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贝汉：梦的迁徙

　　19岁被欧洲电影大师相中，25岁赢得威尼斯影帝，28岁成为奥斯卡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制片人。现在，70岁的他是欧洲一流的纪录片大师。谈及自己在电影界的传奇一生，雅克·贝汉说：“人生只有一次，我想用梦想填满它。”

　　徐佳

　　70岁的雅克·贝汉拥有许多值得荣耀一生的头衔。童星、英俊小生、情歌王子、威尼斯影帝、奥斯卡奖最年轻的得主、摄影机械设计家、新自然奇观片的创始人……

　　“这就像许多不同的帽子，我可以戴这个，也可以戴那个。”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邮件专访时，贝汉如是说。

　　一周前，这位风度翩翩的电影人第四次来到中国，为8月12日公映、并被百视通购得独家新媒体版权的《海洋》预热。此时，戴在他头上的帽子是“《海洋》的制片人兼导演”。

　　对贝汉来说，这是忙碌的一周。从北京、广州再到上海，他密集地接受媒体的狂轰滥炸；频繁地参加各种各样首映典礼；慷慨地与年轻的中国电影人分享他的纪录片拍摄之路。闲暇时，他还不忘与冯小刚等中国影人见面，找寻合作的可能性。

　　最后一站抵达上海时，精力旺盛的老爷子也累病了，感冒、外加咽喉充血，但仍坚持出席了上海电视台为他举办的纪录片主题讲座。面对上千位听众，他嘶哑着嗓子，不间断地讲了两个小时，并耐心地回答了每一个提问。70岁的老人操劳至此，就连翻译也数次暗暗劝阻：“你就别用话筒了，小声跟我说。我给你大声翻译出来。”

　　讲座后的第二天，《海洋》的副导演雅克·克鲁索赶来救场，替贝汉接受采访。他解释，作为一部耗资巨大的纪录片，《海洋》的版权卖得不错，但票房分成还远没有抵消投资，“而宣传是一个制片人该做的事情”。

　　从威尼斯到奥斯卡

　　年轻影迷所熟悉的雅克·贝汉，是那个藏在摄影机背后极具人文关怀的纪录片导演。其实，他的影坛经历远比人们想像的要丰富。

　　“贝汉”这个姓氏原本属于法国酿制葡萄酒的大族。到了雅克·贝汉父亲这辈，它已经打上了“戏剧”的标签。1941年，贝汉出生在巴黎的一家剧院中。其父亚历山大·西蒙内特是那里的舞台导演，母亲则是演员。童年的贝汉长期置身于艺术表演的氛围中，母亲温柔吟诵的诗句是哄她入睡的“催眠曲”，张力十足的戏剧表演则是打发时间的娱乐消遣。

　　6岁那年，他被选中出演大师马塞尔·卡尔内的电影《夜之门》，作为童星首次登上了大银幕。随后的12年里，贝汉一边在多部影片中跑着龙套，一边在戏剧舞台上磨炼着自己的表演功底。其间，他曾创下一出剧目连演400场次的佳绩。

　　就在这其中一次的剧团演出中，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瓦莱里奥·苏里尼恰巧坐在观众席上，他欣赏贝汉的精湛演技，并邀请这位年轻的法国演员，主演自己的下一部爱情喜剧片《带手提箱的姑娘》。1960年，该片在欧洲正式上映，并入围戛纳电影节。雅克·贝汉借此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这一年，他刚满19岁。

　　与贝汉在《带手提箱的姑娘》演对手戏的是著名的意大利“碧姬·芭铎”克劳迪娅·卡汀娜，那时的卡汀娜刚刚拍完维斯康蒂的《洛可兄弟》，风头无限。初出茅庐的贝汉与她对戏，不仅并未显出丝毫的生涩，反而游刃有余。影片上映后，曲线毕至的卡汀娜征服了全欧洲男人的心。而金发微卷、一脸天真稚气的贝汉则成为全欧洲少女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带手提箱的姑娘》开启了贝汉与多位意大利导演合作的历史。三年后，他与苏里尼二度携手，出演了《家庭日记》，为导演带来一座威尼斯金狮奖。1966年，贝汉自己的演艺事业迎来第一个高峰。他与另一位意大利导演科斯塔·卡瓦拉斯合作《半个男人》，荣获了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男主角奖，而此时，他才刚满25岁。

