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促水电投资疯狂 地方为税收不顾生态危险

　　章轲

　　尽管早在2010年10月，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担任主席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下称“国合会”)就已向中央政府建议，遏制目前有些地区水电开发的无序局面，但是这仍不能阻止目前一些地方以近乎疯狂的速度进行水电开发。

　　2日晚，央视《经济半小时》播出《甘肃舟曲不顾地震台等反对 上马大批无证小水电》新闻后，截至《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发稿，仅在新浪网上就有约3000网民表达看法。有网民表示，这是一种“疯狂的自杀行为”，“一为政绩，二为收钱”，“追求利益最大化，自求毁灭！”

　　另据本报记者从各渠道得到的信息，近年来，尽管反对盲目建设水电站的声音不断，甚至反对之声来自更加高层和更加权威的人士，但丝毫没能阻止水电开发的步伐。

　　被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徐道一称作“不要命”的水电建设“大跃进”正在各地上演。这其中，舟曲仅仅是这场大戏中的一段插曲。

　　利弊相抵 得不偿失

　　“极其脆弱的地质环境使得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地质灾难。”昨日下午，徐道一对本报记者说。

　　徐道一给本报记者发来了6份文件，都反映了水电开发问题。在一份题为《“三江”水电建设需要区域地质环境安全评估》的文件中，两位专家表示，“造成‘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地区水力资源特别丰富、建设条件特别优越的原因，也是其水电开发风险特大的总根源。”

　　他们分析说，怒江(含澜沧江、金沙江)云南段是在怒江断裂破碎带基础上发育而成的走向断裂河。自第四纪以来，受深大断裂强烈活动的影响，使得怒江两岸地层、地形、地貌处于极不稳定的状况，四周环境十分脆弱，地震、地质灾害频发。把大坝建筑在这样地质结构上，在怒江断裂带的相对位移条件下，大坝安全无法保证。

　　两位专家认为，在“三江”地区搞水电开发的可能结果是“利弊相抵，得不偿失”，而这一切都与其特殊的地质背景有关。

　　央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水电开发给舟曲地方财政带来了一年2000万元左右的税收，但是，因为一次特大泥石流造成的灾害，中央和省级财政需要投入的援建资金就高达50.2亿元。”

　　在反对盲目建设水电站的声浪中，也首次出现了来自“中国政府最高级别智囊”层面的声音。在去年10月召开的国合会2010年会上，与会中外高层领导和专家以国合会的名义向中国政府建议：遏制目前有些地区水电开发的无序局面，在生态环境保护优先的原则下适度有序地开发水能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担任国合会主席的是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这份建议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牵头调研、起草。

　　建议指出，大坝与水库建设极大地改变了原有河流的水流流态、水温、水质、底质和地形等水文、水动力条件，破坏了水生生物生长、产卵、繁殖所必需的生境，降低了水生生物多样性；国家有关部门应根据流域的整体生态环境特征和生物多样性的分布，明确划出禁止建坝的受保护河流或者河段，以遏制目前有些地区水电开发的无序局面。

　　水电与干旱“噩梦”

　　在中国的西南，水电开发最甚。地质专家杨勇曾经给本报记者提供了这样一幅《西南水电百团大战图》：

　　岷江干流，18级，总装机量262.48万千瓦；

　　大渡河干流，21级，总装机量2211万千瓦；

　　雅砻江干流，22级，总装机量2628万千瓦；

　　金沙江干流，20级，总装机量7472万千瓦；

　　嘉陵江上游白龙江，8级，总装机量80.2万千瓦；涪江上游，31级，总装机量120万千瓦；沱江上游，23级，均已基本建成；

　　澜沧江干流(云南境内)，15级，总装机量2560万千瓦；

　　怒江干流，13级，总装机量2132万千瓦；

　　此外，岷江上游干流规划了7级开发；乌江干流规划了11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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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长达10页的西南地区“部分”水电站资料。

　　“跑马圈水”、“遍地开花”、干支流“齐头并进”。杨勇对本报记者表示：“正在进行着的西南水电开发的‘大跃进’，其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不亚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森林的毁灭性砍伐。”

　　连日来，湖南、贵州、云南的干旱“噩梦”再次到来。据新华社的报道称，7月以来的高温、少雨天气致使湖南南部、贵州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南部和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重度气象干旱。洞庭湖、鄱阳湖已经明显“瘦身”。

