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余雪菲 实习生 徐曼曼 杨明

　　

　　■ 本期嘉宾：

　　马蔡琛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

　　高鹏怀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蒋劲松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白智立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

　　编者按：

　　“三公”经费，不是新鲜词汇，更不是新鲜话题。所谓“三公”经费，即政府部门人员在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产生的消费。这不仅是微观意义上的数据统计，更形成了一种社会现象。尤其是近年以来，人们要求相关部门公开“三公”经费的呼声不绝于耳。

　　终于在今年，公众看到了国家相关部门对“三公”支出的统计。但除了科技部等少数“吃螃蟹”的部门之外，公众看到的仍是多数部门的遮遮掩掩，这也导致了绝大多数部门在国家规定的时间内未能对公众公布“三公”信息。人们也不禁要问：为什么“三公”经费不能及时公开、那么难以公开？背后是不是还隐藏着不为公众所知的内容？在公布“三公”经费的问题上，相关部门是不是该出台更多的细化措施呢？

　　一 问

　　为何还有“11人”

　　今年3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研究了中央部门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三公”经费预算等有关问题。

　　会议决定，在2009年和2010年大幅压缩的基础上，2011年继续压缩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今年6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将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纳入报告内容，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然而，在规定时间内，只有科技部公布了“三公经费”，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中央部门。

　　截至8月1日（距离国务院要求的公布期限已经过去一个月时间），已公布去年“三公”决算和今年“三公”预算的中央部委数量达88个，仍有11个部委尚未公布，分别是：外交部、国务院台办、国家安全部、国家保密局、国务院侨务办、国家密码管理局、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务院预防腐败局、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白智立：国务院代表了政府的公共权力，国务院作出的要求没有得到贯彻，这体现了政府核心领导权威的失效和政府强制力的减弱。

　　蒋劲松：抛去执政权力不谈，11家中央部门的“有令不行”的确是体现了内部行政管理的力度不够。但是也要考虑到，只有科技部一个部门在要求期限内公开了“三公”经费，是不是要求的期限太短，对于机构比较庞大的中央部门来说有技术上的难度。毕竟这个做法对政府来说是头一次，公众如果完全归咎各部门也不太公平，要让他们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高鹏怀：现在的政府预算中没有“三公”经费这一项，各部门从各项专项经费中“摘”出来是需要时间准备的，但是，为何有些部门公开的时间逾期，甚至现在还有部门尚未公开？是因为首先得花时间把数据整理出来，但为了打消公众的质疑，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对数据再进行梳理和粉饰。

　　尤其是某些部门选择在周末和晚上公开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为了在公开“三公”经费时打太极拳，柔性处理，避免成为公众监督的重点，导致将来成为被审计的重点对象。此外，这次的“三公”经费公开，表面上是公开，但不仅于此，公开是为进一步监督开路，为日后的审计监督和人大监督做准备。

　　二 问

　　为何悬殊如此大

　　就已公开的“三公”经费来说，不同部门之间差异颇大。首先，从“三公”经费总额来看，国家税务总局“三公”经费超过21亿元，海关总署“三公”经费超过5亿元。而同为实权在握部门，公务接待费也存在很大差距，财政部的费用是368.47万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只有26.07万元。对此，有媒体戏称“财政部一天就吃掉了住建部一个月的钱”。

　　此外，除了数字上的差距，对于“三公”经费的说明也详略不一。例如，国家发改委的支出说明中详细列出了因公出国（境）费所花费的论坛、会议、对话、磋商、出访、调研等活动名称，并且按照不同的分类列出了详细“账目”。对于公务接待费用，国家发改委也列出了相对详细的会议、交流活动名称。相比之下，很多部门的公开账目却非常简单，甚至短到只有一个表格和几行说明。如此大的差距不禁让公众纷纷表示“看不懂”、“鸭梨很大”，难道源于其统计口径不一样吗？那么，已经公布的80多个部门各自使用的是哪种统计口径呢？

