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P的事业仅仅持续了两年就偃旗息鼓是否表明，在中国开展“公益创投”还不是时候？

　　本报记者 赵锋 石荣华 北京报道

　　 2008年8月一个半阴半晴的下午，在北京CBD区一间咖啡馆的一个角落里，一身月黄色禅衣的公益伙伴（NON-PROFIT PATNER，简称NPP）创始人、执行长陈宇廷像他日常习惯的那样趺坐在椅子上，向坐在桌对面的一位记者朋友描述着他的事业的美好前景。这位麦肯锡咨询公司大中华区前资深顾问面色详和，边偶尔轻啜着香浓的咖啡边娓娓而谈。

　　 “做公益，除了慈悲，还要有智慧。”他说，“我们的使命就是把二者结合起来，协助中国建立一个领先的公益领域。”在那以前的一年多里，陈宇廷是报刊上的大热门，而且类似的话已说过不止一回。他不断地向外界传递着他的“公益创投”理念和理想，也就是借助国际一流企业和基金会的资金与专业技能，无偿帮助中国尚嫌幼小的民间公益组织快速成长和成熟。

　　 至少在国内，“公益创投”是一个在NPP之前从未有人尝试过的玩意儿，因此直到2010年还有人借用佛教经典《维摩诘所说经》的经文，把NPP比喻为“以一灯燃百千灯”的“无尽灯”。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盏“无尽灯”其实早在2008年底，也就是他喝那杯咖啡几个月后就悄然熄灭了。就如同精疲力竭的拳手终于向拳台上扔白毛巾认输一样，今天的陈宇廷说：“我事先真的没想到，人力耗费太大了，‘公益创投’在中国开展的时间还没有到来。”

　　 以前他可从没这么无可奈何地认为过。即使在“无尽灯”熄灭那一年的早些时候，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出家当过3年和尚的陈宇廷还对人谈起：“经常有人说NPP做早了，所以很辛苦，但我认为‘公益创投’是我找到的一种非常好的模式，正因为起步早，才累积了很多经验。”他还说，中国眼下的公益事业有点像1980年代初期的民营企业，虽然暂时落后于人，却也使其从一开始就能借鉴较好的模式，从而避免前人之错。

　　 难处来自于国内许多非政府组织（NGO）“麻雀虽小，五脏不全”和NPP的胃口与那些小机构相比悬殊太大。尽管在2006年11月NPP正式诞生之前，陈宇廷和伙伴们曾花了半年时间对公益组织、大学教授、政府官员、企业家等进行过300多次访谈，并总结出NGO的通病是缺乏会计、法律、IT、品牌宣传、募款、人事等方面的专业技能以及社会没有一个具备公信力的产业标准，可是踏进这个新世界真正行动起来却是另一码事。

　　 NPP的几位后来者大致也品尝了同样的滋味，虽然它们并没像NPP那样倒下。例如，南都公益基金会2007年启动的以“让农民工子女有书读”为旗帜的“新公民计划”，就因为资金持续捉襟见肘而令南都理事会去年被迫削减支持力度。瑞森德企业社会责任机构总经理段德峰说：“‘公益创投’项目目前的运转和效果都不怎么样，因为‘公益创投’和传统的单项捐助不同，而NPP基本上什么也没做，它的失败在于它自己。”

　　 早就过了不惑之年的陈宇廷现在已经觉得，别人先前那种NPP干的事是“大鲨鱼救小虾米”的嘲笑确实有道理。他抱怨说，许多受助对象往往自己都不明确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说是想要个网站吧，那好，奥美能帮他们做，可当你问他们一些必要的问题，比如‘网站做给谁看’、‘下一步要帮助谁’时，他们就会觉得自己需要的实际上并不是网站。”

　　 为到上海务工的农村妇女提供培训和就业安置的一家上海民间公益组织在他看来是另一类典型——那是一间每年至多能援助100人的机构。陈宇廷说，本来，“潜在的社会企业模型、有潜力成为农村妇女职业培训和介绍的模范组织、有潜力在全国大范围推广和负责人有相当的管理经验”是NPP决定援助它的理由，但麦肯锡团队为其发展出谋划策两个来月后，却发现它的人力资源和组织架构根本不足以执行自己的策略。“活动、培训、发展规划乃至网站建设都需要专业人才和配套资金，”他说，“但要钱，即使是麦肯锡和德勤也帮不上什么忙。”

