是发达省份先走一步，落后省份正在走，终究会走完这三阶段。”白万纲说。

　　而对于央企进入地方而言，白万纲提到，有的起步早，有的起步晚，起步早的还想扩大战果，后来跟进的央企也争先恐后地介入，甚至把前面的央企已经固化下来的谈判条件翘掉，因为到地方后，众多的央企才发现优质项目并没有想象得多。

　　对于酒泉受批事件，白万纲也认为情有可原，他说：“风电，如果地方政府仅仅是傻招商，就给中央企业赔上很多优质资源。仅仅是土地出让，资源出让，没有太多的后续收益。所以当地政府后来就想这是一锤子买卖，就要求央企建个公司，把产业留在当地。贵州、云南等地在此方面表现得都很突出，可以来开矿，但必须要成立一个企业做精加工，带动当地下游的相关产业和就业。”

　　白万纲认为，地方政府试图把一段简单的招商行为，变成有效机制，把产业链条移到省里，客观上这是双赢的，所以要鼓励地方政府把央企属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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