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强化社会建设，本质上是在市场经济框架下，重新厘定国家和社会的边界

　　【背景】7月14日，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审议了《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下称《决定》），强调政府权力“能下放的一律下放”、“万能政府”转型为“有限政府”、政府为社会建设做好服务，提出了社会建设的“一揽子计划”。

　　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全会文件起草小组组长朱明国表示：目前，广东“社会矛盾已到了关节点上，社会管理不抓不行”。长期以来，政府在社会建设和管理方面无所不包、无所不管，忽视了对社会组织的支持、扶持。今后，广东省将出台配套文件，赋权社会组织。

　　广东省《决定》的出台，对政府改革与治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广东省要求赋权社会组织，强化社会建设的一揽子计划，能否落到实处？

　　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教授王锡锌认为，广东省作为沿海发达省份，工业化、城市化程度高，流动人口多，社会转型矛盾突出。广东《决定》强化社会建设，本质上是在市场经济框架下，重新厘定国家和社会的边界。这是政府转型的必然，也是推进民主之举。

　　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各级政府习惯了对社会事务，不分大小，大包大揽，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广东省委要求强化社会建设，重点就在于逐步发挥公民及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让政府和社会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化解社会矛盾，值得期待。

　　王锡锌指出，当前中央决策层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值得警惕的是，有的地方反而倾向于借此强化政府职能、扩大政府权力，有的地方甚至把社会管理简化为粗暴的“社会控制”。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成本很高。

　　广东省《决定》提出，政府要向社会下放权力，政府服务可外包给社会组织，把外来人口纳入社会服务，比如招用外来农民工当基层公务员、扩编社会工作者队伍等。这种思路与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警惕和控制相比，是方向性的改变，是一种进步。

　　在他看来，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控制和压抑，造成两个弊端：其一，名义上的社会组织往往沦为政府的附庸或“二政府”，其“社会性”难以体现，甚至荡然无存。其二，对成立新的社会组织，实行严格限制，规定必须有主管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提高了社会组织的准入门槛，抑制了社会的自组织能力。

　　王锡锌指出，只有放手让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强化监管和服务，才能实现政府与社会的深度合作。应该看到，目前政府强调的“维稳”，不能靠强化社会控制实现。事实上，近年来一些群体性事件，不少源于官民冲突，源于民众对政府缺乏信任。

　　要防止“维权”与“维稳”的冲突，一方面政府要依法行政，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时，另一方面要仰赖于社会的“自我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有助于改善社会管理，减少社会矛盾。

　　他指出，允许并鼓励、扶植社会团体的发展，对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而言，无疑是长久之计。这符合中央决策者“从源头上化解和消除矛盾”的思路，也符合“发挥社会参与、多方治理”的要求。

　　王锡锌强调，广东省委出台的社会建设举措，部分是针对当地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但是，这些政策的背后，体现了民主的思想，这种政府治理改革的思路，具有全局性意义。当然，要把这些举措落到实处，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

　　（财新记者 刘志洁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