　　“这个奖对我来说并不意味这什么。”回忆年轻时代的辉煌时，贝汉告诉记者，他从不刻意去选择什么，无论是影片的题材或是自我身份，“我只做我感兴趣的事情，其他的东西并不会多加考虑。”

　　翻开贝汉早期的电影作品表，他的角色几乎没有重复。悬疑片、政治片、喜剧片、爱情片，均驾驭自如。威尼斯称帝后，贝汉回到了法国。翌年，他又出演了新浪潮导演雅克·德米的歌舞片《柳媚花娇》，与青春美貌的凯瑟琳·德纳芙搭档，该片上映后又在法国本土引起了极大轰动。

　　正当演艺事业如日中天时，贝汉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1969年，28岁的他成立了自己的制片公司，工作的重心慢慢地从台前转到了幕后。

　　“演戏对我来说，就是把想象的事情和现实的人生靠拢，可以让我畅通无阻地感受另一种生活方式。”他如此评价演员这一职业所能带来的快感，“但制片人决定电影的主题，是一部电影成功的关键。”当人们好奇他为什么放弃影帝身份隐藏幕后时，他俏皮地解释：“演员是个被动的职业，总是被制片人驱使。我想尝试扮演驱使别人的角色。”

　　这次转型不久后即被证明是正确的。他担任制片的第一部作品《Z》提名奥斯卡最佳影片，并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领奖人贝汉也随之刷新了最年轻的奥斯卡得主的纪录。《Z》以希腊骚乱为背景，探讨了民主的代价。如今回头审视，这部由科斯塔·加夫拉斯导演的政治片是上世纪60年代世界影坛掀起的政治片风潮中，最为夺目的电影之一。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它被作为教科书，在不同国家的课堂上一再播放。贝汉在其中客串了一个角色，他染黑了头发，蓄起了胡子，似乎在挥别自己的青春。

　　随后，他两次携手科斯塔·加夫拉斯，推出政治片《戒严令》与《特别法庭》。1975年，贝汉制作的《特殊地带》荣获法国影院大奖，同年他出品的《胜利欢歌》再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这时候，他不过34岁而已。

　　人生只有一次

　　如果贝汉的职业履历定格于34岁那一年，他依然无愧于大师的称号。19岁被欧洲顶级的电影大师相中、25岁在威尼斯称帝、最年轻的奥斯卡得主，这是无数电影人一辈子难以企及的高度，贝汉幸运得令人嫉妒。而他总能将值得炫耀终身的历史篇章轻而易举地翻过。

　　彼时，他的兴趣突然由对政治事件的关注转为对自然生态的关注。“大自然是另一类型的政治电影。涉及整个星球的许多敏感问题。”只是这一次，成功有些姗姗来迟，资金是限制贝汉停下脚步的原因。在《胜利欢歌》的同一年，贝汉出品的《鞑靼人的荒漠》遭遇了惨重的票房滑铁卢，他负债累累并一度中断制片工作。其间，虽然他在中国人熟悉的《天堂电影院》中有上佳表演，但直到1995年，筹备了近20年的《微观世界》上映，贝汉才以制片人的身份重新登上了银幕的舞台，并开启了新自然奇观纪录片的另一扇门。

　　《微观世界》把视角投向了昆虫界的芸芸众生。在筹备这个题材之前，所有人都认为贝汉疯了。“投资人不愿意投钱，他们告诉我没有人愿意掏钱看虫子的世界。”可当影片上映时，观众却感到了某种不可思议。显微镜般的镜头下，虫子们晶莹剔透、五彩斑斓，充满了灵性。“我们启用了重达一吨的摄影机。虫子就那么小，用普通的摄影机哪怕拉个5厘米远，手一抖，拍出来的效果就像地震。虫子虽小，也有它真实的世界。那是它的价值维系所在。”贝汉说。

　　贝汉并非这部电影的导演，但他的众多理念与创意渗透其中，并在随后的作品中渐渐成型。“一般的电影，是把摄像机固定，通过焦距的改变调整目标物的远近，我则尝试另一种方式。”贝汉顿一顿，用他那极其优雅的法语一字一句地吐出：“每一个镜头，我都尽可能地靠近目标物。以前从没人这么做过。”

