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近日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表示，政府将购买服务，权力让步，逐步分解和转移到社会组织中去。到“十二五”末，全省将达到每万人有5个社会组织。

　　 坦率地说，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容忍度反映着国家对权利的一种尊重，也反映着这个国家是否具有一个良性的政府—社会关系模式。广东省对社会组织的鼓励与培育，表明区域内政府—社会关系在不断走向良性互动，而这种互动的根基就在于小政府—大社会模式。广东省委书记汪洋7月14日在顺德区调研时表示，实行大部制必须建设“小政府”，建设“小政府”必须建设“大社会”。政府要着力解决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越位”的问题，只有这样，才有精力去处理“缺位”问题。

　　 政府—社会的关系探讨，并不是中国本身就具有的，在法治的市场化国家，市民社会与政府权威的分立形成了二者良性互动的基础，市民社会和国家处于一种对立常态，法律与制度既以这种对立为前提，也在不断努力克服着这种对立。所谓良性互动，并不意味着没有对抗，随时妥协，而是反抗的结果和妥协的安排归根结底能在法律制度层面得到认可。正是这种二者的分立与良性的互动，成为政府改进服务、合理使用权力、形成善治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秩序论证从“合”的角度出发，主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权利分立不仅不是秩序讨论的前提，而且被视为有悖于秩序建设的东西。不过，如果是诚心拥护法治与市场化的话，那么这种政府与市民社会的概念分立是必经之路。广东曾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扮演了先锋角色，有着开风气之先的传统与优势，可以说，广东正是在不断加深市场化的过程中摸索与体会到了这种政府—社会良性互动的要领所在。

　　 究竟这种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模式是怎样起到一种良性互动呢？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模式必然要求政府放权，不再事无巨细，广东此次也提出了放权，变万能政府为有限政府。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社会将不会把所有的过失算在政府头上，此前，泛滥的“父爱主义”让社会无论什么事情都指向政府，这种民众的高期望与政府的能力有限将会导致指责与不理解。因此，大政府的压力其实比小政府的压力大得多。而有限政府的好处在于，令政府从“划桨”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专心、中立客观地“掌舵”。

　　 鼓励民间组织发展，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模式，本质是一种官民互相信任的建立，这种信任机制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机制。其实，用制度和政策鼓励社会组织大量发展，社会组织也不会出现所谓的“井喷式发展”，因为，社会组织本身是一个“市场”，这个市场也遵循优胜劣汰的原则，这将基于民众的检验。比如慈善公益组织，假如你做得不好，那么你自然得不到普通民众的捐助与认可。假如你非常专业化透明化，那么你自然会做大做强。并且，即使社会组织数量大量增加以后，他们的行为与运作也将有法律和制度保障（立法需要跟进），因此它们将是有序而依法行事的，它们只会是稳定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