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 扬

　　前几天媒体聚焦“脊梁奖”，由质疑倪萍领奖到谴责主办方敛财，其实还远未触及问题的核心。据最新消息，文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由文化部主管的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已经8年没有年检，该联合会主办“共和国脊梁”评奖确属违规。此前国资委也表示，其下属的中国经济报刊协会主办的“共和国脊梁”评奖，没有向业务主管单位报备，属于违规活动。（分别见7月26日《新京报》、7月21日《南方都市报》）

　　随着媒体报道逐步深入，“共和国脊梁”的两个主办方找到了，主办方的主管单位也找到了，分别是文化部和国资委。从两部委的表态看，显然意在强调“不知情”，极力撇清自己的责任。但是，下属的社团组织长期从事违规活动，作为主管单位的文化部、国资委为何一直没有察觉或者视若无睹？是不是一种失职？这个责任，恐怕是很难撇清的。

　　一些民间组织（尤其是一些行业协会）巧立名目搞评比、发大奖借机敛财，败坏了民间组织的声誉。有人可能据此认为，应当进一步加强对民间组织的管理。这种看法原则上没错，但怎样加强管理值得思量。我国对民间组织实行双重管理体制：成立民间组织须先找一个政府部门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然后才能到行政主管单位——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双重管理体制本意在于加强管理，让民间组织处于两个“婆婆”监管之下，但实际情况往往是，两个“婆婆”相互推诿，谁都懒得管，由此导致民间组织管理上的一大弊端——重审批、轻监管，登记成立的门槛很高，一旦成立便往往放任自流。

　　实际上，“脊梁奖”闹剧从一个侧面表明，要求民间组织必须挂靠在一个业务主管部门名下，实在没有太大必要，这种“业务挂靠”对于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业务主管部门连自己的“业务”都忙不完或者忙不好，哪里有心思、精力去监管名下的民间组织？文化部和国资委如此，其他政府部门恐怕也差不多。

　　没有积极意义也就罢了，双重管理体制还至少存在两个弊端：其一，由于必须找一个业务“婆婆”挂靠，致使很多民间组织因找不到“婆婆”而无法登记注册。据报道，中国目前有300多万个民间组织，只有44万个在民政部门注册，即近九成的民间组织处于不合法状态，这种“不合法状态”既让很多民间组织无法开展正常活动，也因其完全脱离监管而潜藏巨大的社会风险。其二，那些获得了合法身份的民间组织，因有挂靠的政府部门做靠山，往往派头很大、胆子很大，其半官半民的身份被称作“二政府”，一些民间组织经常假借“婆婆”的名义四处招摇撞骗，搞起活动来动辄冠以“中华”、“中国”、“共和国”的大名头，很是唬人——想想看，假如中国经济报刊协会和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不是背靠国资委、文化部这两棵大树，他们敢用“共和国脊梁”这样的大名头吗？即使敢，恐怕也唬不住几个人。

　　中国社会发展亟须民间组织成长壮大，民间组织管理应从“重审批、轻监管”转为“轻审批、重监管”。怎样“轻审批”？前不久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民间组织将可直接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不需要挂靠业务主管单位。怎样“重监管”？仍是李部长所言，民政部门将对民间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也就是说，民政部门将成为民间组织“二合一”的管理单位，避免两个“婆婆”相互推诿，同时避免民间组织依仗业务“婆婆”的权势到处惹是生非。

　　民间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已经明确，而“脊梁奖”闹剧无疑表明，这项改革需要提速，尽快进入实践层面，而不能停留在口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