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以一己之力，以一家民间基金会为载体，撬动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等几大国家部委的通力协作，探索中国慈善模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 蔡钰 朱汐

　　引文

　　65岁上，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660.SH，以下简称福耀玻璃）的董事长曹德旺做了件大事：从自己持有的福耀玻璃股份中抽出价值35.49亿元的3亿股，设立了一家非公募的慈善基金会，并用自己父亲的名字给基金会命名：河仁。

　　5月5日，钓鱼台国宾馆内，注册于民政部、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作为其业务主管单位的河仁慈善基金会正式挂牌成立。按照章程，河仁基金会将在中国的教育、医疗、环保、紧急灾害和灾后重建几个领域发挥效用。

　　来自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的统计，到2011年6月20日，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数量已经达到1143家，超过了公募基金会的数量。

　　而身处这上千家非公募基金会中，初诞的河仁基金会仍显得与众不同。

　　在美国的近10万家基金会中，90%以上均为私人和家庭出资建立的基金会，其中大部分为家族基金会。但在中国，河仁基金会才刚刚成为第一家家族基金会。

　　河仁基金会对福耀玻璃持股14.98%，比例之高，即便在美国的基金会中也数罕见。按照美国联邦税收法令的超额持股限制，私立基金会及其利益冲突人所拥有的某一企业的股份或者表决权的总和不能超过总数的20%。如果超额持股，基金会及其利益冲突人必须对多余部分限期出让。

　　再一个，曹德旺对河仁基金会架构的构想，已经触碰到了中国现行的慈善领域监管框架的若干壁垒。“河仁基金触碰了三个基本问题。”厦门大学副校长、参与了河仁基金会创办的吴世农说。

　　“一，捐出价值35亿元的股权，本身已经是种制度突破。既然国家允许曹德旺捐股，就应该允许更大尺度改革，不要像原来管理办法一样，要求每年8%，十年八年用光。现在的政策不利于永久型慈善机构建设。”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每年的公益支出比例不得低于上年资产的8%。而曹德旺的想法是，河仁基金会以他捐的3亿股股权为母本，用每年的分红和资本运作所得去做慈善；

　　“二，税费应当适当减免。曹德旺如果分几次捐，每年都可以减税。他一次性捐是他的魄力，现在变成基金会代缴。应当有一些减免和激励。”按照现行税制，一次性赠予河仁基金会3亿股股权后，曹德旺应缴纳的所得税款高达5亿余元；

　　“三，捐赠的形式上，现在捐股已经是突破。未来对捐赠品可再放宽松一些，比如其它的有价证券。”

　　蒙牛集团创始人牛根生在2005年开始用股权信托来设立老牛基金会、新华都董事长陈发树曾经放言捐出价值83亿元的有价证券用作慈善，但直至曹德旺设立河仁基金会，中国境内的第一例直接股捐慈善才算真正落地。

　　“已经很快了，我们中国政府办事效率还可以的。”6月3日，河仁基金会挂牌一个月后，曹德旺在福清福耀玻璃的董事长办公室里对《中国企业家》说，听不出唏嘘。“一动牵百动。站在管理国家的政府角度，社会转型期很多东西是联动的，（慈善）牵扯到国家分配的问题，总要去协调评估各种政策，考虑一种政策形成以后对其它方面的影响。”

　　能发出这番体恤之言，曹德旺用了两年。从2009年3月向主管单位递交申请，到2011年5月正式挂牌，这段时间里，曹德旺以一己之力，撬动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等几大部委的通力协作，以一家民间的基金会为蓝本，探索中国传统慈善模式向现代慈善模式的转型。

　　2008年的汶川地震开启了中国的慈善元年，中国民间的社会责任自这一年蓬勃生长。而2011年这个时点上，中国的慈善资本主义，则以曹德旺和他的河仁基金会为原点开局。

　　“慈善资本主义”这个词是《经济学人》在2007年提出的概念，指美国、欧洲新一代的慈善家以“社会投资家”的自我定位，将资本投入慈善事业，自行监管，以求获得最高的社会投资回报率。

　　“慈善资本主义是一种精神，实际上指的是用资本主义讲究竞争、讲究效率、讲究成本的一种方式来做慈善。”中华慈善总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理事杨团说。

　　设立河仁基金会产生的另一价值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多了一种家族传承的参考样本。

　　“基金会持股的形式，等于是在美国式的家族企业全面社会化和家族接班两种方案中间的一个结合点，这个解决方案很漂亮，曹德旺帮中国企业打开这扇门之后，很多企业都会慢慢考虑往这个方向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肖知兴说。

　　不过，在采访中曹德旺一再表示，曹氏家族未来将完全退出河仁基金会，河仁不是家族基金会。他说，在帮助河仁基金会完成建章立制后，今年之内，他跟儿子曹晖退出理事会，他的兄长、现任理事长曹德淦也会在5年任期满后退出。话虽如此，但无论是他的顾问、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还是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都认为河仁基金会并不能洗脱家族基金会的本质。

　　王振耀也是河仁慈善基金会的监事之一，他明确反对曹德旺退出河仁基金会的构想。同行徐永光则根本不信曹德旺真正能够退出河仁基金会：“我还是认为它（河仁）就是一个家族基金会，非常明确。它都是用曹德旺父亲的名字来命名的！曹德旺的基金会追求的目标比较高。虽然他说将来要启用专业人员来管理，但专业人员实际上是只能到达执行层面。在决策层面上，还是要靠理事会和他们家族，他们家族肯定是起决定作用。”徐认为，家族基金会正是私人财富的最好归宿。

