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联防费是谁的耻辱

　　顾骏

　　近日，广州全市各街道出租屋管理中心收到上级内部通知，全面停收流动人员的治安联防费。消息传来，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更感郁闷。一项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收费，在一个素称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竟能违拗民意，无视正义，顽强延续到现在，让人真正无语了。

　　记得当年上海也曾经强行征收针对农民工的“暂住管理费”和“再就业培训基金”，前者用于支付专门用来管理流动人口的城乡结合部的联防队经费，后者用于本地下岗失业人口获得技能培训，以弥补他们被农民工“夺走”的就业机会。一个乡村来的人，在将自己的生命幻化为城市的繁华，在以税和费的形式，给城市做了“贡献”之外，还需要以特殊的缴费来赎买在城市里生活的资格，这是所有歧视性收费的潜台词。

　　本世纪初，在国家废除“收容遣送条例”之前，上海就废除了所有这类收费。事实证明，没了“暂住管理费”，治安力量没有瘫痪，治安形势没有恶化；没了“再就业培训基金”，本地的失业人员也没有饿死，就像有这笔钱，他们的技能也没有得到多少提高一样；没有所有这类收费，整个城市更没有运转不灵。这充分说明，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收费只是一项不加掩饰的羞辱仪式，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价值：不是城市真的需要农民工在血汗之外，再贡献什么，只是为了每个月提醒他们“不配做城市人”。

　　谁都不会认为，对于广州那样经济发达的现代城市，一个农民工每月缴纳的2.5元钱，就那么重要。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城市是从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的2004年开始征收，并心安理得地征收了7年。2006年3月，广州市民赖先生还因质疑治安联防费的合法性，将越秀区公安分局告上法庭，二审判定赖先生败诉。广州市民为去除城市的这一耻辱所作的努力，失败了。

　　如果说，当年上海设计这项收费时，曾刻意淡化其歧视性，把文章做在“常住”和“暂住”的区别上，显得技术色彩更浓一些。广州的“治安联防费”则明目张胆地将外来人员打入另册，只向特定人员收取的这一费用，明白无误地告诉所有人，农民工是“治安”的重点防范对象，这个群体是问题人口，这些个人不管是否实际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都是潜在的嫌疑人。难道广州户籍市民中就没有违法犯罪人员？难道农民工全部都是违法犯罪人员？难道治安联防队所有作业仅仅由于农民工的存在而成为必要？谁都不敢这么说，公安机关也拿不出可以证明的数据，但伴随着羞辱的这项收费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征收了7年。

　　一个既觊觎农民工的血汗，又公开加以歧视的城市，不但无法获得农民工的认同，而且必定招致他们的拒绝甚至反抗。近年来，民工荒逐渐蔓延，珠三角在同长三角等地竞争农民工时，明显处于不利地位；今年里，广州、潮州、东莞等地先后出现骚乱和罢工，其中尤以广州下辖增城市新塘镇的四川农民工集聚打砸最为严重，连续三天，卷入数万人。在所有这些劳资纠纷、官民对立，还有户籍市民与农民工冲突的背后，难道没有“治安联防费”之类的“羞辱仪式”的催化作用？

　　不谈道义，不谈用工，仅仅从城市管理，包括治安防范的角度来说，采用向流动人口强行征收“治安联防费”也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立足于收费，而不是服务的管理，从来难以得到管理相对人的配合。多年来，因为将农民工排除在公共服务之外，各地管理机构无法准确统计农民工的人数，“居住在这里的人员，不一定登记在册；登记在册的人员，不一定居住在这里”，成为普遍现象。基础数据的缺乏使得对农民工的有效管理难以落实，更不用说因为情绪对立而造成的治安和刑事案件的多发。在全国主要的经济发达城市中，广州的治安形势一直相对较差，当地政府是否研究过，治安联防费的征收同治安形势的不良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治安联防费取消了，这个研究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但除了治安联防费之外，其他针对农民工的羞辱方式是否继续存在，它们同治安形势不良的关系，还可以研究，只是希望这类研究越快结束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