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洪安、张裕光

　　1961年，徽州休宁老县城，一位名叫胡洪椿的68岁老人，结束了50年商海浮沉的生涯，在寂寞中悄然离世。

　　胡洪椿是有着近200年历史、曾占领大半个中国墨业市场的“胡开文”墨号的第六代传人。他最辉煌的一页，是接手墨号仅仅五年后，即1915年，便以一份独具匠心的“地球墨”，获得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

　　但他去世的四年前（1957年），其独自苦苦撑持的“胡开文”休城老店已告关闭，古老徽商的最后一点余脉至此宣告中断。

　　时光倒流四百年。1559年（明嘉靖三十八年），在休宁东北数百里的杭州城，出身徽州的“倭寇”首脑王直（又名汪直）被软禁两年后终遭官府处死，演变成一桩至今争议不断的奇案（参见本报2010年12月20日、2011年1月10日D1版《王直之死》）。

　　徽商兴衰，绵延四百余年，期间多少风云激荡，几许风流人物，王直和胡洪椿，不过是其中两片浪花而已。

　　无徽不成镇

　　所谓徽商，是指以新安江流域为中心的徽州府一府六县（歙县、黟县、休宁、绩溪、祁门、婺源）的商人。

　　徽商起源于何时？早在上世纪40年代，徽商研究第一人傅衣凌便提出“最早当始于宋”，因宋代茶商是中国最大商业资本之一，而徽州恰好是著名的茶叶产地。宋室南渡后，经济中心下移，徽浙两地经济关系本来密切，由此手工业及商贸活动更得到促进。但傅又称，徽商“占有中国商业史上的重要地位，则约在明代中叶前后”。

　　近年出版的《徽州文化全书》之《徽商》卷里，安徽师大学者王廷元经多方考证后认定，徽商作为一个广有影响的大规模商帮，是在明成化（1465～1487年）、弘治（1488～1505年）年间形成的。此时距明太祖朱元璋立国已达百年，社会大体安定，农业生产力提高，商品经济经宋元两代滋长已有相当基础，徽商遂获得扩张良机。

　　自此期间到明万历（1573~1620年）中叶的一百余年，是徽商大发展的阶段。换言之，身兼“海商”与“倭寇”双重角色的王直受刑之日，正是徽州商帮走向第一个辉煌顶峰之时。王直死后不过两年，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徽商最早的互助组织——歙县会馆在北京创设，而王直的老家就是歙县。

　　一般认为，盐、典（当）、茶、木，是徽商经营的最主要行业，粮食、棉布、丝绸、瓷器、纸张、制墨、刻书及餐馆业稍次之。

　　最早系统研究新安商人（即徽商）的日本学者藤井宏，归纳了徽商资本的七种来源，即合伙经营的共同资本、转授资金的委托资本、妻家提供或嫁妆转化的婚姻资本、亲友同族支持的援助资本、继承而来的遗产资本、官宦出资的官僚资本，以及白手起家的劳动资本等等。

　　比如清乾隆年间创办“胡开文”墨号的胡天注，就是十几岁时离开绩溪老家出外当墨店学徒，得到休宁制墨名家汪氏赏识，招为女婿，最终承揽其全盘生意，才得以开创二百年辉煌家业的。

　　傅衣凌则认为，徽商能雄飞于明代商界，理由至少有二：一是他们多兼营金融业务，接受外界存款，彼此开展汇兑业务，即汇票制度，这让徽商获得可扩充业务的大量周转资金；二是徽州人的商业道德，颇为时人所称道，见财不昧、拾金待还的故事，以及对借贷的信用，在徽州各地方志中，史不绝书。

　　根据记载，明朝中叶，徽州商帮中已出现一大批手握巨资的富商大贾，其中“藏镪（银锭）有至百万者”，到了极度兴盛的乾隆年间，竟有“富至千万”的大商人出现。

　　徽商沿着长江中下游和运河水路交通线建立商业网络，并在南京、芜湖、安庆、武汉、扬州、苏州、杭州、临清等城市建立商业殖民地，这些地区通称“大徽州”。

　　而徽商足迹不限于此，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明清民间有谚语云：“钻天洞庭（指苏州洞庭商人）遍地徽”、“无徽不成镇”，由此可知其商业活动之无远弗届。

　　海盗与海商

　　王直东海称王的那些年头，困扰明朝的“倭患”正愈演愈烈。

　　“倭寇”本指明代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嘉靖一朝的45年间（1522～1566年），“倭患”次数猛增到628次，占记录在册总数量的80%，嘉靖后期，即1552~1566年的十五年间，“倭患”多达609次，占嘉靖一朝几达97%，史称“嘉靖倭难”。