　　但对同辈企业家们的样本价值，曹德旺并未否认。早在2009年向国务院侨办提出申请时，曹德旺就透露过雄心：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企业家大多已经面临退休，他们所创造和积累的社会财富，是直接留给子女还是怎样处理，仍是未解难题。曹德旺觉得，自己站出来，把相当大一部分创业所得捐给基金会，能给企业家们提供一条可选的退路。

　　“他认为自己这么做是有意义的。所以他对河仁的制度创新很坚持，也是觉得制度创新更有意义。”当时亲耳听过曹德旺吐露心声的国务院侨办国内司副处长许友滋说。

　　就在曹德旺以这笔市值高达35.49亿元的股权捐赠登上2011中国慈善排行榜的榜首同时，以高调著称的前首善陈光标并未出现在榜单之上，陈甚至因为一系列报道，卷入一场巨大的关于借慈善寻租、高调暴力慈善等问题的网络口水大战之中。

　　曹德旺本人一直在谨慎地避免与陈光标的比较，“首善只是一年的事，明年就不一定是我了。我本身就不要这个，我担心的是明年新出来个首善，你们又拿来跟我比，说曹德旺这个人矮矮的，脸黑黑的，一看就不像个首善。”这个65岁的福建人自嘲说，“不要说首不首善，大家去做一点事情，努力去做，能做多少做多少，我也不是个完美的人，我也有很多的缺点。”

　　不管优点缺点、完不完美，探路者已经来了。

　　制度破冰

　　在曹德旺看来，提出股捐设立河仁基金会，为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挑出一条可行之路，是更大的善举

　　2009年6月，身在北京的颐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翟慧突然接到曹德旺的电话。曹告诉她，民政部、国务院侨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法制办的官员组成了调研小组，正要来福清，为他设立河仁慈善基金会的事要跟曹德旺直接对话。

　　“你也过来开会吧，聊一聊这个事情，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的在法律上解释解释，支持支持。”曹德旺在电话里说。

　　“这事该有个眉目了。”放下电话，翟慧买了去福州的机票。

　　翟慧跟曹德旺是旧识。2007年，曹德旺就向她征询过捐股做慈善的建议，甚至已经组建了筹备小组，认真咨询了民政部。但此事因金融危机而搁置。

　　2009年2月，在福建证监局举行的福建辖区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曹德旺丢出了这颗响炮：他打算捐出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股份中的60%来成立慈善基金会。当时，曹德旺家族通过三家壳公司持有福耀玻璃10.8亿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3.93%。

　　在座的媒体当即把这件事传了出去。“当时想法还不成熟，但既然已经承诺出去了，就做吧。”曹德旺加快了行动。3月，他把申请书放到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桌上：希望以股捐形式设立河仁慈善基金会，挂靠在国务院侨办之下。

　　曹德旺看中的是国务院侨办在中央部委之间的协调能力。曹是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他担任副会长的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的主管单位就是国务院侨办，平时往来工作中就经常借力于主管部门。“作为他个人来讲，想要去把涉及这么多部委的一件事跑下来，很难很难。一般情况下，部委工作也比较忙，如果不是突出、集中的问题，他们会根据现有政策和法规给你一个答复，不太会刻意做一些变通、突破现有政策。这种情况下，侨办能发挥政府部门间的协调职能。”国务院侨办国内司副处长许友滋说。

　　2009年3月起，国务院侨办作为这个拟建基金会的主管单位，民政部作为登记机关，邀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法制办等部委的相关负责人开了两次协调会，并把河仁基金会的构想上报国务院。

　　国务院也认了真，领导亲自指示几个相关部门要认真协调，给曹德旺一个答复。“这个基金会算是各个部门对新出现的公益捐赠模式的一种监管尝试，通过它，可以探讨公益基金会能运作到什么样的程度，相应的政策是否已经符合发展需要，是否还有进一步改动的必要。”一开始就介入此事的许友滋说。

　　个人捐出A股上市公司大笔股权，在中国境内设立慈善基金会，这在国内从未有过先例，构想一旦摆上台面，问题跟着来：

　　财政部关心的是，2003年出台的《财政部关于加强企业对外捐赠财务管理的通知》，曾明文规定，企业持有的股权和债权不得用于对外捐赠。曹德旺计划捐出的家族股份，恰是通过几个壳公司持有。

　　民政部关心的是，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无论是公募还是非公募基金，原始基金都必须为到账货币现金。

　　证监会关心的是，大笔股权捐赠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更，影响上市公司经营。按照曹德旺一开始要捐自己所持股的60%的想法，福耀玻璃的大股东将变成河仁基金会，同时，由于这笔受让超过总股本的30%，还将触发收购要约。

　　国家税务总局关心的是，虽然曹德旺捐股是非营利行为，但按照现行法律，在计算了各种免税抵扣后，这笔股权的受让仍将产生超过5亿元的企业所得税。

　　遭遇的种种壁垒正中曹德旺下怀—在他看来，提出股捐设立河仁基金会，为中国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挑出一条可行之路，是更大的善举。“我想用这个方式来影响、修改这个相关规定，因为我预测，后面会有很多企业家捐款。国家应该创造各种条件来接受这类捐款，把富豪口袋里的钱捐出来。”当时的他曾这样对媒体说。

