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执行董事伯恩斯认为，对于国际治理来说，规则的内容并没有合作的框架重要

　　记者 王琰 实习生 周毅

　　在6月28日结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选举中，法国财长拉加德当选为IMF新总裁，成为IMF历史上第十一位欧洲人、第五位法国人、第一位女性总裁。

　　尽管结果并不出人意料，但在此前拉加德和墨西哥财长卡斯腾斯的角逐中，却出现过耐人寻味的一幕：长期抱怨欧洲对IMF总裁职务垄断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将橄榄枝伸向了欧洲候选人拉加德；相反，诸如澳大利亚、加拿大这样的发达经济体，却选择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卡斯腾斯。

　　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前，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执行董事托马斯?伯恩斯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很多国家其实都期望，在IMF的欧洲主管“链条”上，能够有一个突破。他个人也与卡斯腾斯相识，认为卡斯腾斯是一个非常强也很优越的候选人。伯恩斯希望，新兴经济体能够早日团结起来，支持自己的领导人。

　　拥有超过40年在国际金融组织担任加拿大代表和官员经历的伯恩斯，在OECD、ADB、IMF和G7都曾担任要职。在2010年加入CIGI之前，伯恩斯任IMF独立评估办公室主任，深谙国际金融机构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建立国际治理机制的重要性。

　　IMF和G20的国际治理挑战

　　基于供职多个国际金融组织丰富的经验，伯恩斯对IMF的不足直言不讳。他希望通过创新治理方法，使G20不再出现类似的问题。

　　相比其他人对人选的热衷，伯恩斯更关注IMF的机制与治理问题。他认为，IMF当前最主要的挑战仍然是机制上的。一是过于庞大的官僚体系，使其丧失了与各国政治层面上的紧密连接；二是由于其缺乏专属的执法机构，使之制定的规则很难落实。

　　官僚主义的盛行，是IMF最主要的挑战之一，这使IMF的管理与各国的政治层面失去了有效连接。伯恩斯说，当他担任“独立评估办公室”，也就是 IMF的监督机构的主任时，曾经访问中国，并询问他们对IMF的看法。一部分人表示，在一定意义上，IMF缺乏公平。它不被视为是一个中立的角色，而被当成有自己的议程。伯恩斯说，类似的意见，不仅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出现过。

　　另一个问题，是IMF缺少任何执法机制。伯恩斯说，这意味着几个主要的国家，最终都只是依据自身的利益采取行动或做出回应，不论中国还是欧盟，都是如此。

　　伯恩斯认为，对国际治理来说，规则的内容并没有合作的框架重要。“仅仅制定更多的规则，未必能达到效果。国际治理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共同工作的框架，一套大家都同意的游戏规则和分析工具。这将会有利于各个国家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并随之调整其政策。”

　　正是这种在IMF中已经出现的问题，使得G20的治理机制中，发展一个透明的议程尤显重要。

　　伯恩斯说，G20原本是一个危机应对的组织，在全球经济危机逐渐减退的时候，如何使其继续有效地运转，是眼下的关键。想要保持G20的有效性，就需要各国的领导人协调政策，并相信通过政策的同步和协作，能够对全球经济都更为有益。

　　伯恩斯说，目前G20最大的挑战，就是要认识到，今天的经济合作并不是一个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认识到目前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大部分的领导人，在参与G20会议的时候，都更关注各自的利益，认为这是一场博弈或是零和游戏，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

　　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在经济上被称为“外部经济条件”。伯恩斯指出，每一个国家的行动，都可能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影响。譬如，美国的经济崩溃，对加拿大，对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都造成影响。真正能够理解这种相互依赖性，才能推动国际治理和合作。

　　“让各国的领导人认识到，合作比各行其是更有利于本国自身的利益，正是G20目前所面临的挑战。”伯恩斯说。

　　对于当下讨论得非常热烈的为G20设置永久性的秘书处的观点，伯恩斯则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他认为，设立秘书处也是有风险的，因为对G20这个组织来说，它的优势就是“非正式性”。“一旦建立了一个过于正式和官僚的机构，它就会失去非正式性，就可能会看到官僚机构与国际的领导人在角逐。”

　　鉴于类似的情况已经出现在很多组织中，伯恩斯希望只有一个比较小的秘书处，来协助每一年峰会的举办。这个秘书处可以提供制度方面的知识，提供帮助与咨询，提供责任与承诺，但是必须保证这个秘书处的功能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使他们能够与政府紧密合作。

　　“三棱镜”

　　建立于2002年的CIGI，与其他老牌的智库相比，仍然是个年轻的组织。但是CIGI却是最早真正关注全球问题的智囊之一。目前，在全球的智库排名报告中，CIGI已经排名在第32位。这主要得益于它在三方面的特点：一是强调创新；二是以治理作为各种研究的切入点；三是对全球问题的关注。

