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李奇 发自巴黎

　　伍迪·艾伦已年过七旬，仍以每年一部影片的创作速度延续着自己的电影神话。他的银幕形象通常是一位略带神经质的犹太小民，在纽约街区中啰里啰嗦，时而“萨特、费里尼”地高谈艺术哲学，时而用香槟酒杯喝着可乐，大声抱怨找不到称职的管道工。不知不觉，艾伦已经对我们絮絮叨叨了40多年。在美国，他永远是位“边缘导演”，许多一线明星会自愿降薪出演他的影片。到了法国，无论商业还是艺术院线，他的作品总能双赢。

　　近年来，苛刻的《电影手册》开始质疑他的作品质量，“主题有限，题材重复”、“幽默方式老套”、“引用典故的套路没有创新”成为“反伍迪·艾伦派 ”和评论家互相攻击的论据。也许是对批评的反击，也许要寻求新的突破，2005年后，伍迪·艾离开纽约，走向欧洲，《赛末点》、《独家新闻》和《卡珊德拉之梦》以伦敦展开叙事，《午夜巴塞罗那》转战西班牙。

　　今年戛纳开幕片《午夜巴黎》延续着他在欧洲的寻梦之旅。欧文·威尔逊扮演的青年作家基尔·潘德尔颇有艾伦的自传色彩，他厌倦了好莱坞的编剧生涯，打算开始创作小说，重新寻回最初的文学梦想。为得到灵感，基尔跟随富有的未婚妻来到巴黎，一次午夜独行时，被一辆穿梭时空的马车带到了上世纪20年代的巴黎文艺沙龙。基尔得以与菲茨杰拉德夫妇一起围着科尔·波特听歌，与海明威一起喝酒，在格特鲁德·斯泰因夫人寓所中邂逅毕加索的情人阿德里亚娜。影片中的巴黎浪漫得不切实际，伍迪·艾伦在搭建一个艺术理想国的同时，似乎也在寻找自我的艺术源头。影片迄今为止上映了9周，入座数达到1619 973人次，大有赶超《午夜巴塞罗那》23周1914781人次的纪录。

　　早在戛纳期间，伍迪·艾伦已透露，下部影片（《伍迪·艾伦十日谈》）将在罗马拍摄。此次赴欧看景，艾伦利用间隙取道巴黎，在以“城市”为主题的电影论坛中，与影迷分享创作感受。

　　写剧本时就在考虑预算

　　时代周报：从2000年开始，你的创作又回到了最初的喜剧路线。对你而言，在电影里开玩笑是不是对抗现实的一种方式，也是你迷恋喜剧的原因？

　　伍迪·艾伦：基本是。我讨厌现实世界，当然，只要在那儿才能找到一家不错的餐馆。我希望生活像电影，电影比真正的生活多一点东西。

　　时代周报：近年来，你时常选择欧洲作为故事的发生地，从伦敦到巴塞罗那，这次是巴黎。你曾经说过，法国像一位慷慨忠诚的情妇，她鼓励你继续拍电影？

　　伍迪·艾伦：对。法国观众的支持确实让我的电影生涯有所不同。有时我也会有些小小的埋怨，比如法国人把我当成“知识分子”，因为我戴着厚边眼镜；把我当成“艺术家”，因为我的片子不卖钱。不过他们的热情一直鼓励我继续工作。

　　时代周报：《午夜巴黎》中出现了许多上世纪20年代文学艺术界的名流，如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毕加索、达利等。你有没有想过拍一部专门塑造某位艺术家的影片，或类似传记片？

　　伍迪·艾伦：想过。不过10年前就已经放弃了。《午夜巴黎》（2011）与《甜蜜的结局》（1999）在写作上遇到同样问题。当时我很想拍一部爵士演奏大师西德尼·贝谢特的影片，但成本肯定极高，因为他的生活辗转于多个城市，新奥尔良、芝加哥、纽约、巴黎。同样，要拍海明威，至少得去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古巴，每个拍摄点都要搭建重现历史原貌的布景……投资太昂贵。如果我创作一位人物，让那些名人们在特定的场合（巴黎）跟他有几次短期的相遇。这样成本中等，拍摄场景又有节制。对我来说，比较容易操作。