　　曹德旺的好友、厦门大学副校长吴世农是福耀玻璃的独立董事，也很早就被曹德旺邀请加入河仁的筹划之中。在电话里，吴世农给《中国企业家》算了笔账：福耀玻璃历年来每年都拿出一半的净利来分红，以2010年福耀玻璃的18亿元利润计算，如果不减持、不捐赠，按照曹家持股超过50%的比例来算，单是2010年得到的分红就超过4亿元。“他(每年)直接捐这笔分红不行吗？不但不用交那五六亿的税，每年还可以拿当年的捐款做所得税减免。他做慈善确实跟别人不一样，有独到的理解。”

　　“慈善基金会分成永续型和一次性型，现在中国的管理政策是侧重于管理一次性的。政府和社会应该对基金会有分类管理，给有志于投身慈善的企业家创造宽松的环境。”吴世农说，这也是曹德旺之所想。

　　2009年6月，民政部副部长姜力带队，几个部委也各自派出官员组成调研小组，前往福耀玻璃总部所在地福清调研。

　　在翟慧印象里，这是曹德旺提出捐股以来，各个相关方比较正式的第一次会面。会上讨论得比较集中的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捐赠的股票能不能拿来做基金会的原始出资。

　　曹德旺觉得，对捐赠不应该有这么严格的限制。“毕竟是做好事，我只要拿出有价值的东西来就行了，无论是用什么形式。只要能通过市场来评估它的价值就应该可以成立。”翟慧回忆说，当时曹德旺很想在这上面实现一个制度突破。

　　另外一点就是关于纳税。“从大的政策层面来讲，政府收税实际上是调节社会的财富分配，属于二次分配。我这个捐赠属于三次分配，为什么一定要从我的捐赠里再扣出几个亿捐到税务部门？我这完全是做好事，而且是有社会监督的。”曹德旺在会上说。

　　但是国税总局也有理由：税法是全国人大的法律，国务院无权直接改，要调整得走全国人大的程序，周期太长。国税总局提了个折中的方案，由河仁基金会来代缴税。

　　证监会、财政部的官员还跟曹德旺说，你捐赠的是股票，价值取决于福耀玻璃的经营状况，如果你因为捐股而不再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可能对福耀的经营管理会有影响，相应也影响了基金会能够投入到慈善事业里的真正实力。

　　税的问题曹德旺没甘心，但捐股比例的建议他听从了。“我跟他(政府)讲，那好，我捐一半给你，我继续在这里控股、控制。我会努力把福耀做得更好。—所以我为什么要退出基金会呢，我还是要回头过来、回到福耀集团来，把企业做好，用更多的钱去支持基金会。”

　　他把捐股数额减到4.5亿股，以确保福耀玻璃的大股东不会变成河仁基金会。这其中的5000万股有点赌气的成分。当时他对几个政府部门说，非要交税的话，就拿这5000万股给基金会交税用。

　　两天的考察结束后，调研小组返京撰写评估报告，再次递交给了国务院。2009年10月，财政部发出了《关于企业公益性捐赠股权有关财务问题的通知》，允许企业用股权做公益捐赠，但同时要求捐赠者要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不得再行使股东权利、要求受赠单位给予经济回报。该通知一出，实则开启了国内股权捐赠的大门。

　　调研会后，曹德旺跟翟慧都以为，当年的七八月份就能完成河仁基金会的注册，但接下来的进展之缓慢让曹德旺开始焦虑、担心。

　　“各部门的分歧其实并不在于都反对还是都支持，而是怎么走程序。为一个新模式的公益基金去调整政策，难度大、周期长，各方面还不是特别成熟。”侨办的许友滋说，在几个职能部门之间，有一些部门觉得可以突破，允许河仁基金会用股权注册。有的部门则认为，如果为了河仁而修法，周期太长；如果给河仁特批，则有损现行法规的严肃性。

　　曹德旺不想等了。2009年12月到2010年4月期间，他通过自己控股的鸿侨海外有限公司减持了1亿股福耀玻璃股票，套现超过10亿元，直接做起了公益项目捐助。

　　2010年4月20日，曹德旺让儿子曹晖在中央电视台的玉树赈灾晚会上，举起了“曹德旺、曹晖捐款1亿元”的告示牌。5月又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西南五省区旱灾地区的灾民捐赠2亿元。紧接着，又向福州市捐赠4亿元修建图书馆；向老家福清市捐赠3亿元，修建一座中学和一座寺庙。

　　“你不批，不批我就拿去卖。如果我不卖那1亿股，后面还不会批呢！主管的人根本不会相信我真的想把这么多钱送出去，所以我做给他看。”曹德旺说。

　　卖股果然有用。民政部表了态：虽然我们也承认有价证券的价值，但在法律还没有修改的前提下，还是必须用原始货币当注册资金。

　　侨办、翟慧建议曹德旺分两步设立河仁基金会，先用2000万元现金注册成立，等到跟国税总局对税务问题达成一致，再把股权捐给基金会。2010年6月，曹德旺出资2000万元，在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成立了河仁慈善基金会。同时，侨办帮曹德旺把捐赠过程的税务问题再次上报国务院。

