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岁的李菲试图在《大唐玄机图》这部古装片的制作上引入“权益投资”模式。一旦“权益投资”模式成功，很多小投资者都可以参与投资电影，并分享电影的票房及衍生品收益，甚至进而会改变中国电影工业的制造流程。

　　

　　据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电影市场总票房收入将达到400亿元人民币，规模仅次于美国。 （严大明/东方IC/图）

　　“这两天一直在打假。”2011年7月11日中午，新世纪领军影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菲在电话里向南方周末记者说，由于公司近期宣传的影片《大唐玄机图》引起了社会关注，网上随即出现冒牌摄制组公开招聘演员。

　　就在半年之前，36岁的李菲刚刚以三诺集团副总裁身份获得“中国家电十大创新人物”奖项。现在，她却以影业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在电影圈内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潮：公司宣布将与深圳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以下简称金交所）合作，以“权益投资”模式筹拍耗资过亿的大型古装片《大唐玄机图》。

　　这一角色转换对李菲而言早已“驾轻就熟”：从世界武术冠军到澳门小姐，再从影视明星到上市公司副总裁，李菲尝试过太多角色。

　　“如果仅仅按传统方式，筹笔资金拍部小成本电影，或者演个什么角色，对我而言确实缺乏挑战性。”李菲坦言，如果只是为了赚钱，她还不如留在上市公司做高管；而如果只是为了兴趣而“玩票”的话，缺乏商业票房保障的玩法也很容易被“扫地出门”。

　　她要找的是一个能够将现实与梦想同时撬动的“杠杆”；而她想玩的，则是一场能够改变电影业内“弱肉强食”规则的资本游戏。

　　一旦“权益投资”模式成功，很多小投资者都可以参与投资电影，并分享电影的票房及衍生品收益，甚至进而会改变中国电影工业的制造流程。面对蒸蒸日上的中国电影市场，这是一个诱人的机会。据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电影市场总票房收入将达到400亿元人民币，规模仅次于美国。2010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百亿。

　　一万份“金融资产包”

　　2010年7月，一位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的交易商，邀请李菲前往参观交易所刚刚成交的第一笔艺术品权益交易资产包——画家杨培江的绘画作品。

　　就在交易商向李菲讲解这一“权益交易”的模式时，熟悉资本运作和电影生产流程的李菲脑海里浮现的却是电影产权收益拆分的模式，“整个七八月份，我都陷在这一模式的构思和完善过程中。”李菲表示，当她随后带着这一构想找到时任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总裁的建东时，双方只谈了不到半个小时就“达成了共识”。

　　实际上，那时通过各种渠道找到建东的影视制作企业已经有上百家，但他们所提出的融资计划基本上都被打了回票。李菲表示，这些融资计划要么是想申请政府基金，要么是只想筹一笔钱。而她提出的是一种可以复制并推广的商业模式，因此也迅速打动了正在为筹建中的金交所寻找交易模式的建东。

　　在不久前的一次电影业融资论坛上，建东以金融从业者的身份，坦率地批评现有影视生产模式缺乏透明度，因此难以引入民间资本。而金交所则希望通过对投融资过程的“参与式服务”，为传统电影制作团队与普通投资者之间搭建起一座“市场化桥梁”。

　　要让传统电影制作人理解这一深具金融属性的服务模式，建东需要一位“翻译”，能够将规范的金融术语转化成电影圈内的“行话”——身具上市公司副总裁和电影演员双重身份的李菲，无疑是这一“翻译”的不二人选。

　　在与交易所达成初步协议后，李菲迅速行动起来：一面办理上市公司方面的管理移交手续，一面申请注册成立影业投资公司，同时还要联系市场营销公司进行电影主题的调查与筛选，并通过各种渠道联络未来的主创团队人员。

　　经过半年的紧张筹备后，影片的拍摄与融资计划终于正式面世。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工商注册资料显示，2011年3月29日深圳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注册成立，4月21日世纪领军影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仅仅在4天之后的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季上，这家公司便正式推出《大唐玄机图》的新闻发布会。

　　除了以市场调研为基础的主题提炼模式外，该片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其创新的融资模式：总投资预算1亿元的影片，将被分割为每份初始价格1万元的一万份“金融资产包”，由项目发起方认购2500万到4000万元的“份额”之后，其余份额将通过金交所对外发行，并在未来三年的续存期内成为交易所内的交易产品。