　　时代周报：就是说，你拍摄时会去考虑影片的预算？

　　伍迪·艾伦：写剧本时就已经在考虑了。有时我刚开始构思一场戏，第二个念头马上会想：“放弃吧，这么拍起码要多花200万（美元，下同）。”所以这场戏全部删除。比如1998年拍《名人录》时花了2500万，远远超过我的心理极限—1600万。以我的操作经验，拍一部1500万的影片，每个人都能得其所愿。超过的话，就有风险了。

　　留恋着过去时代的音乐

　　时代周报：你的影片经常关注人类的道德、激情、嫉妒和不同社会基层的冲突。你觉得这些主题是取之不尽的艺术灵感，还是一成不变的人类本性？

　　伍迪·艾伦：既是取之不尽，又是一成不变，所以是好的主题。那些政治社会类的题材可能一时讨巧，时间过了，就没人关注了。

　　时代周报：你每部影片都会塑造一对夫妇，这次是欧文·威尔逊和拉雪儿·麦克亚当斯，他们是你最满意的“银幕伴侣”吗？

　　伍迪·艾伦：欧文的人物比较温和，一脑子文学梦，拉雪儿很美很性感，也很强势。不过他们不是我最满意的“一对”，最佳组合绝对是我自己和戴安娜·基顿，戴安娜是我最喜欢的女喜剧演员，另外我也比较自恋。

　　时代周报：除了男主角与毕加索的情人阿德里亚娜之间的爱情，科尔·波特的歌曲也是连接不同时空的关键。你以前就用过他的音乐，是《安妮·霍尔》中“爵士俱乐部”那场戏，罗伯特·阿尔特曼导演在接受《正片》（Positif）采访时曾说过。你们这代导演的音乐品位都趋于老派？

　　伍迪·艾伦：阿尔特曼和我属于同一代人。我们的童年是在爵士乐中度过的，早晨起床，梳洗，收音机里放着爵士乐，杜克·艾灵顿、弗兰克·希纳特拉、本尼·戈德曼、汤米·多赛，那时所有美国人都这样。我就着这些音乐吃早点，从来不觉得这是什么艺术。跟现在的音乐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音乐对我来说，应该指的是乔治·格什温、科尔·波特、欧文·柏林、弗莱德·阿斯泰尔。那时候要听音乐，就去俱乐部，那里似乎每个人都抽烟，女人都很漂亮，云雾弥漫中，欧文·柏林或杰罗姆·科恩跟着钢琴师的伴奏即兴演唱。现在电视里就可以看摇滚音乐会，十万个人一起脱衬衫，歌手还砸乐器……我并不是在批评，这只能算半音乐半戏剧的表演。

　　亲自出演下一部电影

　　时代周报：许多影评人都发现，即使你不出演自己的电影，影片里多半会有个言谈举止与你极为类似的角色。这种趋势从《独家新闻》（2006）后越来越明显，以后你会更偏向于使用别的演员来传达你的“自我”？

　　伍迪·艾伦：不自己演是因为故事里没有合适的角色。比如《午夜巴黎》中的基尔·潘德尔是位影视编剧，打算改变生活，开始写小说，但找不到灵感，遇不到欣赏自己的出版商，这些对30来岁的人可能是喜剧，对我这样70多岁的人来说，绝对是悲剧。

　　另外，我不觉得我使用过的主演们都很像我。我能更多地表现出人物有趣的一面，但欧文·威尔逊和《名人录》里的肯尼斯·布莱纳除了喜剧性，还能表现出角色伤感孤独的一面。《子弹飞越百老汇》里的约翰·科萨克跟我比较接近，《爱丽丝》中的乔·蒙塔纳跟我差异较大，《甜蜜的结局》里的西恩·潘跟我是完全相反的类型，他完全按自己的套路来。其实他们的角色我都演不了。不过，在我下一部电影中，有个非常有趣的人物由我自己来演。

　　时代周报：很久以前，你曾经说过自己愿化身为“邦女郎”乌苏拉·安德丝的裤袜。现在时过境迁，应该是哪位女演员了？

　　伍迪·艾伦：那是个老笑话。现在我年纪大了，要求不能太高，随便当哪位女士的内衣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