　　2010年10月，根据国务院的批示，后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就根据国务院的批示，对曹德旺的股捐专门下了一个通知，允许曹德旺不必立即缴纳税款，而是在基金会设立后5年内缴齐。

　　曹德旺期望的是，这5年里继续推动慈善制度变革，看看未来能不能实现新的突破。“如果这5年间有了新的政策突破，那这5亿也就不一定就要交了。”

　　“对于这样一个税收处理办法，曹德旺心里肯定还是有疙瘩。做好事还要交税？我们也理解他。”许友滋说，“但考虑到税制的完整结构，如果要动，涉及问题非常多。税收部门也是慎重考虑后，在现有框架内能给予的尽量优惠的政策。5年缓缴期内，可能通胀、股票的增值保值、捐赠企业享受的公益捐赠税前抵扣……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后，基金会的实际负担比较小。另外由基金会代扣代缴，对捐赠人来讲也比较能接受。”

　　“实际上曹总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现在都已经被磨平了。”翟慧说，按照曹德旺的理想，他希望能把自己在上市公司积攒多年的制度安排经验用在河仁基金会里，制订一份详尽的基金会章程，以实现完全的制度化管理。但监管部门却不希望这个章程太花哨、太个性，以免增加行业的管理难度。

　　治理结构

　　“我退出后，就靠制度控制它(河仁基金会)了，我只要求他们制度上面有一条：修改规章制度，需要报给捐赠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是社科院每年《中国慈善蓝皮书》的组织编撰者，也是河仁基金会的咨询顾问之一。初见曹德旺，她觉得曹德旺憨憨的，“不像企业家，像个老农。”但一进入实质对谈，曹德旺数起捐赠资金的现值、五年后的终值、各种税务抵扣，杨团被镇住了。

　　“他讲数据的时候，我脑子根本转不过来。那些很难算的数字，就从他嘴里很随便地就透出来。而且他算数的时候，跟他平时说话的姿态是一样的，慢条斯理地，但说得让你目瞪口呆。”

　　在福清，曹德旺轻描淡写地证实了杨团的描述：“上市21年以来，福耀的复合增长率做到30%。我从资本市场募集来的资本总共才7亿，但是分红、派息花了50亿，其中现金花20亿，其它的是送股。整个集团现在所有的自有资本都是企业盈利攒下来的。所以我给基金会算了一笔账，这个股票不能拿去卖，就放在那里。”

　　能把福耀玻璃带到今天，曹德旺对资金效率的苛求已经入骨。2010年5月4日，曹跟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协议，委托后者把2亿元善款发放给92150万户受灾民众，要求扶贫基金会在6个月内发完救助款，差错率低于1%，还把公益基金行内10%左右的管理费率压低到了3%，被称作“史上最苛刻捐款”。

　　曹德旺的胞兄曹德淦在退休前是福建省副省长、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长期做省里的扶贫工作，他都认为，扶贫办能把这个项目的正确率做到60%到70%，就很不错了。王振耀也说：“曹德旺还是想得太简单了，实际上扶贫基金会转移了一部分成本，各地政府也承担了一部分。”

　　可弟弟不答应。在曹德旺看来，这跟做企业家管理公司时应该是一样的，对方有合同义务，讲清楚交来什么东西、什么质量、什么时候交货。“1%是对质量的要求。我们搞企业的，企业讲PPM(百万分之一)的缺损率，客户对我的要求是万分之一。1%已经可以了。”

　　2010年12月，2亿元捐赠完成后，跟扶贫基金会一同请来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给这个项目做评估时，曹德旺对评估小组说。在从5月到8月的项目推进期间，应曹德旺要求，扶贫办每10天发给他一份工作简报，近10万份受资助农户的资料、签名和指纹手印最后也汇总给他。

　　杨团的印象里，曹德旺对要有指标、要有效率这一原则的坚持尤为彻底。“以前捐了款，还开出这么一大堆条件来问责的捐款方还真没有过。这真的是在促进中国NGO进步。”

　　“陈光标也是发大红包，曹德旺也是发大红包，曹德旺比陈光标可是聪明能干多了。他这么一个举动，钱也发了，还让全中国认识了捐赠方和受赠方，特别是捐赠方和公益组织应该是什么关系。”杨团说，“做慈善不能说只是给予，其它什么都不讲。讲效率、讲成本，就是慈善资本主义的精神。曹德旺有这种慈善资本主义的精神。”

　　筹办基金会之初，曹德旺就对翟慧说，我几十年来的心血是在培养福耀玻璃，把它当我的孩子一样；如果我这个基金会能做成，肯定也要让它做得非常正规，开一个先河。照此衡量，河仁基金会还未诞生就已经被曹德旺注入了慈善资本主义的因子。

　　递交了基金会设立申请后，曹德旺自己看过大量国外私立基金会的模式，也在侨办陪同下走访过盖茨基金会的北京办公室，请翟慧从法律层面给过建议，也请社科院、清华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给过咨询意见。

　　他挑出的最合理架构设计是，找11到13位社会名流组成理事会，管理层由一名执行秘书长挑头，下设四个管理机构，分别负责预算和财务管理、慈善项目管理、资产直接项目投资和间接项目投资。