　　据李菲透露，在这三年内，这部电影所有的版权、衍生品、票房，只要产生了商业回报的，都属于分红范围内。三年期满之后，电影版权则归项目公司所有。

　　在新闻发布会召开之后的两个多月里，李菲马不停蹄地参加了北京、上海、深圳、南宁等地的六场项目推荐会，同时在专业电影制作与调研机构的辅助下，开始了从主创团队到院线发行的全产业链构建。

　　重塑产业链

　　在李菲的构想中，《大唐玄机图》的制片体系将与传统电影生产截然不同。“我们的创新就是要从导演中心制向制片委员会模式转移。”在这一体系中，整部影片从拍摄进度到预算管理，真正的决策权不在于导演或制片人，而是由导演、制片人、交易所、监理机构、完片担保方和保险机构代表共同组成的“制片委员会”讨论决定。

　　而一旦方案讨论通过后，各方就会按照自己的角色各负其责。“比如我是制片方和投资人，但我会请更专业的监理机构来进行全程监理，而且它不向我负责，而是向整个制片委员会负责，这就保证了拍摄监理的专业性和独立性。”这实际上是好莱坞电影工业已经运行多年的成熟商业模式，但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中国电影始终未能引进这一模式。

　　李菲坦言，这一商业模式对“明星制”和“制作中心制”模式下工作多年的电影从业人员，确实存在某种理解和接受的困难。“刚开始接洽导演和演员的时候，基本上我说不到10分钟，他就会说我不关心你的商业模式，我只关心剧本、导演与合作对象。”

　　但在这一模式开始引起社会和媒体关注后，演员和导演们逐渐意识到这一商业模式背后的意义。担纲《大唐玄机图》动作导演的马玉成在参加完新闻发布会后“特别兴奋”，表示不但自己要全力以赴，也要“呼吁所有专业岗位的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因为大家开始觉得自己在参与改变历史的一次重要事件”。

　　“我们希望在整个产业链中不断产生新的创新点。”李菲表示，既然已经在融资模式上做出最大的突破，自然需要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产业体系来支撑这一突破，因此在产品设计、主创团队、营销模式、发行渠道乃至衍生产品开发团队等环节上，都引入了新的思路与模式。

　　而对于投资者来说，该模式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大大降低了因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管理风险。“这就像一家上市公司，我有董事会、有董秘、有财务总监，定期披露业绩与风险。”曾任上市公司高管的李菲表示，投资者们首先接受的是商业模式和管理团队，至于具体经营中的市场风险，投资者们都能够理解也愿意接受。

　　而在交易模式的设计中，金交所和发行方还特别设置了相应的风险警示与管理环节。一方面向初始投资者提出最佳、中等和最差业绩下的预估收入，以供投资者作为价格评估基础，另一方面在资产包上市流通后，金交所和发行方还将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动随时发布风险提示。“比如说我预估票房收入是5个亿，我不可能让市场在交易过程中出现10亿甚至20亿的交易额。”李菲说，金交所方面也会设立一个交易的价格上限，最终目的就是保证后续交易方不会因为非理性炒作而陷入大规模亏损。

　　“有了天津文交所的前车之鉴，在这方面我们非常谨慎，宁可自己少赚点钱，也要保证这一创新商业模式的最终成功。”李菲坦言，未来公司在影片投资中的权益非常低，“而且这是我们自己要求的，因为我们希望吸引更多人参与，就要把最大的利益留给别人”。

　　按照李菲的预计，《大唐玄机图》的资产包应该在八九月份正式上市，影片则在年底之前正式开机，而金交所的全程监管则早在此前就已经启动。“正式合作协议已经签订了，现在我们的资金都已经进入共同监管的账号里。从现在开始，外部投资进入的每一分钱，都不是我们的，而是所有投资者的共同财富。”

　　李菲坦言，在推进项目的进程中，自己也遇到了种种质疑与阻碍，“你要改变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自然会触及行业内各方的利益。”她笑着表示，自己早有心理准备，如果这个项目失败的话，自己可能面临“退出行业”的结局。