　　但按《明史》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者十之七。”“真倭”是货真价实的日本人，“从者”则是沿海地区三教九流的中国人，而事实上，“倭寇“首领清一色是进行走私贸易的中国海上冒险家。

　　嘉靖十九年（1540年），年轻气盛的王直与同伴远赴广东高州打造大船，满载明朝政府严禁出海的硝磺、丝绵等物，销往日本、暹罗（今泰国）诸国，五六年间便积聚巨额资本，在各国商人中声名鹊起，号称“五峰船主”。

　　1544年，他加入歙县同乡许栋的海商集团，担任要职，后许栋遭官军围剿败亡，王直另起炉灶，自立为“靖海王”，在浙江舟山定海关主持开市贸易，并向朝廷提出开放海禁的要求。据记载，王直曾言：倭国缺丝绵，必须开市，海患乃平。由此或可见其海商本色。

　　但朝廷派俞大猷带兵前来围攻，王直只好将活动基地迁往日本平户（今属日本长崎县），挂起“徽王”旗号，部下中国人至少有三千左右，公开与明王朝对抗。

　　继傅衣凌、藤井宏之后对徽商研究有开拓之功的广东学者叶显恩，视王直为徽州武装海商集团的代表，认为当时留下的大量历史资料，撰写者大多站在正统的“防倭禁海”立场上，所以才着重描述海商破坏性的一面，以及官府剿抚的经过。

　　他指出，从遗留下来的文献记载中，已经透露出，16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东亚海域贸易格局的变化，海上走私活动转移到杭州湾外的舟山群岛，以双屿港、烈港等为中心，徽州位于皖南，与浙、赣两省为邻，由新安江通往杭州湾，成为联系海洋的纽带，正在崛起的徽商，商业触觉敏锐，面对外部世界兴起的海洋热、香料热、黄金热，自然不可能置身于事外。

　　他又引述上海师范大学学者唐力行的观点，指徽州海商不局限于海盗式的走私贸易，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往来贩运于海上者为核心，陆上的行商为中介，江南市镇的徽州坐贾及当地手工业作坊主为外围。

　　一头是徽商在中国内地建立的以血缘和地缘相结合的庞大商业网络，一头是侨居海外各地（东南亚为主）的华人，徽州海商正是通过结织这一网络，谋求超常规地增殖资本，于明嘉靖后期，掀起中国海洋贸易的第一波。

　　但徽州海商“亦商亦盗”的激烈行事方式，毕竟给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带来很大冲击和破坏。对此叶显恩解释说，从世界范围看，在古代，海上贸易是与海盗、走私、掠夺和奴隶贩卖联系一起的，到16世纪，欧洲人对海盗和合法贸易也没有严格区分，直到18世纪，欧洲理论界才开始谈论国际法上海盗和合法贸易的区别。

　　叶显恩感叹，以王直为代表的徽州海商，敢于加入刚刚勃兴的世界性“向海洋挑战”的行列，意识可谓超前，但正因如此，自不能见容于当时的社会，更不能为当道者所容许。

　　叶认为，传留至今的关于王直和胡宗宪（时任兵部侍郎兼直浙总督，主持平倭，以徽州同乡之谊诱捕前者）的文献记载，只能看做是国家话语权的表达，是权力支配者写下的历史，无从发言的一介平民王直，只能任由国家权力精英和御用知识精英，当做一个政治犯来判决。

　　官商受“官伤”

　　王直死后，胡宗宪及其一手提拔的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继续大力征剿，不数年，浙江沿海“倭患“渐平。

　　尽管后来隆庆年间（1567~1572年）朝廷决定“开海”，海上贸易得到一定恢复，但徽州海商已元气大伤，闽商取而代之成为舞台上的主角，这才有明末郑芝龙、郑成功父子麾下的福建海商集团据守东南一隅，进而收复台湾、抗拒清廷的一段传奇。

　　明末清初，战乱频仍，徽商惨遭浩劫，生意一度跌入低谷。直到康乾盛世（1681~1796年)期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口增加，清廷又实施保护盐商世袭垄断经营的“纲盐法”。早在明嘉靖、万历年间已雄踞盐业的徽州富商大贾，纷纷卷土重来，涌入扬州，再度把持盐利。当时两淮盐业八位总商（相当于盐业公会首领）中，来自徽州歙县者“恒占其四”。看到这些“富至千万”的大盐商时，据说连南巡扬州的乾隆皇帝也惊呼：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在这些徽州盐商中，以乾隆年间担任总商四十年，“以布衣上交天子”的江春最为著名。