　　按照公司化治理的经验，他逐个打电话邀约既有公益之心，又有市场专长的理事和监事：吴世农、招商证券首席运营官余维佳、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周勤业、中国银行浙江分行行长陈石在……同时，按照民政部的意思，民政部、财政部、侨办也在理事会中各有一个席位。

　　这群深谙市场规则的理事们很快在慈善领域里也达成了一致目标：把河仁建设成中国第一家永久型慈善基金会，为现有的规模保值增值。

　　“河仁基金会的治理，也是在试验过程中。今后理事会、监事会、管理和资金运作团队都会有具体、完善的管理条文。总体上，河仁基金会会向社会提供一个完善的治理框架样本。”吴世农说。

　　2010年12月，曹德旺召集准理事、监事在北京开了次会，商量了一下基金会组织架构的细节机制。当时跟扶贫基金会的合作刚出了评估结果，曹德旺挺满意，就在会上敲定了河仁基金会的定位：做资助型基金会，给外部的草根NGO们提供资金，在教育、医疗、环保、紧急灾害等领域发力。

　　会上，有理事出主意说：要么分批捐赠，要么设立一个信托，由信托机构享有股权的投票权和运作权，每年把这笔股权的分红注入基金会。这样既可避税，又能回避每年8%的资金使用下限规定。

　　曹德旺不答应，他觉得这么办不利落。他回应建言者们说，既然已经承诺社会了，这个事要做；如果分期逐年转股，不干脆，没必要。仍是要捐股，仍是一次性捐，就这么定了。

　　另一个话题让理事们一惊。曹德旺说，等到把制度搭建完成后，曹家就要退出河仁基金会。理由是，如果自己捐了钱，还要花时间去管怎么花钱，太不公平；而同时，如果他在基金会，就会有很多人通过私交找他要钱，等于给自己添麻烦。

　　“他的初衷是，这个东西我捐赠出来就是真的捐给社会了，和家族没有关系了。他认为只有这种行为，才能让社会认可他做事情的纯粹。第二个，他觉得，我本人、我家族都有真正的生意去做，那直接把基金会让给更专业的人去做不是更好？”翟慧说，听到这个消息，与曹合作已久的她并不意外。

　　王振耀第一个站出来坚决反对，吴世农是第二个。“因为我们聚到河仁是为了帮你、在你的召集下来做这样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为你提供建议。你三年五年后退了，谁能接替你？像西方企业股权很分散的结构，我们不能照搬用于我们的基金会，他们有好处，但代理成本很高。非公募基金会还是要有一个主事者。”吴说，理事们不拿薪酬，平日来开会的机票都是自掏腰包，一个是冲着做这事的荣誉感，二是冲着曹德旺。

　　曹德旺的主心骨意义不言自明。这个基金会由他构想、推动、出资、设立，又正在依照他的理念构建框架，具有浓厚的曹氏色彩。眼下，虽然河仁基金会对外宣布的是由原福建省人大常委会环境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洪长平担任秘书长，但曹德旺本人是在代理行使秘书长职权。甚至在曹家之内，两年以来，他为河仁基金会奔走、沟通的强度和密度也远远高于担任理事长的胞兄曹德淦。

　　吴世农告诉《中国企业家》，他迄今还在私下劝说曹德旺，但曹始终没有改变主意。曹德旺则告诉记者，他刚给理事会推荐了一名秘书长人选，正在等国务院侨办的考核。在他口中，这个人既热心公益，又有过在企业担任总经理的商业运作经验。“秘书长到位后，我就准备退出基金会了，我不参加基金会里面的工作。”

　　“我是想尽量把基金会搞得专业一点。我做完建章立制、秘书长到位以后，我就准备退出基金会了。”曹德旺给自己定的期限是今年底之内退出河仁基金会，这是因为福耀玻璃的本届董事会将于今年11月到期，按照河仁基金会对福耀玻璃的持股比例，理应向上市公司派出两名董事。曹德旺希望能在那之前，完成河仁基金会的人事和制度架构。

　　关于河仁基金会以哪种形式参与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决策，这仍是一个悬念，留待基金会接下来的会议讨论。按照吴世农的构想，河仁基金会会像其它机构一样扮演财务投资者的角色：“如果有分红、增持或减持的需求，我们会对公司提出，如果持股量达到一定比例，我们会派驻董事进入董事会，也会给企业提出发展经营的建议。”

　　翟慧则透露，另一种在商讨的可能性，则是河仁基金会把表决权委托给第一大股东曹德旺。

　　曹德旺没有表态。“民政部、国税总局、财政部、侨办，四个部委有四个司长参与在(理事会)里面，还有我们那些人，你们再讨论怎么做是你们的事情。我反正已经捐了，过户当天价值是35.49亿，我只捐这么多给你，其它我不管了。”曹德旺强调，捐给河仁基金会的股权已经是社会公共财产，“将来如果要卖，他们大家都认为可以卖就卖了，跟我也没关系。”

　　经曹德旺亲自一遍遍修改后出台的基金会章程写道：“接受捐赠的物资无法用于符合本基金会宗旨的用途时，基金会可以依法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收入用于捐赠目的。”可以卖。流程上，“除非本基金会授权的投资和经营，处置曹德旺家族所捐赠福耀玻璃股票需经基金会全体理事90%以上同意，形成理事会书面决议，方可执行。”