　　对于这种持续性的连年干旱，杨勇认为，从近几年的情况分析，频繁发生的长江中下游枯水甚至湖泊干涸现象，一是长江中游湖北、湖南主要支流上建设了一系列电站水库，枯水期蓄水导致下游流量锐减，使入湖流量、沿河提水流量减少甚至断流；二是与三峡大坝蓄水发电确实有很大关联；三是水资源调配出现问题，水库水利设施在关键时候没有发挥应有作用。

　　杨勇分析说，随着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干支流一系列水电站以及南水北调工程的建成运行，加上西南地区和长江流域旱涝灾情与江河洪枯往往是同期重叠出现，今后江河水文水量调配矛盾将更加严峻，结构性缺水将演化成结构性争水，而工程性缺水矛盾也会显现。

　　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也对本报记者表示，许多观测数据和研究结果表明，虽然降水减少是造成长江中下游旱灾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三峡水库等大型水电工程的蓄水，的确也对干旱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以洞庭湖为例，范晓分析认为，以洞庭湖、鄱阳湖为代表的这些通江湖泊，下连长江干流，上接长江支流，或纳洪蓄流、或出水补枯，与长江互为调节。正因为江湖相通，当三峡水库蓄水时，一方面入湖流量减少，另一方面，长江水位降低后，也使湖泊水位被下拉，加快了湖水外泄。

　　在湖南的湘江流域，湘江干流永州东安至长沙是首尾相接的10座梯级电力枢纽，湘江支流洣水、耒水、舂陵水、潇水、涟水等几乎都实现了水电梯级开发。范晓告诉记者，这些水库在汛期后的集中蓄水，正是近年来湘江下游水位屡破历史最低的重要原因。

　　“低成本”让开发商疯狂

　　主张大力发展水电的人认为，根据2001~2004年中国水力资源普查结果，中国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6.89亿千瓦，其中可开发水电装机容量为4.02亿千瓦。西南是中国水能资源最富集的地方，四川、云南、贵州、重庆、西藏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为4.9亿千瓦，占全国71%，但目前开发程度还不足8%。

　　而中国目前的水电资源开发程度也不足25%，与世界水电开发先进水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加快水电资源开发，是提高中国水能资源利用效率的迫切需要。

　　“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的水能理论蕴藏量为8549万千瓦，占云南省的82.5%，适宜建设若干高水头的大型梯级电站，是云南水电资源开发的主力军。”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冯建昆说。

　　不过，在中国社科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郑易生看来，中国水电建设已经由技术制约、投资制约、市场制约阶段，发展到目前的生态制约阶段。在这个阶段，仅仅使用“技术可开发量”或“经济可开发量”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水能开发现状显然不够。

　　“因为那些在经济上可开发的水能资源，如果突破了生态环境许可的界限，是不应当放在合理开发的范围内的。”郑易生说。

　　西南地区是一个极为复杂多样的地区，它的区情是什么？郑易生说，“是其自然条件有好几个‘最’，而不是一个‘最’。”

　　研究表明，西南地区是我国水力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但同时也是大型工程开发地质风险最高的地区，是世界公认的地球在生物方面最丰富和最脆弱的陆地生态区之一，它还是中国少数民族最聚集、文化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

　　那么，水电开发商们又为什么要争先恐后地“跑马圈水”？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沈可挺博士的一项研究发现，“急剧膨胀的水电投资，不完全是为了缓解短期用电的需求压力，也不完全是为满足长期用电需求增长。”他认为，在一些地方提升能源需求量预期的诸因素中，已现出了非理性的、超经济的、投机性的，甚至是“讹诈”的成分。

　　显然，这里有一些特别的利益。

　　其中之一便是水电的“低成本”优势。据沈可挺介绍，从电站(电厂)建设的固定成本来看，水电每千瓦造价在7000～10000元之间，30万～60万千瓦国产机组的火电单位造价为5400～6300元，进口66万千瓦机组火电为7200～8200元，水电比火电高出约40%。

　　但考虑到国家对环保控制要求的提高，火电用于脱硫、脱硝、除尘等方面的资金支出可能会占到造价的三分之一，水电、火电的造价将逐渐接近。而从运行成本角度看，火电的燃料成本占发电成本的60%以上，2004年，火电运行成本平均约0.19元/度，水电仅0.04～0.09元/度，水电成本优势显著。

　　问题是，为什么水电成本那么低呢？沈可挺指出，水资源对水电开发商来说，是一个无需付费的资产。从理论角度看，典型的工程水利的思维是：在大江大河上建坝截水即自动拥有水资源使用权。

　　“在我国当前淡水资源日益紧缺、能源需求不断提高，水利水电项目大批建设的时期，如何可持续开发和利用河流是我们必须考虑和应对的问题。”王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