　　 和麦肯锡一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奥美整合行销传播集团、诺华公司、君合律师事务所、摩托罗拉公司、中国台湾的永丰余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都是NPP的共同发起人。就凭这些名头，你大致也能想象陈宇廷当初寄予NPP的鸿鹄之志。

　　 然而在回美国呆了两年之后的今天，他手头正忙着的事务，却是帮助筹办刚获得第53届格莱美音乐奖的妻子央金拉姆将参与的“世界和平祈福音乐会”以及另外4个与公益有关的论坛。同时，由于去年已受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创办人约翰·D·洛克菲勒曾孙女佩姬·洛克菲勒之邀加入了“全球慈善家总会”（GPC），他还在准备接待及安排GPC的20多位成员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江苏南通的沈绣。总之，一切看起来与“公益创投”毫不沾边。

　　 能够成为佩姬发起的由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76个政商家族组成的GPC成员，除了他本人向来热衷于公益事业之外，大概也是陈宇廷乃中国台湾前“副总统”陈诚之孙和台湾前“监察院”院长陈履安公子的缘故。在创办NPP之前的10年间，自称从禅修中悟到只有“无我利他”才能使自己获得真正快乐的陈宇廷曾在台湾担任过“陈诚文教基金会”和“化育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并陆续捐出了上千万美元家族财产帮助中国大陆与台湾以及他去过的印度、尼泊尔等地的教育事业。据说，这使他最后穷得银行卡和房子都没了，连自己的日子都几乎过不下去。

　　 “公益创投”模式就是在这种窘况下跃进陈宇廷的内心世界的。他的想法是，首先联合中国公益界有共识的组织建立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公益产业标准，以便在未来5年内协助建设20-25个标杆式模范公益组织，然后再总结经验推广开来。

　　 接下来，NPP就像一个风险投资商一样设定了自己评估公益机构的流程和标准。例如，为备选组织多元化起见，它根据公益组织的领域和类型将其分类为教育、文化、慈善、扶贫、健康以及政府的、民间的与工商注册的等等，而评估重点则在于组织的影响力、解决社会问题的深度和创新性以及管理团队的组织能力。

　　 在前后两年的活跃期中，NPP帮助过的民间公益组织对外界而言应该说是个未知数，尽管陈宇廷自己说有四五十个，总共投入了几十万美元。为贫困牧民子女和年轻僧人提供4年小学+2年初中免费教育的青海省吉美坚赞福利学校似乎是他唯一津津乐道的一个。在考察过早在NPP成立前就已因教学质量高、善于兴办企业自给自足而大名鼎鼎的该学校后，NPP为它找到了200万元无息贷款并促成了几位企业家每年支持其50万-80万元资金。陈宇廷称赞说：“那位吉美坚赞校长不但有开创慈善教育的热忱，还懂得经营并且善于和政府、捐赠人合作。这对学校的成功非常关键。”

　　 但是在陈宇廷的感觉中，苦恼远比这样真正有效地帮助到别人的欢喜要多。这最终导致了他把希望调动所拥有的专业资源帮助自己时任副会长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治沙当做NPP“公益创投”事业的收山之笔。也许是长年禅修的缘故，他至今也不愿跟人谈及当年失败的细节，诸如NPP提供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以及遇到了什么阻力之类，而只是简单地说：“我很失望。”

　　 虽然不再做“公益创投”，但NPP依然存在，只是英文名称已变为“NEW PHILANTHROPY PARTNERS”，意即“新公益伙伴”。然而，陈宇廷眼下还不确定自己接下来是否会投资建立一个“社会企业”，也就是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动机和目的的企业。“这更需要创新和智慧，”他说，“但是可能相对会更容易为人接受。”

　　 不过，这个中国“公益创投”的先驱念念不忘和遗憾的还是自己带进中国的“公益创投”。“如果有年轻人能像我一样继续从事这一事业，我真的愿意无偿贡献我所有的资源。”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