　　带着这样的理念，他先后推出了《喜马拉雅》和《迁徙的鸟》。这三部作品并称为“天、地、人”三部曲，奠定了贝汉一流纪录片大师的地位。其中，轰动影坛的《鸟的迁徙》其实是贝汉第一次手执导筒之作。当2001年的法国电影恺撒奖将最佳新锐导演奖颁给贝汉时，年届花甲的他用比电影里还要精彩的故事告诉大家，人生其实有无限的可能性。“我喜欢尝试不一样的角色，做演员成功了，就想尝试做制片人的滋味。制片成功了，就想尝试做导演的滋味。”他说道，“人生只有一次，我想用梦想填满它。”

　　靠近才能接近真实

　　从《微观世界》到《海洋》，贝汉创造出了一套与众不同的纪录片拍摄模式——以非常严谨的剧本指导为前提，确定主题和篇章后，再以特殊的拍摄视角、高端的技术装备、长时间的耐心等待来捕捉大自然最瑰丽奇特的众场景。

　　如果在他的拍摄现场架一台摄像机，得到的画面可能会比电影本身更为有趣。快艇跳跃飞奔于海面上，船尾用一根光纤拖曳着一枚鱼雷，其上系一台数码摄像机，以追踪一尺之隔“以10海里时速游走在金枪鱼群中的海豚队伍”；热气球式的狭小飞行器中，前排的摄影师探出的身子近乎悬空，他从南向北跟随鸟类迁徙的踪迹，一伸手几乎就能触碰到灰燕扇动的翅膀。

　　“靠近才能接近真实。”这是贝汉坚定不已的信念，这需要常规摄影技术的改进。《鸟的迁徙》中，贝汉和同伴改制了动力伞、小型飞机、像鸟一样大小的内藏摄像机的航模等工具，只为抓拍与鸟一起飞翔的角度。《海洋》中，微型直升摄影机、半潜水半陆地的摄影机通通上阵。当巨型鲸鱼跃出水面时候，微型电动遥控直升机可以悄无声息地靠近它们。一架“水下控制两用摄像”，可以同时在水面上下捕捉到海豹、海狮、水獭们仰泳的镜头。

　　而长时间的等待，则是贝汉纪录片中最基本的一项工作。“靠近动物，你必须想办法和它熟悉，征得它的同意。你要花很多时间和它慢慢相处。鲨鱼和毛毛虫都不会任人指挥。我们有耐心等待那些惊人的画面，一年不行，就等两年三年。”

　　更多的时候，贝汉并不按理出牌。在筹备《鸟的迁徙》时，他有感于加拿大人比尔·利舍曼和约瑟夫·达夫引领群鸟迁徙的构思，找来上百名学生，让他们和1000余个鸟蛋生活在一起。“因为雏鸟破壳而出的那一刹那，看到谁谁就是父母”。谁也不知道蛋什么时候出来，学生们吃喝拉撒睡全都和鸟蛋挨在一起。等鸟孵出来的那一刹那，他们就是爸爸妈妈了。到鸟能飞的时候，学生骑着自行车领跑，鸟儿就在后面跟着飞。接下来上场的是摩托车、汽车，速度渐渐提升，说快就快，说慢就慢。鸟长期跟着汽车和摄影机飞翔，待到拍摄时，已经习惯了飞行器的马达轰鸣声了。“摄影师坐在改装了的飞行器上。在数百公里的迁徙过程中，鸟就这么挨着，几乎蹭到了飞行器的边缘。”

　　“贝汉喜欢与别人分享自己的梦想。而他最不喜欢的则是墨守成规。”雅克·克鲁索如此评价常年合作的老伙伴，这也许是梳理贝汉人生轨迹的一条恰当注脚。

　　回顾贝汉的一生，你会发现他永远都在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超越自己。作为欧洲影坛最名副其实的常青树，贝汉自由地游走在演员、制片、导演三个角色中。当他的同辈还在纠结如何抉择之际，他却毫无顾忌地大踏步地向前。贝汉的合作对象中，有法兰西最俊朗的阿兰·德隆、最冷艳的凯瑟琳·德纳芙，这两个欧洲影坛如雷贯耳的名字，如今只能被书写在历史和回忆录中。大洋彼岸的美国，恐怕只有既能导又能演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能与之媲美，可贝汉驾驭题材的跨度和深度，远非克林特所能望其项背。

　　“我希望能从电影里活够一千次人生。”贝汉不断重复自己的人生格言，这让戏里戏外的他都异常迷人。