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龄化与大量剩余劳力长期并存

　　侯东民

　　当前，有关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认识思潮，以盲目类比而完全背离了中国现实。这一思潮最令人担心的是无视庞大人口当前、今后对中国发展的不利影响。多方面国情使我国老龄化效应远弱于西方。随经济发展，人口规模滞后效应日趋显现，值得中国人口战略深刻认识、高度关注。

　　劳动力还是剩余

　　一些人渲染人口问题已经消失，劳动力短缺时代已经来临，乃至称中国很快需要引进1亿劳力。近年作者一再指出，1957年中国耕地达到峰值农业劳力仅1.9亿，至今耕地减少数亿亩，化肥、农药、机械已大量使用。但农业劳力当前近5亿，其中一产劳力3亿。假设以粮食为主的农业1957年以来生产率仅提高一倍，当前一产劳力仅需1亿。加上城镇下岗者数千万，不难估计当前中国剩余劳力不少于2亿。

　　近年的民工荒是企业只利用劳动者生命最年轻时段并随时弃用城乡40、50劳力的结果。弃用农民工年龄更低，而35岁以上劳力占总劳力近60%。在这种状况下，高呼劳动力短缺，实在匪夷所思。

　　近年的民工荒不是什么刘易斯拐点，恰反映了劳动力大量剩余，以及维护劳动者权益社会还有许多必补课程。世界上没有一个老龄化国家只用年轻劳力。40、50上岗是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最起码的条件。随着年轻劳力吸纳殆尽，市场力量也将教会中国企业善待中年劳动者的劳动权。

　　在迄今存在大量剩余劳力情况下，近年流行的所谓人口红利及其消失说完全背离了现实。近年经济发展得益于廉价劳力是人口红利结果的看法在社会广泛流行，其实纯是无稽之谈。刘易斯拐点论提示，决定发展中国家劳力价格的只是剩余劳力多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劳力无时不廉价，印度不在人口红利期，劳力更廉价。至于提到中国人的高储蓄，在“3人活5人干”时，只会产生损益，不会生出人口红利。

　　转型期就业形势更要担心

　　近年国内外都有人热炒印度将因人口红利超越中国。其实，低收入时不明显的人口规模效应随着经济、城市化发展，人均消费水平提高，影响将成倍放大。因人口差异中印与日韩这种影响无疑完全不同。本世纪中印崛起必是两国人口增长滞后效应充分展现的时期。

　　中国经济规模目前相当于美国、德国、日本之和的1/6，劳动力为三国总和的三倍。2020年左右世界人口80亿左右，中印两国劳动人口就达20亿，其潜在生产能力足以供应几个地球。无论如何，对中国仍待转移的数以亿计的农业劳力而言，今后依赖劳动力密集性企业转移，难度越来越大，而经济降速、产业升级、增加海外投资以及后来者的竞争，均会影响劳动力转移进程。

　　从国际老龄化情况看，当前西欧多国老龄化水平超20%，日本达23%，相当于2050年中国水平。这些地区老龄化进程中迄今均不见学者一直疾呼或依据以判断中国今后就业形势的劳动力短缺。相反，1980年以来西欧失业率一直在8%~10%徘徊，其原因是经济日益依赖科技进步而不依赖甚至排斥劳动力增长，加上其他因素，导致发达国家1970年代以来(人均GDP高于5000美元后)经济调整与产业转型明显，对日本而言更与其成为世界工厂后所致经济转型有关。

　　目前中国已成新的世界工厂，人均GDP接近5000美元，劳动成本上升在逼迫经济转型。上述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调整、失业增加趋势今后在中国如何表现，很值得关注。

　　中国老龄化完全不同于西方，至今附着大量剩余劳动力。有多方面理由对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就业形势更表示担心。因为对比日本，中国经济转型不仅是高端产业尚无足够实力，更在于与庞大人口相联系的中低端产业规模空前巨大。

　　假设经济转型使中国的高端产业达到今天日本经济规模，按日本水平仅涉及6000万劳动力；内生一个美国经济，涉及劳力也只1亿略多，另外还有7亿~8亿劳力。日本1亿人口的经济转型可以轻易抛弃纺织、制鞋等低附加值产业，实现大量工厂外迁，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作为新的世界工厂，中国经济转型非日本可以比较，转型期怎样走出这种状态，是全新的问题，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尤其值得进一步观察。

　　与西方老龄化特点不同，中国老龄化与大量剩余劳动力问题并存，必将是较长期最基本特点。西方、日本老龄化迄今与失业增加相伴随，说中国很快出现劳动力短缺，更是杞人忧天。真正值得关注的中国相关问题，恰是大量剩余劳动力下的经济转型必将使近30年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时代面对转折，中长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即所谓人口红利消失，毫无疑问相当长时期内起的正是舒缓就业压力的积极作用。

　　老龄化效应中国远弱于西方

　　迄今对中国老龄化的危言耸听，不仅对就业形势判断诸多错讹，针对“未富先老”对社会负担问题分析也是表面的、站不住脚的。

　　老龄化的社会负担主要取决于社会保障状况。西方老龄化时已是高福利社会，社会保障一般占GDP25%左右。中国目前仅6%，每月每人55元的新农保出台也仅约占GDP千分之几。因此，“未富先老”下中国社会保障是从较低水平起步，这意味着未来中国有充分余地吸取国际经验，通过控制社会福利占GDP比例，使福利增加与未来经济及老龄化发展相适应。只要这一比例控制适当，社保收支本身因年龄结构变化未来有一定亏空，国家也有能力补充。

　　此外，中国的福利调控还是社会保障从无到有、从少向多过程中的调控。因“未富先老”渲染中国似乎面对更大老龄化危机，完全不切合国情。(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