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债务上限谈判如火如荼，由于美国国债已触及14.29万亿的法定上限，如果8月2日美国两党不能达到提高债务上限谈判，那么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话说“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但很多人相信，美国债务上限谈判的危机最终不过是一个“小插曲”，美国会提高债务上限，避免债务违约。

　　 不过，我们认为，美国的债务上限谈判问题无论结果如何，对中国的影响已经“注定”，无非是路径上的细微不同而已。因为中国拥有超过1万亿规模以上的美债的最大风险来源，不是美债价格缩水，而是美元贬值。坦率地说，如果美国发债缩小，美债价格相反会强劲上升，不会出现债券之王比尔·格罗斯所说的“美债价格会暴跌”。原因很简单，中国或者日本这样的外部买家依然被动持有美债，其他任何一个市场的容量都无法满足中日诸国庞大的外储，而美联储伯南克依然放出“新量化宽松依然是选择项”的暗示，那么美债的购买方的势力依然是强劲的，而美债供应却减少，其结果可能是美债的价格不仅不跌，有极大的概率反而会强劲上升。

　　 所以，从美债价格的角度看，中国小幅度增持美债是安全的。但是，如果抛开这个坐标系，从币值的角度看，美元问题将是最终埋单方。美元指数的下跌仅仅反映一部分问题，因为美元指数是美元在其他纸币参照系下的状态。关键在于，其他纸币并不是个稳定的“锚标”，比如欧元、加拿大币或者澳元不会一直对美元上涨，如果美元的贬值威胁了这些经济体的出口竞争力，它们会在行政力干预下对美元贬值，从而形成了“联动式”的变化。于是，唯一的“恒定升值方”其实就是黄金。任何一种纸币都不配称为“恒定的升值者”——无论其拥有多大的外储或者贸易顺差。

　　 受美国债务上限问题的刺激，7月18日黄金已经疯狂冲破1盎司1600美元“大关”。这其实有悖论，因为流行的观点觉得美国高负债问题是黄金飙升的推动力，那么美国债务受限，对黄金应是“杀伤”，如何反成为助推？我们认为，市面上对黄金的观点大多是错误的。黄金上涨跟通胀无关，黄金跟整体货币存量的高增长无关，黄金跟股票市场（例如道指）的火爆或者萧条无关，黄金跟债市红利水平无关，黄金甚至独立于经济周期。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大量历史证据牢固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说黄金对通胀有“保值”，那么黄金为何在2009年次贷危机发作下的全球通缩情况下先回调然后猛烈上涨至新的高点？如果说黄金因“避险”而生，为何在2005年-2007年这段世界繁荣期依然上涨？如果说黄金同步大宗商品，次贷危机让原油从140美元跌至40美元，尽管反弹但未达历史高点，而黄金却不断创出新纪录？如果说黄金是因为高纸币存量上涨，为何在1991年-2000年的全球纸币量总体增长状态下，黄金跌了整整十年，这段时间被称为“淡金年代”。

　　 市面上的那些流行观点都是错得离谱。我们对“特里芬问题”进行新的推演，从而构筑出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式。特里芬难题指的是：美元是全球需要，但美国的实力却是世界经济的局部，局部支撑整体有悖论，美元迎合全球需要，则美元币值下跌，美元根据美国实力供应，则全球出现货币紧缩。我们认为“特里芬难题”有点僵硬，做一个新的演进式处理。“特里芬2.0”指的是：即使美元满足全球需要甚至过度泛滥（老“特里芬”版），只要美国的经济增长若超过全球平均速度，那么人们将会预期未来美国依然能支撑其币值。而在这种情况下，美元将压倒性地打击黄金。否则，黄金将获得飙升的基础。

　　 可以检验一下我们的理论。在1991年-2000年黄金狂跌十年的“淡金年代”，美国在克林顿主政时期步入新经济阶段，1991-2000年的年均GDP增长率达3.7%，而此时全球经济增长率是2.6%，美国经济增速比全球快，意味着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版图上是“扩张”的，黄金跌跌不休，黯然无比，凯恩斯过去斥其为“野蛮的遗迹”令人信服地生效。但2001年是一个转折点，美国GDP只有0.8%增长，“911”事件被认为是黄金激活的起点。而以2001年-2008年而论，美国GDP平均增长3.2%，而全世界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至少达到了3.8%，金砖四国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强势崛起拖动全球经济进入“G20”时代，美国在全球经济版图上是收缩的，黄金强势上涨10年，迎接坚硬无比的牛市时代。

　　 目前情势依旧不改，美联储原本以为美国2011年的经济增长会达到2.6%，但现在悲观地表示极大可能会在2%以下，只有1.8%的水平。而新兴市场国家尽管用紧缩政策控制经济过热，但增速亦会相当可观，IMF对全球经济增速下调至4.3%的水平，即使再悲观一点，全球也会有平均3.8%左右的增长。这意味着美国同全球经济平均增速的差距严重夸大了，这个“差值”即是支持黄金不断上涨的基础动力，它背后的含义是货币多极化的态势将史无前例地推进，黄金则是这个过程最大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