　　福耀玻璃发布的权益变动报告书里，更是直言“(河仁基金会)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减持的可能”。

　　说归说，曹德旺对河仁基金会的运作方式仍有自己的期望：“35亿(的股权)作为母本放在那个地方，一年花一两亿(分红)。”按照福耀玻璃2010年度每10股税后分红5.13元的标准，曹德旺捐出的3亿股可分得1.54亿元。但股权捐赠协议是在福耀玻璃2010年年度分红后才签署的，所以这3亿股的上年度分红，不归河仁基金会。

　　2011年4月11日，河仁基金会与曹德旺正式签署了股权捐赠协议，曹德旺把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福耀玻璃全部2.4亿股，和通过三益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近6000万股，凑足3亿股，赠予河仁基金会。“耀华工业村的全部股票捐掉还不够，拿了点三益的来填。”曹德旺对《中国企业家》说。

　　只是，为什么不干脆让原先持股比例高达22.49%的三益发展公司来做唯一捐赠人？

　　福耀玻璃的公告显示，耀华工业村捐出的2.4亿股全为股权分置改革时留下的限售股，其中的41.7%在今年4月20日得以解禁，剩下的分成41.7%和16.5%，将在2012年和2013年解禁。河仁基金会获赠股权后将继续遵守这份限售协议。而三益发展公司持有的股权已经全数是自由流通股。

　　把容易变现的流通股留在手里，有待分期解禁的限售股赠送出去。这意味着，在初创的三年里，河仁基金会即便有心减持，也有章程支持，但仍必须沿着曹德旺安排好的门槛一步步跨。

　　这一制衡背后，闪现的正是曹氏多年积攒的商业智慧。

　　曹德旺计划在今年9月之前再召集理事们开一次会，把理事的选举、资金的使用、项目的运作、跟福耀玻璃的董事对接等各方面细则落实成文。“我退出后，就靠制度控制它了，我只要求他们制度上面有一条：修改规章制度，需要报给捐赠人。”

　　曹氏传承

　　从小在家长制治下长大的闽商曹德旺，对待子女甚至公司，也带有同样强烈的家长意识。他向儿孙打小灌输同样的观念：“我虽然捐了很多钱，但找我借钱一个人都没成功过。我谁都不借，也不用人家担保”

　　曾经的上海永安百货大股东曹河仁在生时没有料到，2010年，他的名字会被中国以慈善的名义重新记起来。这一年，他的二儿子曹德旺捐出价值35.49亿元的上市公司股权，以父亲之名，设立了河仁慈善基金会。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曹德旺解释父亲的名字说。在家乡福州捐建图书馆时，福州市政府本来给图书馆命名叫“海峡图书馆”，曹德旺不乐意，他想好的名字是“河仁图书馆”。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加上工程规划上的一些分歧，曹德旺差点想把已经打给福州市慈善总会的钱转回给福建省慈善总会。

　　最后是福建省慈善总会会长张明俊打了圆场。张对福州市政府官员说，曹德旺的意见是对的，你这个思想不够解放。香港都是这样的，国外都是这样的，谁有本事捐钱，就用谁的名字。起码你把河仁跟海峡连在一块儿，“河仁海峡图书馆”不是也可以吗。照顾了你们的名字，也有他父亲的。

　　曹德旺这才满意了。他捐给福清的3亿元里用途之一是在高山镇修建自己和儿子两代人的母校，新校区还在修建中，工地大门上也嵌着他的名字：高山德旺中学。

　　曹德旺生在1946年，在他小时候，为躲避动荡的时局，父亲清理掉上海的生意，举家迁回老家福建，却在途中遭遇沉船，自此家道中落。年轻时为了生计，曹德旺曾经倒过烟丝、卖过水果，1983年起承包了福清市一家亏损的乡镇玻璃厂，并用20多年的苦心经营，将之发展成为汽车玻璃生产规模居全球第二的大型跨国工业集团。

　　他至今记得年少时，每天有固定的一两个小时，他被父亲叫到自家的客厅里垂首而立。父亲一边抿着酒，一边给他讲自己当年做生意的故事和道理。

　　“他跟我讲，如果有人向你借钱，你要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钱，有就拿给他，不要跟他立字据、不要叫人家担保。”曹河仁自己年轻时也曾经前往日本辛苦打拼，头三年刚攒下一点钱，就有朋友来找他借。曹河仁心里没底，又碍于人情，就回去问自己的舅父。舅父说的就是这番话。“你为什么要借给他、要找人担保？如果朋友还不起，就把人家担保人也拖进来了，等于一下子失去两个朋友。”

　　从小在家长制治下成长的闽商曹德旺，对待子女甚至公司，也带有同样强烈的家长意识。他向儿孙打小灌输同样的观念：“我虽然捐了很多钱，但找我借钱一个人都没成功过。我谁都不借，也不用人家担保。”

　　在曹家要继续经营福耀玻璃的前提下，按他的安排，39岁的长子曹晖是公司的接棒者，成为了福耀集团的总裁。女儿曹艳萍也进入了福耀工作，同时兼任曹德旺对福州市河仁图书馆捐赠项目小组的负责人。小儿子曹代腾在重庆经营与福耀玻璃有业务往来的重庆万盛浮法玻璃有限公司。去年7月，福耀玻璃斥资1.57亿元收购了万盛浮法玻璃。