　　祖籍徽州歙县的江春，出身盐业世家，父亲即任总商多年。他善结交盐政官员，且为了讨好清廷，以各种名义捐输报效银数总计达1120万两，号称“百万之费，指顾立办”。乾隆六下江南，扬州是必到之地，江春每次都不惜万金，曲意逢迎，大得皇帝欢心。乾隆五十年（1785年），在北京举行千叟大宴庆祝，江春应召赴宴，并获赐杖之荣。

　　徽州盐商是在清廷保护下发家致富的，也往往在政府的盘剥下倾家荡产，江春亦不例外。由于经年累月的报效捐输，以及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加上清朝中叶前后盐商的整体衰落，江春晚年陷入“贫无私蓄、家产消乏”的窘境，反过来要乾隆爷开恩，从国库拨款借贷以度日。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病故时，这位曾富可敌国的大盐商几乎没留下什么家产，连其后人的基本生活都成问题。

　　江春去世后将近百年，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徽商，也走到了其跌宕人生的末路，他就是胡雪岩。

　　关于这位红顶商人盛衰荣辱的故事，得益于近年商界人士的大肆渲染，人们已耳熟能详，特别是光绪八、九年间（1882~1883年）与洋商进行的生丝大战，功败垂成，令人唏嘘（参见本报2011年5月23日D1版《大清首善之死》）。

　　其实，胡雪岩大半生的辉煌，充其量是一步步滑向衰落的徽商的最后一抹斜阳。早年王直试图突破海禁、挑战体制，虽遭横死且身背骂名，但仍处处显露上升期的徽商创新求变的气度。而无论江春还是胡雪岩，谋求官商一体，以为得到权力庇护便可无往而不利的思维模式，则更多折射出中国传统商人缺少独立人格的悲剧色彩。

　　安徽师大学者王世华在《徽商》一书中总结称，徽商衰落过程大体上以道光三十年（185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嘉庆（1796年~1820年）、道光（1821~1850年）时期，作为徽商中坚的盐商，随着“纲盐法”的败坏，私盐盛行，盐价下跌，势力已日趋式微。道光三十年，淮南盐业改纲为票，失去垄断保护，徽州盐商迅速消亡。

　　随之而来的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太平天国及捻军与清廷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各地徽商损失惨重，徽商老家徽州也受战火波及。尽管徽州茶商一度中兴，但到光绪中叶时，因在茶叶外销市场竞争中失利，失去最后支撑的徽州商帮，终于退居历史舞台的边缘。

　　余音

　　据胡洪椿之子胡玉麟近年回忆，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入高潮，父亲曾给休宁县政府打报告，要求将“胡开文”墨号休城老店合并到由几家分店组成的“公私合营屯溪胡开文墨厂”，但没得到允许，“主要是县里考虑这个店属于历史悠久的名店，想保留下来”。1957年，这家百年老店正式停业。

　　1966年9月，停业近十年的休城老店成了“破四旧”的第一个对象，胡氏后人一家被赶了出来。等到“文革”结束后，胡玉麟只领回了部分破败不堪的房产，里面大量墨模、成品以及曾国藩题写的招牌，早已难觅踪迹。1995年，这座老房子转手后成了一家豆腐坊，直到2005年经媒体报道后，当地政府才表示要收回并加以保护。

　　同样是在2005年初，发生了南京和浙江丽水两位大学教师夜闯歙县，砸毁王直墓碑的事件。他们的理由是，此墓由日本人修筑，而王直是“倭寇”、“汉奸”，是可忍，孰不可忍？事件曝光后，又引发一轮如何评价王直，他究竟是徽州海商的先烈，还是引狼入室之败类的争论。

　　正像已经75岁、花费半生精力关注研究徽商的叶显恩所言，四百年前那段聚讼纷纭的“嘉靖倭难”的历史，以及王直等徽州海商（或海盗）正邪难辨的往事，相信今天和以后仍会有永无止境的解读和探讨，今天我们所能做的是，既要把这段历史置之于当时的特定背景下理解，又要从现代的眼光出发，做出贴近真实的分析。

　　一部400年徽商史，或许亦当如是观。

　　感谢《安徽年鉴》编辑部主任胡卫星、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卞利、黄山市社科联主席汪炜对本文采写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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