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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宾:大干快上凸显经济增长质量低下

2011年07月26日 01:16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黄宾

  近日,一系列交通悲剧使国人备感焦灼。温州、杭州接连发生桥梁坍塌事件,刚投入运行的高铁一再遭遇停电折磨,7月23日晚的动车追尾灾难更令国人悲恸。

  事实上,“质量问题”还不仅仅存在于交通领域。郑州8栋安置保障房封顶两月因质量问题拆除,上海“11·15”大火也与采用不符合标准的防火保温材料有关,紫金矿业、哈药集团等一批企业严重污染环境。更为严重的是,食品安全问题不断蔓延。

  凡此种种,无不凸显出当下经济增长质量低下之虞。

  过去30年,中国经济保持了超过9%的平均增速,GDP跃居世界第二,可谓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经济奇迹的产生,主要靠的是投资驱动,靠的是生产要素的投入驱动。这一模式,正如克鲁格曼在《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所指出的,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这种模式的天花板。

  麻省理工学院的索洛(Robert Solow)教授在一个著名的估计中认为,美国长期人均收入的增长中,技术进步起到了80%的作用,投资增加只解释了余下的20%。中央显然已经意识到了原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并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的主线。

  种种迹象表明,“低质量增长”、唯GDP至上的模式,已迫近社会承载力的临界点。

  首先,环境污染导致的社会成本不断上升。根据中国2006年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中国2004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当年GDP的3%。2007年《瞭望新闻周刊》报道:“全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我国占了16个……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0%左右。”根据环保部近期数据,2009年全国发生32起重金属污染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我国江河湖库底质的污染率达80.1%。全国近岸海域铅的超标率62.9%,铜的超标率25.9%。重金属污染面积至少2000万公顷。

  其次,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据估计,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对GDP的贡献高达三成。在一些城市,土地出让金已经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但是严重偏高的房价收入比,使得公众只能望房兴叹。不仅如此,房地产更成为许迈永、许宗衡等高官寻租的黄金宝地。“土地奶奶”罗亚平(辽宁抚顺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拥有27套房;山西蒲县煤炭原局长郝鹏俊有36处,其中35处在北京,基本都位于二环附近的黄金地段;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原处长陶建国有29套房产;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有14套房产。

  再次,“铁公机”大干快上,质量安全隐患令人忧心。地方官员为了自己任期内出政绩,不少项目大赶工期,质量问题层出不穷。耗资甚巨的广州大剧院对公众开放几个月后,墙壁和天花板就出现大裂痕,玻璃幕墙脱落,雨水渗透进内部。在这座建筑物外壁的7.5万块花岗岩中,很多质量很差正在被更换。有着“亚洲第一站”之称的京沪高铁南京南站开通不到10天,北广场已有数千平方米的地砖被施工人员敲碎,重新铺设。而“铁公机”也是腐败重灾区: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铁道部运输局原局长张曙光等多名高官落马,河南省交通厅更是创下连续四任厅长被双规的纪录。

  最后,是食品安全危机成失控之势。2007年爆发的三聚氰胺事件并未成为食品安全问题的终点站,而是成了起点。今年瘦肉精事件之后,食品安全危机几乎是遍地开花。

  “低质量”增长的危害自不待言。它危及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其代价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看到,“低质量增长”的本质是社会财富的不合理再分配。一方面,企业通过污染、偷工减料、胡乱添加等途径将生产成本“外部化”,转嫁给社会公众承担;另一方面,官员则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寻租。其结果就是收入分配两极化加速,虽然中国人均GDP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但基尼系数已经与美国相当。

  收入分配两极化、企业的寻租致富、官员的腐败,构成了具有破坏力的组合。温家宝总理2009年在剑桥大学演讲时引用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话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诚哉斯言。

  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像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速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能让大多数人被抛下,否则列车就有脱轨的危险。

  如何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成功的大众化?笔者以为,首先,政府应放弃过多的权力,逐步退出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让市场在资源(特别是土地、金融)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其次,要打破央企垄断,通过优化竞争“还利于民”。再次,强化政府财政开支的透明度,以舆论监督来挤压政府乱投资、乱消费的冲动。中央部委公开“三公经费”上的左支右挡,更凸显了舆论监督的巨大威力。最后,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要实现司法独立,这是杜绝官员腐败、企业寻租的根本路径。

  GDP增速第一不是我们的目标,低质量的GDP世界第一更不是我们的目标。让经济发展真正造福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才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为此,我们需要慢下脚步,让灵魂跟上脚步,让大多数人生活的梦想跟上经济车轮的运转。

  (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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