　　CIGI强调创新的传统，与其总部所在的城市有关。

　　CIGI是加拿大RIM公司的共同首席执行官吉姆?贝尔斯利所创立。由于这家著名的黑莓手机制造商的总部在加拿大的滑铁卢，是知名的创新中心，因此CIGI也秉承了当地创新的理念，并引入国际治理的研究中。

　　CIGI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将治理作为切入点。伯恩斯把治理比作CIGI的“三棱镜”，透过它进行分析研究，其他的问题也会随之显现。他说，以往的研究，有些通过经济角度，也有通过发展的角度，或是安全的角度，而CIGI是首个尝试从治理角度入手的。

　　此外，更加关注全球性问题使CIGI有别于其他加拿大的智库。

　　伯恩斯说，全球性问题，包括所有单个国家无法自己解决的问题，它可以是经济调控，也可能是金融变化，也可能是核安全、粮食安全等。类似的挑战，都要求寻找新的途径来解决。

　　CIGI最为标志性的研究成果，是有先见性地推进了G20机制形成。

　　伯恩斯说，其实与G20类似的概念已经在金融产业中存在了约10年之久，只是通过一项“打破全球僵局”的项目，CIGI成功地建立了在领导人层面的 G20组织。这使得各国更能够应对全球的金融变化和核安全问题。他说，尽管G20本身，最主要的触因还是经济危机，但CIGI在其中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工作。

　　“由于单个国家政府很难解决全球性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创新，寻找新的工作方式与私营部门来合作，以新的方式来工作。”伯恩斯说。

　　CIGI的一个主要合作伙伴，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建立的新经济思想研究所（INET）。伯恩斯说，INET的议程主要集中在经济思想领域，挑战了很多存在于危机之前的经济范式，这与CIGI所追求的治理创新的议程互补。

　　除了既有的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另一个亟需全球合作的议题，是气候合作。伯恩斯说，去年秋天CIGI举办了关于气候变化的会议，寻求在气候问题的全球合作，将是CIGI下一步的主要议程。

　　此外，CIGI的创始人吉姆?贝尔斯利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事务秘书长高级小组委员会成员。因此，CIGI的议题还包括包容性、环境友好的经济增长、核工业、食品安全和金融监管。

　　多样化货币体系

　　在刚刚闭幕的全球智库第二届峰会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曾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说，在15到20年之内，人民币应当成为一个主要的储备货币。伯恩斯对此非常感兴趣，他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可能放弃资本控制，迎接一个自由和可兑换的货币。

　　伯恩斯表示，这样的趋势是世界所欢迎的。在过去几年，中国政府的政策一直鼓励促成这个方向的工作。但同时，也很明显地指出了前提条件：在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之前，只有中国境内加强金融业监管制度，才有可能成功地实现货币浮动。

　　“迄今为止，中国的制度一直很好，但它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在经济如此成功、增长如此快速的时候，固定的制度已经开始对国内经济构成限制。目前，应当考虑如何进行调整。”伯恩斯说，人民币的国际化对于中国，对世界的货币体系来说都非常重要，他希望能够看到这个进程继续向前推进。

　　人们其实正在使用它们的银行账户在投票，并寻求多样化的货币体系。“继续这样发展下去，15~20年之后，我们将会有三种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包括欧元、美元和人民币。”伯恩斯说，到那时，各国将可以决定使用哪一种货币来进行外汇储备。他们希望理解各个国家的政策，对不同的经济体有信心。那样的话，每一个经济体就需要去证明他们各自拥有最正确的政策。

　　“中国的思想库需要更多辩论”

　　当被问及对中国智库的看法，伯恩斯说，“不仅是中国，在很多亚洲国家的智库专家都非常有礼貌，他们不喜欢争论，不喜欢批评。”据伯恩斯本人的经验，思想库通常追求非常激烈的辩论，因为高度的参与对于政策的讨论至关重要。

　　伯恩斯认为，中国智库的挑战之一，就是在私人和闭门会议的时候，能够形成非常良好的讨论，但是一旦进入公共场合，一切都会变得非常保守。

　　CIGI选择战略伙伴的主要标准，是该智库的政策影响力和传播能力。伯恩斯认为，一个智库的影响力取决于它的研究能力与网络传播能力。

　　“如果你发布一个金融报告，并摆放在书店的书架里，没有人读它，它不具有太大的影响。我们的目标是将研究人员与决策者连接。”伯恩斯说，因此CIGI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时，一方面十分看重对方的研究能力，同时对对方的网络及与决策者的联络能力非常重视。

　　迄今为止，CIGI与中国国内机构的合作，都还是项目制的，没有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CIGI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CICER）已经共同举办了3次会议。伯恩斯还列举了一些其他的机构，如他们曾与北京大学一起举办过研讨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有不少的合作项目。他希望在未来能有更多的合作伙伴。

　　“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显然是要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我们不仅仅是寻找一个组织，也是在寻找一个他们长期进行且与我们所追求的互补的研究领域。”伯恩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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