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严葭淇 北京报道

　　 旗袍的前生是什么样儿？看过小说《红楼梦》的人，一定不会淡忘其中对服饰的精妙描写：宝玉出场时穿的是“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黛玉初到贾府时见王熙凤穿的是“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银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袭人回家时穿的是“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这些在旗袍诞生前流行的清代服饰，即便是在抽象的语言中，也散发着璀璨迷离的光华。

　　 而时光流逝200多年后，记者有幸目睹了这些跨越时间长河的霓裳华服……

　　兰花蝴蝶，

　　慈禧和贵妃的最爱

　　 一件“清光绪粉红色绸绣百蝶兰花纹宫廷衬衣”，淡粉色的丝绸上绣着一朵朵淡雅精美的兰花和蝴蝶，这件亮相于永乐春拍“华彩霓裳——张信哲先生珍藏清代织绣专场”的衣服非常的美丽，而北京永乐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专家部主管戴岱先生，也为记者讲述了这些华服的前生今世。

　　 据他介绍，这件衣服是清朝宫廷嫔妃穿的，之所以叫它衬衣，是因为它是嫔妃日常穿的衣服。而上绣的兰花是慈禧时期最流行的一种纹饰和宫廷风尚。因为慈禧的小名叫“兰儿”，出生的月份也是玉兰花盛开的季节，所以在晚清的织绣、瓷器和别的宫廷器物上都能看见它的身影。

　　 慈禧作为当时的国家最高首脑，饮食起居都非常强调自己的审美。除了对兰花情有独钟外，她也非常喜欢紫藤萝和蝴蝶图案，这从留存下来慈禧的一些老照片就可以看出来。展场中，一件“清光绪御用宝兰色暗花绸镶青缎绣百蝶纹边宫廷女坎肩”，就是慈禧穿过的衣服。这件坎肩外面是宝兰色面料绣蝴蝶花卉，内衬却是皇帝专用的明黄色。而之所以把明黄色穿在里面，戴先生解释：“明黄色虽然是皇帝皇太后的专属颜色，但他们也不可能整天都一身黄，所以把明黄色穿在里面，外面还是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图案。像这种百蝶，既有喜庆的寓意也有长寿的意思。”

　　 在春拍预展的80件织绣中，绝大部分为清代女性服饰，而张信哲最钟爱的是一件“清道光红色锻绣八团喜相逢花卉纹宫廷吉服袍”。这种吉服袍是贵妃们在宫廷举行盛大典礼时穿的，色彩非常绚烂，图案纹饰有明显的道光时期特征。“道光时期流行这种八团花的图案，胸前胸后及两肩共有八个大团花。团花的中间是牡丹，旁边是蝴蝶，当时管这种团花叫‘喜相逢’。这个衣服下摆的纹饰叫‘寿山福海’，红色蝙蝠寓意洪福齐天，两个袖子上大朵的牡丹，寓意富贵吉祥。”

　　 除了春秋冬三季穿的袍褂，清代贵妃们在炎炎夏日时的穿着也很讲究，区别在于色彩花纹都比其他三季更简单清淡些。她们尤其喜欢穿一种用暗花纱制作的衣服，颜色以深沉的蓝、绿为主，面料中织有大朵皇家特有的团花，薄如蝉翼的面料，细节丰富而含蓄，给人以湖水般沉静的感觉。

　　博古花卉，

　　豪门贵妇的衣饰喜好

　　 相对于宫廷服饰有规律的奢华，清代民间豪门贵妇的衣饰则自由多变，花纹内容也有别于宫廷。因为一些固定的图案是民间服饰禁用的，比如兰花、蝴蝶和大团花，就不能在民间服饰中大面积运用。也因为这个原因，在豪门贵妇的衣襟上，记者看到了典雅的博古、甜美的海棠和人物、公鸡这样一些温柔可亲的花纹。

　　 和宫廷贵妃们一样，豪门贵妇也是在不同场合穿不同衣服。一件大红耀眼款式特别的“清同治红色羽沙缀打籽绣博古花卉纹女马褂”，是清代贵妇的日常穿着。戴先生介绍，它最大的看点在于，“把一些云肩纹饰给绣死了，便于日常穿着，也更生活化。”

　　 预展上，各种颜色质地的绣花褶裙也是一大亮点。绣花褶裙是清代贵妇的日常服装，因为款式变化不大，也没有成衣出售，贵妇们便在面料质地和纹饰上讲究。从“清晚期红色暗花纱绣蝴蝶牡丹纹裙”、“清晚期石青色绣博古花蝶牡丹纹裙”到“清同治米色暗花皱绸绣荷花纹百褶裙”，可以看出那个年代上层女性的风尚和喜好。

　　 除了穿衣打扮，当时贵妇对日常起居用品也很在意。“清晚期米色暗花绸绣牡丹万福纹怀裆”、“清晚期蓝色缎绣缠枝莲纹怀裆”，是两块绣满牡丹、万福、缠枝莲等花纹的方巾。这种方巾在当时叫“怀裆”，也叫“口布”，其实就是今天吃饭时用的餐巾。