　　为了磨炼儿子，他曾经不顾曹晖的意愿，强势地把他从香港“扔”到美国读书，为此儿子跟他赌气，6年没有给他打电话。

　　但这几乎是外界获知的曹晖对父亲唯一一次忤逆。曹晖从2006年开始担任福耀玻璃的总经理，并掌管福耀在美国的业务，为福耀在美国扩大市场份额、反倾销战役中立过赫赫战功。但在曹德旺面前，始终是孝顺、低调的儿子。在慈善领域里，曹晖领父命去过央视晚会上举牌给玉树捐款，也随父亲一道加入河仁基金会的理事会，但从未发出过有别于父亲的观点与举动，彰显自己的存在感。

　　曹德旺对长子相当满意。唯一的遗憾是，曹晖生活在富爸爸提供的环境里，缺乏锻炼。“我不能像我爸培养我那样，再培养一个曹德旺出来。”

　　“怎么教育子女？身先士卒。你不希望子女有这个习惯的话，在他面前要先做到。在孩子面前示范，对社会、对所有人表示尊敬，对国家的法律法规感到有畏惧。”

　　在曹德旺口中，几个子女都跟他一样不重钱财。但他仍对王永庆家族式的家产纷争心有戚戚。对他来说，设立河仁基金会，另一个私下里的目的也是为了家族长远。“省得子孙以后为这个事情去吵架。”

　　曹德旺曾从母亲那里听说，他的祖母在世时曾在佛前烧香许愿，一许子孙逢赌必输，二许子孙有钱被别人借、被别人骗。他从贫苦的少年时代走出来，成为富甲一方的巨富后，才理解了祖母的良苦用心。

　　他很满意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烟酒不沾、赌博不沾，但自己却又抽烟、又喝酒，还把全家的钱拿去捐。“但是孩子还是得叫我做爸爸，不叫还不行。”

　　在做慈善时，在一些已经言明交付出去的项目里，曹德旺也会不自觉流露家长式的管控欲。捐给扶贫基金会2亿元时，本来说好是让扶贫基金会去救助灾民，曹德旺只管抽查和监督。但5月里在报纸上看见新闻说，四川通江县沙溪镇的一座危桥年久失修，有两个居民在过桥时摔死，他又向扶贫基金会提出要求，从这笔捐款里抽出1000万元给沙溪镇修一座新桥—970万元建桥，30万元筹建费用，同样是3%的费率。

　　目前在建的福州高山镇寺庙与中学项目的工地，是曹德旺最爱去的地方。“老板一个礼拜来一回都不止！”工地上的人说，他不时会对木料的使用、草地还是水泥地的选择、雕塑的增减发表意见。曹德旺捐款修建的福州市图书馆、高山镇的寺庙与中学，工程中的每一笔具体款项都要他本人签字才可发放。河仁图书馆始建起，他就派出女儿曹艳萍加入了工程的监督小组。

　　福耀玻璃对员工患病等困难几乎包办，遇到员工的亲属有病灾，曹德旺还会以个人名义出马救助。“必须管到底，你的问题就是福耀内部的问题。你在我这里工作，我不给你彻底解决了，你就会把很大的困难交给社会。”遇到武汉水灾、玉树地震，曹德旺一边自己掏腰包，一边还会发动福耀员工捐钱。“我跟管理层讲，对灾区来说碰到这样的事情是一种不幸，对我们企业来说这是非常好的机会来培育和检验员工的同情心、责任心和爱国主义精神。”

　　早年为获取外商投资便利，曹德旺曾经拿过美国绿卡，后来换了香港身份证。但做慈善时，他能理直气壮地对政府提出政策要求，底气也是在于把政府当做家长：“我的事也是你政府的事，你政府的事也是我的事，我们是一家人。中国的文化里，政府是父母官，狗不嫌家穷，子不嫌母丑，她再丑是你的母亲，怎么样也要听她的，你就委屈一下而已。永远错的是孩子，没有错的父母。”

　　这并不意味着曹德旺认同借慈善向政府寻租的行为，他自己一直牢牢地把控着一个底线。

　　福建省慈善总会会长张明俊依然记得和曹德旺的第一次见面。张退休前是福建省人大副主任，在其退休后，曹德旺的哥哥曹德淦成了人大副主任。退休后的张明俊到福建省慈善总会“发挥余热”，做起了会长。

　　曹德旺第一次请张出席活动，是五年前向高山中学捐款500万，建造科学楼的捐赠仪式。“我去了，人家介绍一下，他就给我握个手，然后就不理我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你给他摆架子官架那肯定不行，以后就别见了。”

　　2009年底之前，已经开始操作股权捐赠的曹德旺屡屡遭遇政策瓶颈，难以突破之际，想和时任福建省省委书记的卢展工见见面，沟通汇报一下工作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希望能获得后者的支持和帮助。卢本人对此十分看重，通过张明俊在中间牵线，协调双方的时间。

　　有一次卢展工让张带话给曹德旺，表示“这个礼拜天，有时间见他”。结果曹德旺那边回复的消息却是，“这个周末我要出国。”

　　这个反馈让张明俊哭笑不得，也让曹德旺和卢展工一直到2009年11月卢转任河南省省委书记，都没能见上一次。

　　事实上，曹德旺所经营的福耀玻璃也确实很少需要在政府间“走动”。许多人得以发家暴富的房地产、矿山、娱乐休闲等产业，曹德旺从来碰都不碰。

　　2010年9月，应邀参加巴菲特和盖茨在中国举办的慈善晚宴时，曹德旺全力推动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已经注册成立。

