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改革没有时间表

　　财新《新世纪》记者 蓝方 曹海丽 见习记者 朱以师

　　博物馆事业高速发展，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两种改革力量无法合流

　　“故宫是座博物馆。”在故宫博物院网站首页的醒目位置，公众会首先看到如此表述。

　　 时至今日，在中国，随着公众日常文化消费需求日益攀升，博物馆正在步入一个高速发展时期。与此相同步，无论是决策者还是博物馆经营者，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对现有博物馆体制进行改革的呼声。

　　 根据国际博物馆协会2001年通过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研究、教育、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

　　 自1905年，清末甲午科状元张謇在南通营建第一所国人自办的、最具近代博物馆意义的博物苑，中国至今已有3020个博物馆。但博物馆普遍官办的性质，财政投入的单一筹资模式，以及当下政策对公益性的不完全阐释，都构成其良性发展的瓶颈。

　　 以市场化、社会化为取向的改革早在数年前就已起步。在地方，一些自发性的尝试缘起于财政投入不足的压力；中央层面，在“公共文化事业回归公益”的主导思想下，政策调整也在进行。

　　市场化起步尴尬

　　 中国的博物馆事业是西方的舶来品，但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却和西方博物馆有着截然不同的路径。

　　 西方博物馆从私密搜藏到逐步开放成为社会教育的公共机构，有着漫长的历史形成和内在的文化动力。在文化部政策法规司改革指导处副处长郭长虹看来，中国博物馆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恰恰不是文化，而是经济，或者政治。

　　 郭长虹解释，中国当前博物馆的发展，第一推手是地方政府对建设纪念碑性和地标性建筑的冲动；第二是某一行业对行业记忆的追述，由此促进了行业博物馆的发展；第三便是民间收藏群体的壮大，带动民间博物馆的发展。但这类博物馆的身份定位，却因非盈利机构的概念在中国社会的缺失而面临尴尬。

　　 三种推力所造就的博物馆的繁荣，与公众的需求并不合拍。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带有事业单位身份的国有博物馆乃是主体，自其诞生就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和政治性。“例如策划一个展览，是层层下达的政治任务，而不是源于公众的文化需求。”

　　 在传统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下，业内对博物馆的运营状况有着很多自嘲的说法。诸如“经费靠财政，组织靠发文，观众靠上门”；“老面孔（陈展不变），老地方（展所不变），老腔调（说教方式不变）”；“一流的展品，二流的展览，三流的服务”；等等。

　　 改革的动力，源于博物馆自身。一位业内人士指出，长期依赖财政拨款，而文博单位又相对弱势，全国大多数的博物馆运营经费严重不足。

　　 此种背景之下，一些博物馆开始引入市场化机制，寻求多元化的经营收入。例如针对市场需求进行策展，增加门票收入；开发周边产品，进行特许经营；运营餐饮休闲场所、出租场地；转让文物保护技术和科学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等。

　　 市场导向给许多博物馆带来活力。经营管理的理念被引入，一些博物馆开始面向社会需求，着力打造自己的品牌和影响力。

　　 在发达国家，博物馆已经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机制和完善的管理和监管模式。但在中国，运营的规则和收益的分配却成为监管盲点。

　　 郭长虹解释，博物馆在资源的分配上，寻租的空间太大。寄生于博物馆的各种关联公司，与博物馆和个体工作人员的关系盘根错节。而另一方面，博物馆从运营中获得的收益并不公开透明，经营性收入转而成为部门小金库的案例比比皆是。

　　 但他认为，不能因此而将博物馆的经营探索一棒子打死，而是应该进一步完善透明监管的机制。

　　管理体制变革滞后

　　 未曾料到的是，博物馆自发的市场化探索，却被2003年开始的免费开放政策打乱。

　　 2003年底，浙江省率先宣布其公立博物馆逐步实现全部面向观众免费开放。免费开放的政策由此逐步在全国推开，并在2008年初全面启动。截至2009年底，全国免费开放博物馆、纪念馆总数达到1743个，约占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博物馆、纪念馆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总数的77％。2008年至2009年，接待观众8.2亿人次，平均观众量比免费开放前增长50％。

　　 除了陡然增加的客流量给各个博物馆的接待、运营带来强烈冲击，前所未有的财政投入，也直接消弭了很多博物馆一度高涨的经营热情。

　　 “钱越花越多，却失去了激励机制，看不到效率。”一位业内人士如是评价免费开放政策对博物馆运营的影响。他举例，门票的费用由政府代为支付，但并未有精确统计管理，往往是由博物馆上报一个约数，博物馆自身也因而失去了精心策展、改善服务而吸引观众的动力。财政埋单，多是任务型消费，“例如做300万元的政府采购，无论如何要把钱都给花出去。”

　　 事实上，在政府埋单的前提下，同样可以有很多类似购买服务这样的激励的措施和途径。但目前缺乏精细化管理的资金投放，不仅未能推动博物馆管理机制的改革，反而增加了这类事业单位在资金和人事上对行政系统的依赖。“成了只对上级领导负责。” 上述业内人士强调，这事实上与公共机构的改革精神相悖。

　　 多位学者均指出，作为公共机构的博物馆，更应从其管理机制上体现其公共性，让整个博物馆在其发展规划、具体的展览策划、服务的提供等方面，都能够与公众沟通对话，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而非以行政需求为导向。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宋向光介绍，国家文物局这些年一直推动博物馆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如对国家一级博物馆的评估，是否建立了理事会制度，即是考量博物馆组织管理的重要指标。

　　 与中国的事业单位管理机制截然不同的是，国外的很多公共博物馆都采取了理事会制度。以大英博物馆为例，理事会实行宏观管理，主要负责制定博物馆的相关政策和发展规划，对博物馆财政收支情况实行监管，审查、批准和检查博物馆馆长执行计划，并提名博物馆馆长人选等。日常管理主要由博物馆馆长负责，并接受理事会的监督和检查。

　　 作为国有大型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的运营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文化、新闻和体育部（DCMS）的拨款。然而，大英博物馆并不直接受DCMS的领导和管理，而是由非政府公共文化管理机构——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委员会作为中介机构来实现政府对博物馆的控制。这种间接管理方式有效避免了政府主管部门管得过多过死，保证了精简高效的“小政府”的运作，也使博物馆有充分自由发展的空间。

　　 美国同样采取“董事会领导下的馆长负责制”，同时管理系统内部对业务和经营严格区分。一些大型博物馆，都专门设有与馆长平行或略低于馆长的总经理，专门负责经营事务。

　　 “理想中的理事会，可以政府的财政、业务部门出一些领导，同时吸纳公共政策、学术界的专家，共同决定博物馆的事务，馆长向理事会负责而非向行政领导负责，理事会则需要向社会负责。”一位业内人士如此描绘理事会前景。

　　 “真正要贯彻，还要找到西方理事会制度和我们的事业单位的一个结合点。”宋向光指出，如果建立理事会，那么党委和理事会的关系即需要处理，同时人事的任免权也要交接到理事会。不过在他看来，这些都不是从技术上无法解决的难题。“理事会制度，更多体现的是事业单位的自主管理，其实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方向。最关键的是要从实质上建立起博物馆的法人地位，让它能管资金和人事。”

　　 不过，在博物馆业的矛盾尚未充分暴露之时，这一场以建立理事会为目标的改革，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上面没要求，下面没动力”，或将是一场永没有时间表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