　　20年珍藏，

　　源于外曾祖母的绣花鞋

　　 身为情歌王子的张信哲（以下简称“阿哲”），其实是一个品位独特的藏家。他收藏的范围很广，举凡过去年代留存的美丽，都是他珍爱的：古董家具、老照片、各种油灯具、玻璃器皿、古代和民族服饰……早在2005年，他就出版了自己的收藏著作《玩物哲学》。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50岁时能成立一个收藏博物馆。

　　 此次在永乐拍卖的织绣都是阿哲珍藏了20年、30年的，一件件从海外购得的藏品。他也谈到自己收藏织绣的原因：最早是因为有着一对三寸金莲小脚的外曾祖母，经不住他的耍赖，送给他一双精美的小绣花鞋。后来外曾祖母去世，阿哲又从她的衣箱中，翻出了许多从未见过的漂亮衣服，他惊讶于外曾祖母也曾有过那么华美的青春岁月。

　　 其实，阿哲从小就有保留、收集物品的习惯。为了收藏，他甚至可以到垃圾堆里去寻宝。当然，他最经常光顾的还是纽约、伦敦、巴黎、中国香港等地的大卖场和拍卖会。除此之外，他还是网络拍卖会的参与者，因此还小小地上过一回当。那是一个伦敦网站的拍卖，阿哲在上面看见了一件心仪的织绣衣服，便拍了下来。后来收到物品一看，发现衣服是货真价实的古董，但它的局部却被修改过。

　　 戴先生介绍，古代织绣的存世量并不多，大概也就几千件，且主要留存海外，目前市场上的织绣基本都是海外回流的。因为西方人很喜欢中国的织绣，早在18世纪，织绣就开始流传海外。目前织绣在海外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老外甚至会穿着织绣服装去参加PARTY。而经历过文革等运动的国内市场，则几乎很难看见古代织绣精品。

　　 织绣也有着较好的投资潜力，特别是宫廷织绣，“因为宫廷的瓷器、杂件已经卖得很贵了，一个光绪赏瓶已经卖到30万了，而这种宫廷服饰，一件一般也就五六万”。在永乐春拍上，张信哲最珍爱的那件预估价为20万-30万的“清道光红色缎绣八团喜相逢花卉纹宫廷吉服袍”，就拍出了41.44万的高价。

　　 织绣也比较好保存，只要防虫就可以。“如果精心的话，保存几百年没问题，如果控制温度湿度，那就几乎能永久保存下去。”戴岱说。

　　画家不要单纯为名利所画

　　——专访山水画家袁家保

　　本报记者 祥宇 北京报道

　　 不久之前，一幅名叫《韩台之春》的八平尺画作亮相于京城著名拍卖行荣宝斋的画廊中，尽管这是它的第一次亮相，但还是引起了广泛地关注。这幅画的作者便是山水画家袁家保。

　　 或许是因为有着典型的北方人的性格，所以袁家保的话语并不算太多，但是当与记者聊起自己在创作过程中所遇到的点点滴滴，以及时下书画界面临的种种不好的现象之时，他逐渐打开了自己的话匣子。

　　“山水之路”的曲折

　　 《华夏时报》：您是如何喜欢上中国山水画创作的？

　　 袁家保：我爷爷跟我曾祖父都是清末的秀才，也可以说算得上是书香门第吧。受到老人的熏陶，所以从小就对书画创作比较喜欢。后来为了继续中国山水画的创作，我就去了天津美术学院。

　　 《华夏时报》：在美术学院毕业后就一直专门从事中国山水画创作吗？

　　 袁家保：可以这么讲，从那里毕业后，因为我生活的那个年代是比较艰苦，一个月30多元的工资，上有老，下有小。遇到很多很多困难。不过，即便是生活艰难，可是为了创作我用了5年的时间，去黄山、泰山、峨眉山、桂林、长江三峡等地方。因为山水画的创作必须要深入到深山大川当中去。

　　 《华夏时报》：在名山大川中写生，是否会如大家印象中那般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

　　 袁家保：其实不是那样子的。20多年前，我去张家界写生，在一片野竹林里，遇到了劫匪。那是一群不大的年轻人，他们说你把包放那里，就要搜我的包。我说我就是一个画家，包里没什么钱，都是画。他们不相信，硬是让我把包放在地上。我就自己一个人，也没办法，只好放下包。他们打开包一看，除了写生本、画纸、毛笔之外，就只有两包香烟，而且都是一毛三分钱的。他们看了看之后说“这肯定是个穷画家”。他们又细细地搜我的身。我当时身上就10块钱，放在两个口袋里，我害怕他们都搜去，我就在他们搜之前把其中一个口袋里的6块多钱掏出来给他们。他们看了看，说我是挺老实的一个人，就给我留下点钱回去。所以他们把其中的3块钱扔了下来。这群人走了之后，我收拾好包，一口气跑了好几公里，跑出野竹林。跑出去之后，一个山坡上有一户卖水的，卖水的老太太就问我怎么那么慌张，我说我遇到了劫匪。她说前几天刚有一对从北京来的新婚夫妇在里面被杀了，你自己一个人也太大胆了。

