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戈 | 文

　　惟有以符合法治原则的法律体系来管理社会，长期、具有弹性和活力的稳定才可能实现

　　好

　　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无论假定“人之初”是“性本恶”还是“性本善”，其生活环境中的制度性诱因，往往是影响人们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之一。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在开篇写道：“正义是使每个人得到其所应得的部分的这种永恒而持久的愿望。”但谁来分配正义，使每个人都得其应得？

　　 东西方各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迥然不同。罗马法体系将人类行为分类、设定为各种“因”，同时又用规则明确了各种“果”，因果相应。法官虽有裁量权，但法律框架明确清晰，可左右腾挪的范围有限。同时，由于法律相对独立于政治，法官需以理服人，法律因此被发展为一种“善良与公正的艺术”。

　　 中国古代也有用法律明纲纪、定赏罚的思想，以荀子和此后的法家为代表。比如《荀子》尝言：“君法明，论有常，表仪既设民知方”。但即使在荀子那里，君权也大于法律，法律只是可资利用的工具之一。新中国的政法传统，也充分体现了这种法律为政治服务的思想。

　　 现代化的进程，必然带来社会的日趋复杂化、人际交往方式的多样化以及风险的密集化。率先进入现代社会的西方国家，或者复兴了罗马法传统，或者从普通法中发展出宪政原则，开始将法治作为管理社会的主要方式。因为非人格化的法治可以为人们的交往活动提供确定的指引，使人们清楚地知道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也使社会管理者不至于承担过重的个人责任。惟有以符合法治原则的法律体系来管理社会，长期的、具有弹性和活力的稳定才可能实现。

　　 中国的信访制度是政法体制中的重要环节，体现了对法治的不信任和政治挂帅的精神。从信访的主要功能来看，它既满足了一定的社会需要，也带有很强的长效副作用：一、信访体现了群众路线的方针，其原初设计有助于反对官僚主义，实现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但当党政机关官僚化日益严重，干群关系紧张已成事实的时候，信访就成了抗争-打压的负和博弈；二、信访为实质正义的实现开辟了通道，满足了人民群众重实质轻形式的需要，但形式既失，对实质正义的判断就成了各说各话，人民群众对它的追求便可能永无止境；三、信访为党政权力介入司法决策提供了合法渠道，却使党政机关不堪负荷；四、信访为父母官形象的树立提供了机会，却进一步导致了司法的边缘化；五、信访是中国式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组成部分，但其因人而异的结果，从长远来看增加而不是减少了纠纷。

　　 当上述弊端变得日益明显的时候，中国政府采取了把信访“纳入法制轨道”的措施。2005年通过的《信访条例》，试图将信访程序化、规范化，提出了“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这种试图用法律这双小鞋来框住政法这双大脚的做法，并没有带来良好的效果。试想，人们之所以诉诸信访，本身便是由于对司法和行政等法定渠道失去了信任，从而期盼“青天大老爷”法外施恩。如今这种法外途径要受这么多条条框框的限制，教人情何以堪？

　　 《信访条例》规定了对种种“违法上访”情形的相应处罚，为地方政法部门提供了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和很大的处罚权。在维稳大政策下，“依法信访”和“依法接访”往往成了地方政府侵犯访民人权、用粗暴方式阻止上访的借口。

　　 黄四辈、魏兰夫妇本是本分人，只因20多年前因与村干部发生冲突而遭受处罚，进而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处处遭遇人为施加的种种不公，从此走上了上访不归路。越上访而冤屈积累越多，越冤屈而越要上访，这个怪圈，他们迄今无法走出。实际上，像电影中的秋菊一样，他们要的只是一个“说法”，也就是清白的名誉。这个说法，对县委县政府来说却是比拿出12万元困难得多。

　　 爱德华·赫曼在《恶的平庸化》一书中阐发了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同名概念，他写道：“通过常规化过程，常人得以有组织地、系统性地干出可怕的事情。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丑恶的、可耻的、残忍的乃至难以启齿的事情变得例行化，甚至被认为‘事情就得这么做’。”故此，随意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就这样被“例行化”了。让官员承认自己做错了，除非有独立裁判者，根据法律提出这种要求，否则很难实现。

　　作者为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