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

　　针对某些机构指称，“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实际高达14万亿元”，中国人民银行7月11日发布澄清公告并重申，“14万亿元贷款的算法明显夸大，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是可控的”。

　　追本溯源，流传甚广的“14万亿说”的确明显失之粗疏。与之相类，仅仅因为近期部分欧美国家遭遇主权债务危机，或者国内个别地区穷于应对债务压力，就此断言中国银行体系即将面临违约风潮，甚或中国经济即将面临“硬着陆”风险，同样也是荒谬的。

　　中国地方债风险可控大体来自两方面保证：一是即使按照极端估算，中国的地方债规模相比同样巨大且增长强劲的财政收入规模，尚属于可承受范围；二是中国的银行流动性状况并不敏感于信贷质量波动。

　　不过这种小口径、低水平的安全虽有助于争取时间解决问题，但若缺乏居安思危、只争朝夕的进取精神，也有可能反被异化为得过且过、讳疾忌医的托辞借口，更不用说，当此改革不断探入存量之际，路径依赖已然成为中国发展重大隐患。

　　撇开纸面上的财务分析，中国的地方债务之所以亟待清理、压缩与规范，真正的要害实则在于，这些预算软约束的贷款既无明确目标，又无明确责任主体，由此暗含的隐性成本起码包括：

　　其一，至少在明面上，地方政府之所以举债介入经济运行，原因无外乎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资源无法循其意愿自发配置到人为设计的“赶超”战略各个环节。这恰恰说明，地方债务投入的项目在开放、竞争条件下基本不具备自生能力，无法获得市场可接受的平均利润，其正常还本付息或者在更糟糕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银行债务重组，通常只能以国民福利流失为代价。

　　其二，虽然在总行层面，国有银行的利益取向已经大幅趋同于中央政府，但由于层级过多，大量分支机构经与地方政府合谋，仍然可以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口号下，假借公益性负担逃避刚性绩效考核。

　　其三，相比国有银行的权责不清，地方政府的权责边界更难界定，这就使得由其主导下的投资过程处处存在租值耗散的可能性，其不经济、不合理，仅在基建领域的大案要案频发即可窥斑见豹。

　　所幸地方债务问题终至藏无可藏。目前来看，解决这个问题已然呈现两条路径：其中一为严格审计，严格监管，促使地方政府、国有银行自查自纠；再一就是发挥银行上市效用，借助信息披露、股东施压、股价考核等方式，由外而内地迫使利益纠葛中的国有银行自断其腕。当然，在此之外，更具终极意义的解决之道，仍需寄望于不断推进国有银行公司化改造，以及大力转换政府职能，最终使得银行与政府各自安守做大做强与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