　　“中国人知道怎么做慈善，不需要外国人来给我们说教。”曹德旺对巴比晚宴不以为然，“各个乡村的村路、祠堂，大家都知道是有钱人建的，怎么说中国人没有慈善呢。做慈善，最高尚的办法就是不说，不高调。”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早年大量本地人下南洋、去日本谋生，几乎家家都有侨民。侨商们发达后大多会回家乡造桥修路。捐赠的人多，服务也就相应到位。福州市慈善总会会长方庆云告诉《中国企业家》，市总会成立5年来所募集资金的管理费率不超过4%；其账户上收到1分钱的捐款，也会开出发票，公布在网上，等捐赠者来取。而福建省慈善总会跟曹德旺、金源集团黄如论等本地企业家多年的捐赠往来中，一直都是主动把每笔捐款的去向和使用进展做成报告，主动反馈给捐赠者。

　　1983年，福耀玻璃厂还在亏损时，曹德旺就向自己就读过的小学捐出第一笔2000元资助款。历年来武汉水灾、闽南冰灾、汶川和玉树地震、西南干旱，他都自己捐赠，也发动福耀玻璃员工捐赠。按照2011年胡润慈善榜的统计，曹德旺从1983年至今的累积捐赠额高达50亿元。

　　自小，曹德旺在外受闽商的慈善文化熏陶，在家里，则受母亲影响信佛。“布施有三分：财施、法施、吾命施。财施是金钱，法施是用办法帮助人家，吾命施是用自己生命去跟人家交换。”他做了财施、法施，却并不推崇吾命施。“在不影响你的生活质量、企业发展的前提下，参与国家的财富分配调节，避免其它方面问题的产生，这是真正我个人的理想。”

　　“那一天晚上，巴菲特讲了真话。他跟我们也是一样的。”回忆起这一段，曹德旺脸上泛起了“如我所料”的笑容。“他刚刚开始有钱，也先帮老婆买房子、买车，接着给孩子买车，再把钱分给孩子花。后来企业越做越大，钱越来越多，给孩子也花不完了，他们两个人开始做慈善……必须保证做出真正的慈善决定的时候，不会影响到你正在创办、发展的事业，这是第一。第二，必须满足你家庭生活不受影响。”

　　紧挨着福清高山中学新校区，曹德旺还捐助重建了一座占地150亩的寺庙，他把原来的寺庙名“香灯寺”改成“崇恩寺”，意在崇尚感恩。

　　“你要意识到，大家接受你的捐助是在帮助你，这样你就能跟他处理好关系。”曹说。1月12日，在“曹德旺曹晖2亿元扶贫善款项目总结暨表彰大会”上，面对台下近百位来自西南五省区市的受益农民，65岁的亿万富翁曹德旺深深鞠了一躬。“我是穷人出身，我知道什么是穷。”

　　“我在创业期间，如果没有员工对我的支持帮助，没有地方政府的认可，我就很难做起来。做企业家，做人很关键。人做成功了，你事情就成功了。得道者多助。”

　　在刚动念头做基金会时，曹德旺曾经猛烈的抨击过“诺而不捐如同欺诈”，但亲身体会到做慈善之艰难后，他开始变得宽容。他说起陈光标，“他虽然做的没有说的那么多，可是一半有没有？1/3有没有？他做了慈善，就是美”。

　　“为什么我很坦然地接受你们的怀疑，因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这种心态)。”曹德旺记得，自己贫苦时，也见到很多从南洋、日本回来的华侨为家乡捐钱行善，他当时很不理解：为什么他那么多钱拿去捐呢？多可惜啊！他是不是真的捐了那么多钱？“但是一路走过来，到了你钱很多的时候，就会悟透了，一个人自己的消费是非常有限的。我做这件事情也是想实实在在告诉中国人：不要拿钱太多了，钱多了也没有用，眼睛一闭全部没有了，那不是你的。”

　　曹德旺重养生，每天晚上9点之后，家人跟员工都不再打扰他。“晚上睡觉之前，先回顾一下我早上起床开始一天做的事情，我今天见过谁，和谁讲完一句话后他什么反应，哪一句是不应该讲的，为什么不应该讲……这样下来，以后我再遇到这样的人、这样的场合，一句话应不应该讲，就清楚了，这样我就能不断的提升。”

　　“你们不觉得我今年苗条了很多吗？钱捐掉了，没有钱买东西，少吃了就瘦了。”玩冷幽默的时候，曹德旺仍是一副不动声色、慢条斯理的神态。聊起一些不知感恩的受助者，他终于也有点计较的事：“他不知道我们为了帮助他们，自己也要节约。如果自己不去很节约的话，我哪里那么多钱帮助你。”

　　这句话，他没有坐在自己花6000万元打造的3000平米豪宅里说。这座豪宅的酒窖里，藏着曹德旺自己或托人从各地寻来的珍贵红酒与茅台。但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节约效应：福耀玻璃的重要客户接待，他都是请到自己家里，让自己的厨师献艺招待。“又省了福耀的招待费，又让客人享用了家宴，是一种十分体面的待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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