　　对李菲来说，最大的挑战还在于这一“全产业链”的创建缺乏成熟的市场环境为依托。如好莱坞运行已久的完片担保模式，背后依托的是一整套完善的制片保险机制，而制片保险机制的顺利运作，又有赖于精确的票房统计数据和大量采用股权融资模式的影片生产机制，使得保险机构得以降低承保风险。

　　而这一环环相扣的市场机制在当下中国“作坊式”的电影生产流程中，均为一片空白。

　　艰难的“电影版权投资计划”

　　就在李菲为自己理想中的电影产业模式而“背水一战”之际，赵祥龙正在为自己已推出一年的电影投资计划迟迟未能“落地”而焦虑。

　　与身具演员与上市公司高管双重身份的李菲不同的是，中科智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赵祥龙和他的团队更具金融业色彩。“我们团队50％的成员具有海归的硕士背景，以及我在海外资本市场的工作经验，我觉得这个市场上是有机会的。”赵祥龙在电话里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说。

　　他口中的“这个市场”指的就是电影融资市场，而他看到的机会则是这个市场“特别不发达、特别原始”。身为金融专家的赵祥龙随口便举出了相关调研数据：“我们对过去两年上映的109部电影做过分析，发现只有11％的影片是盈利的，而亏损比例高达78％。”

　　而对美国1500多部电影的财务分析显示，其亏损比例仅为61％，而整个行业的内部投资回报率则高达25％。

　　“我们认为中国电影如果能够摆脱现有的作坊式生产模式，无论从产量还是盈利水平上都将出现一个爆发式增长阶段。”而中科智推出的“电影版权投资计划”则是赵祥龙寄以厚望的“产业链改造”的起点。

　　与李菲构想中由内而外的“全流程”改造模式不同，赵祥龙设计的产品只投向完成度70％以上的影片，一旦找到合适的影片，公司就可以在三个月到半年内将投资所获得的票房和版权收益分割成“权益资产包”，并以阳光私募的方式发行信托理财产品。

　　金融专家们以这个设计规避了自己缺乏影视制作经验的“短板”，但同时也遇上了新的问题。

　　赵祥龙坦承在过去一年中审查的数部影片时，发现大多“账目不清、财务混乱”，而在跟融资方讨论投资收益时，双方的票房预估往往有着较大偏差。“我们认为能做到一个亿就不错了，他觉得可以做到两三亿票房，这就没法谈了。”

　　而在现有的市场格局下，少数拥有票房影响力的制作方成为了各路资金哄抢的“香饽饽”，根本不愿采用股权融资模式。

　　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就曾对媒体说：“以股权投资的方式进行电影融资代价太高，一部戏开发了半天，别人投了50％，赚了钱得分走一半。”在《集结号》的制作中，王中军仅仅以500万的贷款成本，就从招商银行融到了5000万元贷款，占了总投资的一半。而如果按照股权融资模式，近2.6亿票房的《集结号》将为此付出1.3亿元的代价。

　　这一“赢者通吃”的市场格局，使得具有票房影响力的制作方迅速与银行结盟，曾经为《夜宴》担保融资5000万元的中科智，很快发现在这个产业联盟中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从某种意义而言，“电影版权投资计划”也是在“担保贷款”模式难以为继后所推出的新尝试。

　　然而在现有“作坊式”的影视制作模式下，要凭借着自有资本起步的影视制作方，从一开始就严格地遵循金融和财务规范，确实有些“强人所难”。对此赵祥龙表示，公司也在考虑将投资向影视制作产业链的上端延伸。

　　“今年下半年公司将在一部影片中投入20％左右的后期制作资金，并在获得电影发行权后，将相对应的收益权转化为信托理财产品。”赵祥龙表示，投资者对相应投资理财产品的年化收益率期望值在8％－10％，略高于目前理财产品6％－7％的平均收益率。

　　赵祥龙承认，要获得这一稳定的收益率，国内影视制作模式需要多方面的改造。“目前无论是制片方还是创作团队，都过于偏重短期利益。国外票房分账是制作团队的重要收入，也就是说，票房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制作团队的收入。而国内都是现金为王，拍完片就拿钱走人，不承担任何票房风险，这使得整个项目的执行风险比较大。”上一页1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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