　　白智立：不同的部门公布的数据详细程度不同，不能全怪各大政府部门。“三公”经费开支是一个管理活动，那么这项管理在推动的时候就要有计划、有目的。这次的国务院要求是有目的了，但是在计划上比较欠缺。在要求各部门公开的时候，应就怎么公开、以什么形式来公开进行具体的说明。但是在要求“三公”经费公开的时候，没有做具体的计划和规定，就导致了不同部门对这个“三公”经费的公开标准不同，这种“一拍脑袋”的情况也在政府管理中很常见。

　　目前不同部门的公开详细程度的确大不相同。比如说这次“三公”经费公开中，科技部是所有部门中最先公开的，早在4月就率先公布了其“三公”费用，受到了一致好评。从某种程度上说，各政府部门的处事风格之所以差别大与其领导有很大的关系。

　　蒋劲松：既然有的部门可以做到对“三公”经费进行详细的解释，给公众一个交代，那么相信对于别的部门来说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愿不愿做”。“三公”经费详细解释，人大应该提出相应要求，但据我看到的资料，人大没有很好地履行这一职责，在某种程度上说它的这种不作为给了政府部门“想说就说，想说多少就说多少”的机会。

　　马蔡琛：各部门的人员数量不同，工作职能也不同，根本无法设定出一个标准。此外，公众之所以强烈要求公开政府各部门的“三公”经费，是对政府监控体系、诚信体系失望的一个体现。不过，公众总盯着“三公”经费不放其实意义不大。政府若是能够真正为公众服务，办实事，“三公”经费不公开也是可以的。政府同公司一样，都有“受托责任”，即受人之托、代人理财。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就应该为纳税人把事情办好，纳税人的钱不能乱花，这是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总体来说，政府的责任是要把事情做好，提高行政效率。

　　三 问

　　为何公开不细化

　　在公开“三公”经费数据的88家部门中，多数部门的“三公”经费都比较笼统，让人觉得“雾里看花”。对此，有观点认为，为了加强透明度，“三公”经费应该细化。但反方观点，认为“三公”经费本身确实“无法细化”，涉及到诸多繁杂的程序和流程及不同的统计方法。

　　马蔡琛：公开的“三公”经费数据比较笼统可以理解，毕竟，现有的政府统计体系无法支持细致的“三公”经费统计，“三公”经费统计的科目层次太低，要求数据细化不现实，也没有必要。这一制度设计没有义务让所有人都看明白，如同笼统的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但如有独立的会计师审计，就不该怀疑该笼统数据的可信度。

　　高鹏怀：公开透明不能完全做到，因为这已经涉及到国家机密的泄露。

　　四 问

　　与国外差别有多大

　　据专家介绍，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由来已久，而且非常成熟。政府花的每一笔钱只要不是涉及国家安全都要向社会公开。这就形成全民监督，政府的不必要开支就自然下降了。类似的这种做法对于中国来说很具有借鉴意义。

　　白智立：有很多国家在政务公开方面已经非常成熟和透明，例如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就从地方政府开始公开其相关信息，整个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由地方到中央逐渐实现政府信息的公开。从财政预算的支出到相关的信息发布都很透明，甚至连公务员“去了哪个餐厅进行公务接待”、“点了什么酒”这样的细节都有交代，充分体现了公民意识的进步。

　　蒋劲松：国外的经验固然值得借鉴，也要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没有形成这样一个“优良传统”，对于很多部门来说还是新的做法。要形成成熟的机制，还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机制还是自上到下的方式更加适合，中央部门做出表率，那么地方政府也会上行下效，逐渐铺开。

　　高鹏怀：纵观国际，有监督的政府体制下预算支出是都要公开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行政管理的一个最大特点是议会监督，而且监督的专业性非常强。然而，在中国虽然行政上有审计署进行专业监督，但监督力度仍不够；行政之外有人大监督，但人大监督的专业性不强，人大代表中能够了解审计工作的最多只占到1/3。此外，对于政府的预算支出，西方发达国家的议会有无条件的调查权和质询权，但不是轰轰烈烈的运动式公开，因为这在国外可能会被指为“政治秀”，毕竟真正的监督是有成效的、有目的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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