　　 《华夏时报》：遇到这种事情之后，你还会一个人出去写生吗？

　　 袁家保：写啊。在这之后，也就是1983年，我去了黄山。黄山的天柱峰地势比较高，角度也比较好，上去之后可以看到下面的“梦笔生花”。在那里，我正好遇上大暴雨，雨越下越大，我就往回走，走到“梦笔生花”的地方，结果山路太滑，我摔到了山谷里。幸好有一棵树挡住了我，没能继续掉下去，不过，我的腿这里还是受了伤。前几年还又去301医院做了一次手术。现在回想起来，没有那棵树，我就没有命了。

　　“也要感谢这个时代”

　　 《华夏时报》：有没有让自己非常高兴的事情？

　　 袁家保：其实让我比较高兴的就是画出一幅很不错的画儿来，或者是看到自己的画儿在技术上又有所提高。

　　 《华夏时报》：那您后来是如何慢慢地从这种困境中走出来的？

　　 袁家保：画儿就是这样，年岁越多，就越好一点。真正要感谢的还是这个时代，国家富裕了，搞收藏的人多了，画也就自然好卖了，中国书画市场有了一个压力。

　　 《华夏时报》：遇到劫匪，掉到过山谷里，那家人还会支持您吗？

　　 袁家保：挺支持的。不过我可以说一点小插曲，我有两个孩子，前几年，我问他们：“我年龄大了，你们两个以后谁想继承艺术创作？”他们两个都不说话。我问“你们为什么不说话”，他们竟然说是害怕。我说：“有什么好害怕的呢？”老大说：“从我记事开始，每天早起，你是在那里练字练画；晚起，你也是在那里练字练画。我后来都参加工作了，你还是在那里练字，几十年了，都是这样。我没有这个毅力，所以一提到这个画画，我就害怕。”到了老二的时候，他说：“哥哥害怕，我也害怕，不过怕你太伤心，我可以看一些书画理论，也可以适当练些字。”你看，孩子都这样，可想而知，画画在很多人眼中还是挺辛苦的一个事儿。

　　太多画家为名利而画

　　 《华夏时报》：现在越来越多的画家开始成立自己的工作室或者是画廊，你怎么不打算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和画廊呢？

　　 袁家保：与很多人不一样，我画画儿不是为名，也不是为利。画一些比较理想的画儿就是我的目的。除此之外，我更是为传承中国古代的一个传统，这是诚心诚意的，也不是说大话，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华夏时报》：您认为现在很多人画画儿更多的是为了名利吗？

　　 袁家保：不见得全部如此，但是可以说，现在的很多画家跟古代的画家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在于大部分的画家想法太多了，主要是名利这方面比较重，他们画画的目的不是汲取传统，然后进行再创作。他们画画儿大都是为了赚钱，还有一些画家把精力都放在了跑关系上面，所以说，这些画家的画都画得比较浮躁。这样的话，书画界就不是那么单纯了。

　　 而且当前书画界比较乱，真正画得好的画家太少了。一般的画家，字写得好的不多。其次，诗词歌赋方面也不太擅长。所以说，现代的中国山水画创作，与宋代相比，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是后退的。

　　 《华夏时报》：你说的书画界不再单纯具体的表现在哪些地方？

　　 袁家保：这个市场里，画作的价位高，不意味着他的艺术水平就高，而在于他名气的大小和官位的高低。作为一个画家，你的画艺术水平再高，你没有名气、没有地位，这个画也是卖不出去。这也和买画的人里面，懂画的少有很大关系，他们买画儿，但是不见得就一定懂画儿。

　　除了创作，

　　其它都是次要的

　　 《华夏时报》：你说“不为名，不为利”，在这个社会里会有人相信吗？而且现在你的画进入荣宝斋了，你如何解释和看待？

　　 袁家保：如刚才所讲，实事求是地说，我画画真的不是为名利。当然了，我们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我要生活，我要吃饭，我还要交物业费，这样的话，我有的时候是会卖一些画儿的，算是养活自己和家庭吧。但这并不完全意味着我就是为名利而画画儿。

　　 《华夏时报》：可不可以这样总结——你有无奈，比如当今的书画界，为了追求名利，很多人不去认真搞创作，没之前那么用心了；还有一个就是你有感动，你感谢这个时代给予画家们一片天空，让大家去创作，去生存？

　　 袁家保：对，无奈和感动都有。

　　 《华夏时报》：现在很多作品，动辄就是千万元，即便是亿元的画作也是屡见不鲜。您期待这种天价降临在您的作品上吗？

　　 袁家保：没有，真的没有。

　　 《华夏时报》：是因为觉得自己分量不够，还是自己没这种期望？

　　 袁家保：没这种期望。我觉得画家还是要先把创作这一块把握好，其它的都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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